纵观清朝历史，我们可以说它兴于八旗又亡于八旗——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它兴于八旗，是因为八旗兵制之确立，使满族崛起并最终夺取中原，有了牢靠的制度保证。八旗制之既有元蒙兵制之优点，又汲取了明兵制之所长，使得它能组织并指引着满清军队，打败了由日渐败腐不堪战力之以卫所制为主所组织之明帝国军队，并最终问鼎中原。然而，也正是这种军政不分高度统一的八旗制度，最后把清王朝送进了坟墓——因为八旗制度与生俱来的痼疾，在满清取得天下之后，它很快蜕化社会坠痈，并日愈侵蚀社会肌体，最后将其彻底掏空击倒。我们当然知道：清朝最后亡于新军在武昌的起义，而新军的出现，乃是因为太平天国时，八旗其制经久，弊端亦生，一如明之卫所制，已不足镇压动乱，朝廷万般无奈，只得允许曾国藩等人自招乡勇，出现湘军淮军所致。所以，我们说，一部清史，千里伏线，到此结穴——这穴，就结在“八旗”制上。
八旗的兴起
察满族兴起的最大原因，乃因其所建立之制度能因势制宜，适时而变。制度之更变，尤在两端：一曰八旗兵制之制定，一曰封建制之确立。因八旗兵制亦有封建之性质，故此二种制度，实二而一者也。
八旗军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军事组织。他起兵后不久，便对女真族氏族社会时期就存在的兼具生产和军事职能的社会组织──牛录进行改造，《清史稿兵制一》：“清初，太祖以遗甲十三副起，归附日众，设四旗，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复增四旗，曰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八旗之制自此始。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五牛录，领以札兰额真。五札兰，领以固山额真。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皇太极时，又按民族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军八旗。各旗设立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等官职，逐级统辖。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到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这一阶段，八旗实行兵民合一，兼具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的职能。兵丁平时狩猎务农，战时自备武器粮秣，随军作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堪称一支能征善战的精兵劲旅，作战时军纪颇严，有进无退，甚至在死伤惨重、尸相枕籍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人退缩逃阵。它曾以精兵6万，采取集中兵力、连续作战、逐路击破的战法，击败明朝10余万大军，取得了萨尔浒大捷；用两年的时间攻克明军防守关外的宁锦防线，歼灭明军5.4万人；后来又在山海关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击败李自成大顺军，逐一消灭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析这种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它有如下特点：首先，是它的混合特征。这种制度乃是一种兵政合一、同时又杂合了封建性质和氏族血缘等特点的组织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里面，军民不分，生产和战斗合一——其特点有些像我们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组织形式：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其次，它还是一种高度集权极端专制的一种制度。它的领袖努尔哈赤既是女真族联盟之首领，又是八旗之最高统帅。而八旗之领属则由其之子孙等具有血亲关系的亲眷分别担任，称“八和硕贝勒”；努尔哈赤则通过他们牢牢控制住正镶八旗。固满族施行的是以努尔哈赤为核心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之体制。此种体制是八旗制度基础上之军事民主联合体，乃旗主分权共治。八和硕贝勒既共同治国，更有拥立、监督。和更换大汗之权力。汗与旗主乃并列者（《中国政制制度史清代卷》）。遇军国大事时之上令下达，则由和硕贝勒经由总理旗务之固山额真（后称都统），经甲喇额真（后称参领）传至所属之牛录额真（后称佐领）。满人尽在此八旗之编制中，登记在册，从而达到“旗统人，即以旗统兵”之效果。统一全中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看出：八旗制度在满清入关以前适应了当时的游牧战争环境，亦耕亦战，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把分散的满人连接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战斗力量。这种制度因为它军政不分军民一体，再加上高度集权，在战争期间，自有其运转自如收缩自如和效率高机动灵活的性质，也就因为这个性质，所以满清在与早已腐朽颟顸的明王朝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并利用其内乱，入关为主，后来居上。
八旗的衰落
不过，正象列宁所言：“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在夺江山时靠八旗制占尽先机的满清王朝不知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军事变革，却依然在入关并建立全国政权后，将整个八旗组织原封不动地移入新的社会体系之中，成为完全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和职业预备役军人集团，其结果只能是军队迅速变质并成为把国家拉入动乱深渊的始作俑者，正应了中国这样一句古话：“淮南之桔化为淮北之枳”。
我们可以看到：八旗制度那种军民不分的痼疾，在和平来临之际，恶性发作，成为社会顽症乃至绝症。它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损害军队战斗力，使之失去它作为军队存在的最重大理由。战争结束后，八旗官兵携家带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军营之中，驻于京畿地区的部队称“京营八旗”，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冲之地的部队称“驻防八旗”。军营内生活设施齐备，旗兵及家属不得私自外出。官兵严格从旗人内部选拔，“生则入档，壮则当兵”。都统、参领、佐领等各级军事长官同时又是行政长官，平时督促士兵从事生产、养活家口、操练武艺，战时率部出征。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支柱，酬谢八旗军功贵族，清廷开国之初即给予八旗将士相当优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后顾之忧，专心练武，保持原有的军事素质。同时也严格规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经商或从事其它谋生之业。然而，事与愿违。从顺治、康熙年间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现追求享受、战斗意志衰退的倾向。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亲王、郡王和贝勒们“逗留观望。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机”。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中，八旗军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绿营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间的一些重要战争，如柴达木之战、平定大小和卓之战、大小金川之战中，尽管参战的八旗官兵数量有限，其中一些号称精锐的八旗部队的表现却不如绿营兵，昔日敢打敢冲的作风已不复存在。嘉庆至清末，八旗军逐渐演变成专靠国家供养的社会救济组织，失去了起码的战斗能力。1799年清军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时，曾一度把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健锐营和火器营派往前线，结果因军纪败坏，不听约束，未及投入战斗就被迫撤军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议从八旗军中挑选壮丁加以操练，使之恢复入关时骁勇善战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此时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说：选练八旗丁壮是多年前的老办法了，你们却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无可练习。
八旗作为军事单位宰军事方面的落败与不称职，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第一，是尚武精神迅速失落，战斗力急剧下降。因为军民不分，和平的来临使得八旗中“民”的因素大增，旗人好逸恶劳的现象到处蔓延，加之国家对他们打江山功劳的酬谢，使得他们的腐化堕落有了物质方面的保证。于是，人人耽于安逸，优游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练功习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马骑射技艺的官兵越来越少。清末甲午战争中，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赴山海关布防。有人在芦沟桥遇见他们，但见“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一十一二龄童子也，余多衣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这样的老弱残兵当然不会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有什么作为。第二，日常训练大打折扣，军队不复再象军队。因为失去了战争压力，八旗子弟也自然识训练为多余为畏途。平日规定的每月练习步射、骑射，每年合操、考试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将领还肆意篡改条例，减少训练次数，减轻训练强度。如乾隆年间广州驻防八旗的火炮训练时间就由每年4周减为2周，射击训练的次数由10次减为5次。有的驻防八旗部队，甚至因操场被出租赚钱，干脆取消了火枪和火炮的射击练习。最后，武器保养也成多余。八旗官兵出征作战时都应自备兵器粮草，清军各级组织对官兵自备兵器的残缺废损情况平时要定期进行检查。但从乾隆年间开始，相当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备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借口经济困难不按规定置办军器，还有人将已有军器典当换钱，甚至偷偷地把军中利器──火炮砸碎卖废铁。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屡禁不止，最后只好在军器点验时实行照顾政策，不再点验旗员内护军校、笔帖式以至六品武职的军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没有经过点验的官员所拥有的军器、盔甲大部分朽坏。皇宫各门所备兵器也都成了摆设，不具备起码的杀伤功能。
八旗制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靡费国家钱粮，增加社会负担。据《北京市志稿》对宣统年间北京旗人的户口有一个统计：京城24旗，黄旗30312户，白旗34924户，红旗24317户，蓝旗29230户，合计118783户。就是11万多户，一户有人说是五口之家，我算了大约要六口之家，父母、夫妻再加几个孩子，大约五口到六口之间吧，这么个数，平均起来算。京城宣统时候旗人总数多少呢？北京旗人大约20万户，人口大约100万，仅仅一个北京就有如此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放眼全国，那这个群体就更大了。问题是，这个旗人群体不工、不农、不商，只耗费钱粮，吞食国家财产，如此这般一代一代寄生下来，靠国家供应，就是金山银山也有坐吃山空的时候，最后，国家供养不起，被它拖垮。
一支军队，既兵无斗志将无死志，训练不足装备破烂，不足以担当起国家长城的重任；又徒耗国家钱粮，增加社会负担，则它的前景只能是日暮途穷，走向黑暗。
启示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从八旗制度与满清灭亡之间的关系中能得到什么启发呢？我想，最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打江山和坐江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用打江山的心态方法来坐江山，准砸！贾谊在《过秦论》的最末，在总结秦王朝从鼎盛到迅速崩溃的原因时，有这样一句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八旗，这种种军政统一，军民一体的制度，在战争期间，自有其令行禁止军源不匮机动灵活的优势。但当这种体质原封不动地搬到和平建设环境中来时，就会因角色混乱（军不像军，民不像民）而一方面消弱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加重人民负担——换言之，这种军民一体的制度，在战争期间，能够集中军民两方面的优势，所向无敌；而在和平时期，则只会汇集军民双方弊端，拖垮社会。《汉书》记载： （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帝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军队必须职业化。八旗制最要命的一点是军民不分军社一致，因为它内涵模糊外延不清，我们因此也无法准确定义它的性质和功能。这样的军队就好像伊索寓言中的蝙蝠：在和平时候，它强调自己是军队，于是要款要粮，靡费社会财富而心安理得；到了战争期间，它又以民自视，拒绝满族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需要，躲避责任，无法成为国之干城。既不能象民一样为社会创造财富增强实力，也不能象真正军队那样在国际危急之时挺身而出，提供保卫，而只是长期由国家出资供养“数十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的废物负担。中国古代哲学一再强调“体用不二”——有牛之体，方有牛之用；有马之体，方有马之用。如果在体上都没有明确界定，非牛非马，试问，这种怪物有何之用？八旗制度的教训，的确可以为我们今天建立一只真正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提供殷鉴。
第三．国家名器不可轻予。《左传》有云“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原因是国家名气一旦轻予，则将失去其鼓舞士气昂扬斗志之功能，而成为私相授受的脏物。清朝入关后，为了酬谢八旗成员在战争中的贡献，清廷将八旗官兵及其家属全都包下来，给予他们授官袭爵，并因此在占有土地、人丁等许多方面享有特权。如此轻弃国家名器，一方面使得国家名器“通货膨胀”，迅速贬职，再无法在关键时候起到激励士气民心的作用；另一方面，更滋生了八旗子弟居功自傲游手好闲之恶习。在国外，军衔往往是和勋表配合的，一个上校级别的军衔已代表了此人几乎一生的戎马生涯，一生的枪林弹雨甚至一身的荣誉伤疤，而其胸前的勋表必然闪烁着表明其各种战斗经历，战功及荣誉，不敢想象一个佩戴着大校军衔的军人胸前连一个战役或演习的勋表都没有。更不能想象一个边疆服役经历章都没有，仅仅凭着在电视台空调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几年经历，凭着照本宣科的读读稿子，凭着拿腔拿调主持个不到20分钟毫无任何深度的所谓军事节目就晋升校官扬眉吐气。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不过，作为后来者，我们却能够从这些被大浪淘尽的“英雄”身上探究足堪我们今天借鉴吸取的经验教训——或许，这就是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首八旗与满清灭亡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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