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中使用典故，在北宋以及之前的词作中就已经出现，至苏东坡明确表明词创作可以大量用典，后来在词中使用典故算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了。而提起词中用典现象比较引人注目的，当属辛弃疾。应该来说，辛弃疾使用典故在两宋词人中是比较多的。
就拿大家比较熟悉的稼轩词来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使用了孙权、刘裕、宋文帝、佛狸、廉颇等五个典故；《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连用“张翰闻西风而起莼鲈之思、许汜求田问舍为刘备不齿、桓温流年易逝之叹”三个典故；《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有“八百里驳”“的卢”两个典故；《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中援引司马相如写《长门赋》的典故……
辛弃疾词使用典故也是招致争议声最多的。典故的使用，固然增加了故事容量、委婉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深意，但同时又有故意逞才之嫌，辛弃疾的词就被抨击为“掉书袋”。
究竟如何正确看待辛弃疾大量使用典故这一现象呢？这样的创作手法究竟是不是“掉书袋”行为呢？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辛弃疾的这种创作方式是有客观原因的。
一方面，大量使用典故与其身世和遭遇有关。
辛弃疾出身于金朝统治地区的济南，宋金对峙局面早已形成，时间久了之后，“沦陷区”的人民与南宋的关系似乎已经没有那么紧密了。正如当时河北地区的老者对子孙这样说：“是皆生长于兵间，已二十年矣，不知有宋，我辈老且死，恐无以系思赵心。”
而辛弃疾的祖父辛赞却不这样认为，他始终对于当年没能随着朝廷南迁耿耿于怀，这位老先生念兹在兹的依旧是一种归属感。并且，这种情怀深深影响了其孙辛弃疾。辛弃疾早年组织义军并且投奔了南宋朝廷，而南宋对辛弃疾如何呢？
南宋朝廷却对（像辛弃疾这样的）“归正人”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所谓“归正人”，就是沦于外邦而返回本朝者。当宋金关系缓和时，南宋就拒绝接纳归正人；而当宋金关系紧张时，南宋又想依靠归正人联合抗金。当然，不管怎样，南宋朝廷对于归正人都是排挤又猜忌的，所以，辛弃疾归南宋四十多年，有二十几年是闲居在家的。即便让辛弃疾之流领兵打仗，终究是在有限的范围内。
——本段出自我之前的文章《辛弃疾：什么是国？脚下的土地不是，心中的认同才是》
当一腔热血的辛弃疾回到南宋时，迎接他的却是不信任；当他想收复失地实现理想时，遭受到的却是排挤。因此，辛弃疾很少直接表达不满情绪。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到一个“唐诗无避讳”的观点：“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使那些‘非外间所应知’的宫闱秘闻，诗人‘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则绝不敢如此。”就比如中唐诗人白居易吧，他写《新乐府》《秦中吟》系统批评当朝社会弊端，写《长恨歌》挖玄宗与贵妃的八卦，但是白居易本人并没有因为这些诗歌而获罪。（详情见：白居易：怼皇帝的诗人最好命）
洪迈的这一总结可以集中体现出宋代文人对于唐代文人的羡慕，因为在宋代，文人创作的环境已经没有那么宽松了，比如苏东坡就因为所写文字被过度解读获罪，史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被很多人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桩文字狱，不过也多有辩驳者，这里咱们不纠结，总之，大抵在苏轼之前因为写诗作文而被过度解读招致祸端是几乎没有的】。顺便再提一下，在白居易身后，后来的皇帝唐宣宗李忱还写过一首《吊白居易》纪念他，诗云：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你看，宣宗不仅把白居易封为“诗仙”，而且高度肯定其《长恨歌》《琵琶吟》两篇诗歌的艺术价值。试问，哪个宋朝文人不羡慕嫉妒恨？
言归正传，面对严酷的话语环境，屡遭打击，处于孤危的地位就使得辛弃疾不得不借用历史典故隐约表达，托古喻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辛弃疾词中出现的典故关涉的人物也多半是比较有智慧、比较有才干的一些贤臣、明君、能将之类，以此和现实做对照。
有宋一代，文化氛围相当浓厚，其原因可以追溯到赵匡胤。赵匡胤是被“黄袍加身”的，为了防止第二个“赵匡胤”步他的后尘，他就寻思着收掉重臣权将的兵权，于是就有了“杯酒释兵权”，并且鼓励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这种“崇文抑武”的政策直接导致了娱乐文学的词的发达。
与“崇文抑武”的国策相适应，宋王朝开放了科举考试的名额。根据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北宋一代开科 69 次，共取正奏名进士 19281 人，诸科16331 人，合计35612 人，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约为 61000 人，平均每年约为 360 人”。单看这组数据也许你不会觉得很多，对比一下唐代科举数据就一目了然了：唐代290年左右的时间，录取的进士4000左右。也就是平均每年十来个人、二十几个人。
科举考试门路宽了之后，文人士子的学习热情也就提高了。而进士科考试内容包括诗赋、策论及儒家经义，重点则在诗赋、经义和策论方面。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学习涉猎的范围又比较广泛，且不说本文主角辛弃疾学识深厚，前辈苏东坡也是全能型人才，还有诸如黄庭坚诗、词、书法皆有造诣。
理学同样兴于北宋中期，理学家注重研究、注释儒家经典，一时间文人士大夫圈里学问氛围也是相当浓厚。
这些反映到文学中：对词的影响就是不断雅化，使用典故也随之增多。只是，辛弃疾大概是使用典故最多的那一个。当然不止是词，在诗歌领域，影响有宋一代的“江西诗派”作诗“以学问为诗”就是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江西诗派”创始人黄庭坚曾经主张创作应该“无一字无来处”——说通俗点就是作诗要在前人的文字堆儿里能找到依据，宋诗中的用典现象亦是常见。
辛弃疾词中使用典故，多半符合个人诉求需要，他所引用的典故是符合自己当时的心境的。虽然用典繁多，但从整体上看，典故使用是比较圆熟自然的。毕竟，辛弃疾才气大、感情真，足以驾驭。
正如胡云翼在《宋词研究》中所说：“辛弃疾的才气极大，在他的长词里面，往往能够表现出一种伟大的英雄气魄，虽有时不免掉书袋，不免用事过多，却用得自然活泼，并不觉得累赘束缚，依然有种方恣自由、淋漓痛快的精神。”
正如我在开篇提到的那几首词，虽然使用了不少典故但是不影响这些词的传播程度。
讲道理，不论是诗歌领域还是词坛，使用典故的绝不仅仅是辛弃疾一人。为什么偏偏稼轩词中的用典引起了一些争议呢？
我认为有两方面的直接原因：其一，辛弃疾词中用典确实比较频繁；其二，辛弃疾作词比较有名。这可不是我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试想：尤其是在宋代这样有学问的人比较多的时代，写诗作词是容易受到批评的。就说词坛吧，柳永、欧阳修因为通俗被批判，苏轼因为作词不够婉约招致各家声讨，评论家批评李清照时甚至连她的性别一起批评了（没错，说的就是王灼了。）
当然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或者说潮流影响：南宋词坛与辛派词人对举的是姜夔张炎等人为代表的骚雅词派，这一词派的崛起既有时代因素，也是词自身发展的结果。从词史的角度看，“去俗复雅”可以说是宋词创作的发展方向，也是宋人努力的着力点（关于宋词“去俗复雅”这条思路，改天写专篇讨论，保持对我的关注呀）。他们对辛弃疾一派的词展开了批评，把这类词中的豪壮语看成是“粗豪”，不够婉转妩媚和典雅纯正。更要命的是辛弃疾的后学者没有相当的才力和气魄，学稼轩作词方式豪壮不足反而变成粗粝叫嚣，引起了姜张一派的批判，而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辛弃疾。正如陈廷悼所言：“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
了解了这些之后，我认为辛弃疾作词大量使用典故虽然不能算做优势，但也不能简单粗暴地归于“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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