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源头，《诗经》这样一本旷古烁今的元典，注定会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其思想内容、艺术结构、影响作用的研究，随着历史洪流的发展与演进，自然也是层出不穷。而在这一众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中，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学者朱熹所著的《诗集传》，则是其中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
在《诗集传》中，我们也发现了两种别具一格的新颖说法——“赋而比”、“赋而兴又比”这两种说法如何得来，有何意义，又是否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便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问题了。
对文本进行一番深入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从“赋”到“比”，还是从“赋”到“兴”再到“比”，实际上不仅仅是一种修辞与写法上的灵活运用，更是结构上合乎逻辑的架构和情感上变化推进的细腻表达。
从《诗集传》的原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两处有关“赋而比”的说法，分列如下：
（一）弃妇心苦胜于荼
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
《诗经·邶风·谷风》 [1]
1、定主旨
在如今可以找到的有关诗经的释文解读著作中，不少都是按照其所认同的内容主旨来进行归类。有些将《邶风·谷风》划分到爱情与婚姻诗的范畴，有些就直截了当地将其归为弃妇的哀怨一类。这当然是今天的说法，而在古代典籍中，对这篇诗歌主旨的定位也有所争论。
郝桂敏分析说：“朱熹对一些反映夫妇婚姻生活的诗给予充分肯定，以其所抒发的是健康的夫妇之情，无悖于封建礼教。例如：《邶风·谷风》，《小序》：‘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小序》认为是言刺诗，而《诗集传》云：‘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从文学角度解诗，认为此诗是弃妇诗。”[2]
而学者檀作文则比较认同朱熹的主旨定位：
《序》的立场是从评判者的角度“刺夫妇失道”，默认诗的作者是以第三人称来叙述；而朱熹则认定该篇是抒情主人公（“弃妇”）以第一人称自叙其悲怨之情。该妇人自身无坏于礼义，故不得目之为“淫妇”。但其抒情精神却不可抹杀。[3]
因而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将这首诗歌归类于弃妇自叙哀怨的一般抒情诗。
我个人比较提倡朱子从文本角度出发的观点，理应逐字逐句的体会主人公内心所真正想要表达出来的情感。由于历史太过久远，不论是取义比附还是穿凿附会，对于今天我们对《诗经》中语言、艺术、结构的深入研究都影响甚微，至今我们能够仔细揣摩深度剖析的，也惟有《诗经》中最为原始的字句了。
2、明情感
借助《诗集传》的分析以及其他著作中的注释，我们可以对《邶风·谷风》这首诗有一个整体上的认识。诗中女主人早先与丈夫同甘共苦，后却被忘恩负义的丈夫狠心抛弃。她不忍离别而又不得不走，见负心丈夫欢喜地迎娶新妇入门而内心苦痛。背弃诺言的失望、走出家门的不舍、失其夫心的苦痛、得知新妇入门的无奈，此间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心头，让这个身无分文又生无可恋的无辜弃妇痛苦不堪。她的心中苦无可诉，怨不能平，孤而无依。也许正像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学理论所言，她真的是逼不得已，“不平则鸣”！
《诗经菁华》中对其内容情感定位如下：
这是一首弃妇自叙悲怨之情的诗。诗共六章……第二章用对比的方法，写自己被弃后对过去生活的眷恋之情。……全篇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写得凄婉动人，是《诗经》中的抒情名作之一。[4]
而当我们真正读进文本之后，才能彻底理解弃妇这种心态的由来，而其中的苦、怨、悲、酸，也就此分明了。《诗经》中类似这样的弃妇诗还有不少，如《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等等，也可以一并研究，触类旁通。
3、辨修辞
通过之前的阐述我们已经明确，朱熹在《诗集传》中每章末所标注的“赋”、“比”、“兴”，是从文本的角度，对每章诗句所使用的修辞方法进行的判定，那么我们就来深入地分析在《邶风·谷风》第二段末尾，朱子为何将其标注为“赋而比”。
对于《邶风·谷风》第二章的理解，朱熹在《诗集传》中是这样说的：
言我之被弃，行于道路，迟迟不进。盖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远而甚迩，亦至其门内而止耳。又言荼虽甚苦，反甘如荠，以比己之见弃，其苦有甚于荼，而其夫方且宴乐其新婚，如兄如弟而不见恤。盖妇人从一而终，今虽见弃，犹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5]
由于朱熹认定这一章的修辞为“赋而比”二者共现，所以我们首先要分析究竟何处运用了“赋”，何处又运用了“比”。
依照朱熹对“赋”、“比”、“兴”的定义以及他在谷风第二章中的分析来看，明显可以认定的“比”为这一章的第六七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诗中主人公借“荼”来比拟此时内心之苦，又用“荠”来进行了一番反衬，言明心中之苦更甚，相比之下荼竟也甘如荠。这种比喻中又包含着反衬的手法的运用，当真是妙不可言，让人不禁拍手称快，而这也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蕴藉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4、品关联
那么在这一章中的“赋”与“比”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可以说前四句以“赋”法铺陈直叙，讲述了弃妇被弃的迟疑与故夫狠心的行为，字里行间隐隐含忧含怨但并未过于直露。而五六句的一个荼与荠之“比”，愈发将弃妇心中这种忧愁苦闷与哀怨衬托出来，虽是婉转比拟但却使得情感更为强烈。这种由“赋”至“比”的换用，不论是过渡性的“转”还是循序并用，一章兼得，都足见诗作者创作之高超。前面的叙述交代情节，让人了解不少细节，后面的譬喻及反衬则更加恰如其分，圆转如意地展现出一个可怜又无奈的弃妇此时的内心世界。
我认为，朱熹对“赋而比”的提出，不仅认定了“赋”“比”二者在文学创作中的必要性，给后人提供了二者混用、合用、兼用之范例，更是从深层情感上来把握。从抒情的角度来着眼，看出了诗作者对情感烘托技法上的绝妙之处。“赋”直言而情隐，“比”婉言而情显，言与情的层层推进，这样的搭配自然让人读罢内心跌宕，且又觉得这种情感的抒发与流露是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此的真实可感。
5、释疑问
那么朱熹所谓的“比”又包不包括这种对比、反衬一类的修辞呢？观察其在《诗集传》中所标注的“比”句，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认定的“比”主要是比喻、譬喻类的修辞，仔细深究的话也有一定的比较意味，与毛、郑所谓的“兴”有些类似，不过多为同类、正向的比拟，并没有刻意表明哪处为对比、反衬的意思。否则《诗集传》中标注的“赋而比”、“比而兴”、“兴而比”、“赋而兴又比”可能还会更多一些。
不过仔细想来又不免让人心存疑虑，朱熹所谓“比”是以彼物比此物，那么反复推敲原文中的“比”句，我们发现了彼物“荼”，但却并没有找到所谓的“此物”。因为这里的“此物”并非是物，而是抒情主人公——弃妇内心无尽的苦痛。
那么严格地说，这一句界定为“比”句似乎有些牵强。但若仔细考究其他的“比”句也会发现，其中大部分句子中的本体都并非实实在在的物，而多为一种情感上的状态或社会伦理道德关系。与其说是朱熹在定义方面存在了漏洞，不如说是古人和今人对于“物”的定义和理解有所不同，想必不会像我们今天这般将物质与意识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
而前四句言弃妇内心迟疑，不忍离去的徘徊与故夫送行不远而甚迩，二者之间的行动上的差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从写法上看明显是直接性叙述，理该被划为“赋”类，但从内在情感上看，字里行间也隐含着一种对比手法的使用。弃妇脚步上的迟迟不走与故夫送之“甚迩”，弃妇内心的犹豫与故夫送行时的无情果决，都属于极为强烈的对比。再加上后一句中故夫满心欢喜地迎娶新人，二人如亲兄弟一般亲密无间，更是衬托出了一种“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的辛酸悲凉之情。
（二）弃子何辜家难入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诗经·小雅·小弁》[6]
1、定主旨
从整体上看，这是一首被父亲放逐的人抒发心中哀怨的诗。前人有有说是幽王宠褒姒逐太子宜臼，因而宜臼自作或宜臼的老师代之而作的。鲁、齐两家诗中说是宜王之臣尹吉甫的儿子伯奇，因受父虐待而作的。但都无根据。[7]
而在《孟子·告子下》中，也曾提到其门人弟子公孙丑质疑《小弁》的“怨”与《凯风》的“不怨”是否正确，反思诗中是“怨”是“慕”。依照“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孟子认为《小弁》本为被父斥逐之子抱怨诉苦的诗，儿子怨诉是应该的；而《凯风》则是一首赞美孝子的诗，诗中儿子颂母自责，语意感人，自然不会有怨。[8]
从这里我们也能够看出，幽王弃子，不合礼制，人伦所变，是谓“怨”也。古人对此诗主旨的定位便难舍“怨”这一字，且从诗中所言，这一被弃之子，无父母之宠爱，无臣民之拥戴，无家可归，无念可盼，无人可依，满目之景皆带有浓浓怨气，乐景衬悲，哀景和痛，心中有所怨恨亦是人之常情，尚在情理之中。
2、明情感
不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清楚地体会到身为人子却不受父母所爱的痛苦和无助。试问这天下间哪有不疼爱的自己亲子的父母？又哪有不敬慕自己双亲的孩子？可是在抒情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切却又是和正常的伦理道德背道而驰。究竟是天命，是他一生注定的劫难，还是人祸，是有人从中故意挑拨？为人臣为人子，仰愧对先祖开国大业，俯亦无法承欢膝下赡养双亲。为人数十载，竟如一叶浮萍般无所依凭，又如丧家之犬般惶惶不可终日。他又怎能不恨不怨？一字一句皆可见，诗人的怨是自然而然的，无奈是被逼迫出来的，痛苦是始终难解的，孤独是他唯一所拥有的。
3、辨修辞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先直言而道惟有峻山幽泉会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而作为尊贵的君子，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也理应如此。草率地说出心里话可不是君子所为，隔墙有耳，定要提防那些藏在暗处的小人窥探窃听，甚至引之为馋谮。
“无逝我梁，无发我笱。”以此作比，警戒褒姒之子伯服，万不可居我之位而行我之事。后又转念一想，自己尚不被容纳，又何必考虑那些以后的事情呢？随意一言，清浅数语，似是命令吩咐之语，却更突显其无奈之悲，无处可归之苦。
4、品关联
在本章的前四句中，作者以儿子及臣子的身份向父王提出了防小人谨言慎行的建议，显然从他此刻的身份地位来看，所谓“劝百讽一”的委婉说法已然无益，直言进谏才符合他此时的急切却无奈的心情，也呼应了他身为儿子的孝心，以及现在被人遗弃的地位。
此时的他已经一无所有，因而更加勇敢无畏。所以这里的“赋”法不仅是直露与直白，更是一种坚决与急切的心情的体现。而后的六七句以“比”的形式委婉告诫伯服，显然也是受他此刻境遇所影响，因而也更加凸显出他的无奈与苦闷。
这样先是直言进谏，进而婉转警告，二者之间又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对父亲敬慕而不得的爱，一个是对手足无奈又不甘的恨，这种感情上的对比与衔接在“赋而比”的运用之下显得真实而合理。言辞与语气之间的明显不同，也将“赋”与“比”分隔的愈发清楚。“而”字作为连接，对应的是作者情感抒发的诉求与内心世界微妙的变化。
5、释疑问
“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朱熹《诗集传》中曰：“盖比词也。”而这一章又标注为“赋而比”，想来前四句在朱熹看来就应该属于“赋”了。可是仔细推敲便能够发现，其中也似乎有“兴”的意味。
先言山须为高，泉须为深，借之引出君子不得轻易出言的道理，基本上是符合朱熹对“兴”之判定的。那么为何朱熹却仅仅将之标注为“赋”又不曾多作解释呢？
我认为原因有二：第一，“莫高匪山，莫浚匪泉。”两句仅是直白地道出“山”与“泉”单方面的一个特性，并不像其他“兴”句那般详尽细致地对起兴之物加以描写。譬如《小雅·鹿鸣》中开篇起兴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不仅写出了鹿发出的声音，更有它此刻食苹的动作描写，应是作者当时当地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其间，因而相比之下就写得更为具体，更为详细；第二，纵观《诗集传》中所有朱熹标注的“兴”句，我们不难发现，所有对“兴”体的描写都是正向的，肯定的，直接的叙述，而这两句却是明显地运用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双重否定表肯定”的句法，绕了两圈，否定了两次才揭示出其中的道理——君子莫轻言。
当然深入思考之后，我们也可以分析出，作者这样说是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的。恰恰是婉转多否的言语，才能展现作者此时内心的复杂矛盾，怨而带慕的心态，更令读者感到动容切同情。
在朱熹所著的《诗集传》中，标注“赋而兴又比”之处有三，同时出现在《小雅·頍弁》全文三章中：
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殽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
有頍者弁，实维何期？尔酒既旨，尔殽既时。岂伊异人？兄弟具来。茑与女萝，施于松上。未见君子，忧心怲怲；既见君子，庶几有臧。
有頍者弁，实维在首。尔酒既旨，尔殽既阜。岂伊异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维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9]
1、定主旨
洪湛侯在《诗经学史》中曾这样分析：
对于《雅》诗，朱熹能用文学眼光来解释，这是他的通达之处。如《小雅·頍弁》，《毛诗序》说“《頍弁》，诸公刺幽王也。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朱熹则在《诗序辨说》驳之曰：“《序》见诗言‘死丧无日’，便谓‘孤危将亡’，不知古人劝人燕乐，多为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类。且汉魏以来，乐府犹多如此，如‘少壮几时’、‘人生几何之类是也’。”朱熹引用《国风》和汉魏乐府的诗句，解释《頍弁》，以诗证诗，说明“死丧无日”之类的诗句，只是文学修辞，为了劝人燕乐而已，怎能指实为“孤危将亡”？可见朱熹是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的。[10]
从文本的大意上看，本诗应属于西周王室宴请诸王亲友时所作的燕乐歌辞一类。正如诗中所言的寄生草傍松柏而生，仔细研读全诗，抒情主人公字里行间之意并非讽刺挖苦，而更多的则是攀附依赖。
2、明情感
那时候，在礼崩乐坏的西周末年，统治者对动荡不安的局势难免感到悲观失望，无力回天之余能做的也惟有及时行乐而已。诗中作者用期待的口吻表明其亲慕之心，把酒当歌之时也表达出了一种及时行乐，且行且歌的开阔与豁达心态。故其中多有劝意之亲，感伤时局之悲，而并无讽怨之厌。
3、辨修辞
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小雅·頍弁》全文三章皆标注为“赋而兴又比”，可见在这三章中分别兼有“赋”、“比”、“兴”的修辞手法，而在各章中明确阐释“赋”、“比”、“兴”的却仅有两处，陈列如下：
第一章中有云：“又言茑萝施于木上，以比兄弟亲戚缠绵依附之意。”[11]明确点明七八句开始运用“比”这一修辞方法；第三章中有云：“言霰集则将雪之候，以比老至则将死之征也。”[12]明确点明了七八句开始运用“比”这一修辞方法。故而可以推断出第二章的七八句“茑与女萝，施于松上”到本章末尾，也是运用了“比”的修辞。
那么朱熹所言的“赋”与“兴”又究竟体现在何处呢？按照以往“赋而比”、“赋而兴”中二者出现的顺序基本与标注前后顺序相一致的原则，以及朱熹对“赋”与“兴”的定义，我们可以判断出：在这三章中，每一章的前两句为“赋”，也就是三处“有頍者弁”的问句，而“兴”则体现在每章的三句到六句处，先言宴上美酒佳肴的款待，来引起抒情主人公对自身与宴主人兄弟关系的叙述，足见其中情深意切。
4、品关联
在《頍弁》一诗中，“赋而兴又比”也表明了诗作结构上和情感上的一个整体。先以“赋”法借助“頍弁”这一象征性的事物直接点明作者的贵族身份，为后文的抒情做好铺垫；再用美酒佳肴之“兴”表明此宴缘由——周王室以亲戚身份的宴请；最后借藤蔓依附于松柏的关系来“比”作者与宴主人之间的深情厚谊，进而更为自然合理地抒发他对周王室的期待、亲慕与安慰之情。
这样一来，结构上合乎逻辑，情感上层层递进，总体给人以自然生发却也跌宕起伏之感。“赋”、“比”、“兴”三者的灵活运用也使得诗作更为丰富饱满。
5、释疑问
将每章的前两句判定为“赋”，其实也是排除法得来的结果。毕竟按照朱熹对“赋”、“比”、“兴”三者的定义来看，章首这几句虽然点明了“弁”这一事物，但它只是代表了贵族的身份习惯而已，并没有什么深意，也没有所谓的“彼物”能够认定。
再者后面又说到美酒佳肴，直接联系到兄弟亲友关系，也并不曾体现出它要说明的“所咏之辞”，故而将之断为“赋”体，是谓铺叙而已，不过前两章中尚有“实维伊何”与“实维何期”两个问句，若说是“直言”似乎又总有些勉强，但此处乃开篇点题，将之归结为“赋”已然是最为贴切恰当的选择。
这样的一种“兴”，似乎和之前我们讨论过的“比”有些相似，都是前者言物，后者点明个中关联，这一关联或是自身的内心情感，或是社会伦理道德关系，总之已然超出了“物”的范围。因在诗句中有所点明，故从朱熹的认定上说是谓“兴”也。
而后面的“比”之判定也显然与“兴”颇为相似。先借自然中的寄生草与松柏相依相生的攀附，后言雪天里先霰后雪终融化的自然过程，来说明抒情主人公与宴主人周王室之间的亲附关系，未尝不是为下面的“未见”与“既见”的忐忑、期待、欢喜、劝勉的心态进行了一番铺垫和解释，也可以说是间接地引起了所咏之辞。但仔细琢磨起来又觉得这种间接式的“兴”和以往朱熹所标注的“兴”句还是有些出入，所以最后才将之判定为“比”，也是合情合理，比较稳妥的做法。
最后一章中的“比”句中突然变幻比体，与前两章明显有异，这也是由于作者内心情感的突变所致。在前两章中，“说怿”、“有臧”明显是开心、激动、美妙、期待之意，而用以解释迎合这种感情的，就是茑萝依附寄生于松柏之上的亲慕关系。
而在最后一章中则明显话锋一转，借雪天里先霰后雪终融化的自然过程来比喻老之将死，死后长诀的规律与现实，来对宴主人周王室进行一番劝慰，希望众人珍惜当下，把酒言欢，及时行乐，感恩此宴。这种豁达超脱之意实属罕见，或也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如若按照毛、郑的美刺论诗理念来解读这首诗的话，想必就不会感受到诗中所独具的诗学蕴味与人性之美了。
结语：《诗经》是上古诗歌的滥觞，对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诗经学研究的缤纷画卷中，南宋理学家朱熹所著《诗集传》堪称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对“赋”、“比”、“兴”的独特阐释、从文学本位出发进行研究的正确方向、较为人性化的情感把握，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都是非常值得借鉴和提倡的。
注释：
[][宋]朱熹.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
[2]郝桂敏.宋代《诗经》文献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3.
[3]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09-110.
[4]朱瑞珠,赵祯锟.诗经菁华[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58.
[5][宋]朱熹.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
[6][宋]朱熹.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41.
[7]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91.
[8]洪湛侯.诗经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2:83.
[9][宋]朱熹.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1.
[10]洪湛侯.诗经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2:375.
[11][宋]朱熹.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1.
[12][宋]朱熹.诗集传[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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