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古题材的作品自宋代产生之时便不断得到发展，博古绘画虽题材众多，但明代的图式最具代表性，这与明代的社会环境和明人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因此，让我们以明代赏古、鉴古场景类图式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视角下对明代特写式博古场景绘画的意趣进行探讨。
关于博古题材的作品自宋代产生之时便不断得到发展，博古绘画虽题材众多，但明代的图式最具代表性，这与明代的社会环境和明人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因此，让我们以明代赏古、鉴古场景类图式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视角下对明代特写式博古场景绘画的意趣进行探讨。
明 仇英 《竹院品古图》 41.4cm×33.8cm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绘画中兴盛了一种特殊的绘画样式，即以文人鉴赏古物为主的人物故事画，这种以博古行为为主要场景的绘画样式被后人称作博古场景绘画，细分的话，又可分为“特写式”和“全景式”两种博古场景绘画。“特写式”空间下的博古场景绘画的特征为表现庭院一角中的博古场景，场景较为局限，主要对象充满画面，背景处于次要地位，甚至消失，且此类“特写式构图”可以有效地突出主体物，使欣赏者更好地观察到画面中人物的动作以及画面中放大的古物，以此能够更加直观地分析博古图的内容。
特写式博古场景绘画的图像空间
杜堇的《玩古图》为明代一幅具有代表性的博古题材绘画作品。《玩古图》画面内容描写了文人于庭院内把玩彝器、观赏书画、品茗作赋的场景，体现了明代文人所希冀的高雅古朴的人生志趣。画面正中间有两名男子，男主人坐在正面圈椅上，并且一腿盘曲，俯身微斜看右侧桌案上的古玩，显得十分惬意和轻松。另有一位长须老者站在他对面正躬身察看古鼎器，神情专注认真。在他们前方左侧，一名仆人正拿着画卷与棋盘走来，右侧有一名女官手执圆扇，正在芙蓉假山之间扑蝴蝶。
在画面的右后方，则有两名仕女正在准备香器、古琴。背景有湖石、芙蓉等景物作为衬托，主人身后的屏风在古代常作为主要座位后的屏障，借以显示主人的威严。除了彰显身份外，屏风还有挡风、屏蔽、遮挡视线、分割空间的作用，它将前景男子鉴赏古器物的情形与后景准备香器的侍女空间场景分割开来。
明 杜堇 《玩古图》（局部）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特写式博古场景绘画的视觉空间
《玩古图》中人物的两两对应关系非常清晰明确，人物关系的确立使画面构图呈现出三条平行线，从而使得整幅作品协调而完整。画面构图所呈现出的三条平行线，恰巧是远景、中景、近景的空间层次，中景也就成了画面的中心部分。神情悠然坐于正面圈椅上的主人与鉴赏古器物的长须老者处于画面最中心平行线位置，根据画中长须文士凝神专注的神态以及桌上摆放的器物来看，所赏并非普通的器物书画，他们很有可能在鉴赏主人的重要藏品。
画中有钟、玉璧、兽炉、炉、金奁、鬲、壶、方鼎、碗、洗、玉饰、博山炉等古器物。推测杜堇画中这些器物的形象，可能是依据后世所制品的仿绘，也可能是杜堇按照自己原本对这些品物的认识，再掺入些许想象和创意的结果。例如画面正中摆放青铜器的长案，四面平式，特别之处在于腿部的灵芝状桌腿，又如画卷左下角摆放一月牙凳，凳面绘花卉彩漆，此种凳形最早出现在唐代。但总体而言，杜堇通过这幅画赋予了“玩古”严肃的意义，学者可以通过画中出现的大量古董器物研究古物的形制名称，理解探索古代礼乐的制度。
明 杜堇 《玩古图》 126.1cm×187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从鉴赏古物的二人关系来看，主人与长须文士不一定是宾客关系。首先从作者将二人画的大小关系来看：主人坐着的身形体态要比长须文士大。在其他明代博古题材绘画作品中，虽然人物的形体大小也有刻意为之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只存在于鉴赏、雅集者和仆人侍妾之间，代表宾主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在《玩古图》中，主人坐在上方，鉴赏者站立在旁；主人闲散地坐着，老者眉头微皱地鉴定着，主人有着一种从上而下的压迫感，老者是拘谨而小心的。他们的神态和动作的差异说明宾主之间并不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作者通过人物的大小和动作神态恰到好处地为观者营造了一种厘清人物关系的视觉空间。
明 杜堇 《玩古图》（局部）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特写式博古场景绘画的观念空间
纵览《玩古图》，作者主要以庭院为背景，以书桌上鉴藏的古物为特写来打造特写式的场景特征。相比于在室内收藏，这种半庭院的临界空间具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古物热爱者和古物鉴定者的同时出现说明明代好古之风逐渐盛行，博古活动逐渐趋于开放化、大众化。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明代人不仅关注古物的外在价值，还开始注重古物的内在价值。明人鉴赏一方面赏的是古物本身的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古物来达到借怡于物的目的。
明 仇英 《竹院品古图》（局部） 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中心的古玩礼器寄托并塑造了文人群体的心性志趣和历史感受，展现出了他们“以礼为美”的风尚。明末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提道：“先王之盛德在于礼乐，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玩墨迹旧刻可以精艺。居今之世，可与古人相见在此也。助我进德进艺，垂之永久。”通过这段话可以看出董其昌认为玩古赏物是一种高尚的活动，强调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满足，还包括身体上的舒适感，这是从物质享受角度对物品适用性所提出的要求，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代文人对玩古赏物这种博之志趣的重视。
同样，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明代人对于器物的审美意识，董其昌所提倡的“玩礼乐之器可以进德”显示出在明代，礼乐之器——古物不再只被当作礼乐仪式的载体，明人开始从“寓意于物”转化为了“借怡于物”，对于他们来说，器物艺术所带给他们的审美感受绝不仅仅是道德礼数和文化意义上的怡养，他们开始更加重视其带给人们身体的物质舒适感和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感。总的来说，特写式博古场景绘画体现出明人器载其礼、与古为徒的审美意趣。
本文节选自《艺术博物馆》2023年第5期
《“空间”视角下明代博古场景绘画的意趣》
《艺术博物馆》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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