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文选》的编定
《文选》一书究竟编定于什么时候，历来说法不一。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云：
《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议、论、序、颂、赞、铭、诔、碑、誌、行状等为三十卷。
文末并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这个说法，今人多不予重视，因为一般都认为《文选》不录存者之作，而何逊据《梁书》及《南史》本传，当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左右。 但《文选》所收作品中有刘孝标（卒于普通二年521）、徐悱（卒于普通五年524）和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之诗文。可见《中兴书目》之说，恐不足信。除了《中兴书目》之外，关于萧统编《文选》的合作者，在日释空海的《文镜秘府论》中也有记载：
或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按：指王融）“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弃而不纪，未见其得。（《南卷·集论》）
这段文字下文又有“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云云，当为唐代人的话无疑。以上两段话，历来论《文选》者都经常引用，但一般来说，研究者都信从后一段话而不采用前一段话。我过去在《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本）中曾认为《文选》的编定时间为梁武帝大通元年（527）末至中大通元年（529）间， 就是根据刘孝绰和萧统先后遭母丧及他重入东宫可能协助萧统编纂《文选》的时间推测的。现在看来，这种推测似仍能成立。因为从《文选》所收作品来看，其作者当以陆倕的卒年为最晚，即普通七年（526）。那么《文选》的编定不可能早于这一年。 但据《梁书》记载，萧统之母丁贵嫔卒于这年十一月，而按照古代的礼制，如父亲尚在，儿子遭母丧，应服丧一年。那么在普通七年十一月至大通元年十一月间，萧统理当守孝，不能从事《文选》的编纂工作。再往后，到中大通二年正月（530）萧纲调任扬州刺史前至中大通三年（531）七月，即萧统死后三个月萧纲被立为皇太子时，据《梁书·刘潜传》及《刘孝威传》，刘孝绰的同胞兄弟刘潜、刘孝威皆丁母忧，而《刘孝绰传》也有关于刘孝绰在此时丁母忧的记载。此时刘孝绰父刘绘早已死去，据古礼，父亲先死，儿子再遭母丧，应为二十五个月（王肃说）或二十七个月（郑玄说）的服丧期。据《魏书·儒林·李业兴传》，当时北魏用郑玄说；梁用王肃说。据此推算，假使刘孝绰服阕为中大通四年二月，那么至迟在中大通元年底，刘孝绰已丁母忧，如果考虑到刘母病重期间，刘孝绰应当奉侍医药的时间，那么他参加《文选》编纂工作时间最多也只是大通二年初到中大通元年底这两年之间。这个推论正是建立在《文镜秘府论》那段话的基础上。日本清水凯夫教授对《文选》编纂时间的意见，基本上也与此相同。
然而，对于《中兴书目》和《文镜秘府论》这两段话，我过去的理解似还欠深入。例如：《中兴书目》的话是否一无可取；《文镜秘府论》的话，其意义是否仅限于《文选》的编纂者中有刘孝绰？这都可作进一步的考虑。例如《中兴书目》说萧统编《文选》，“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其中提到刘孝绰，与《文镜秘府论》相同，应该说并没有错；至于提到何逊，是否纯属肊测？也可研究。 因为何逊卒年虽早于刘孝标、徐悱和陆倕，却比沈约等人为晚；而《文选》中所录作品，除刘、徐、陆的五首诗文外，其他作品，都是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以前死去的人所作。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文选》的编纂，是否曾有一个过程，即此书在编纂之初，本限于选录天监十二年以前去世的人之作，而刘孝标等人之作，是后来在编定时加上去的？因为梁人论诗文，确有以天监十二年为断限的例子，如锺嵘的《诗品》就是这样。在笔者看来，《中兴书目》提到何逊，也许是因为在沈约死后，诗坛上声名最大的当推何逊，并且在当时人们常把他和刘孝绰并称“何刘”，所以《中兴书目》的作者在论及《文选》的编者时，就想到了他。不过，何逊参加《文选》的编集，大约是无此可能的。因为在现存的萧统文章中有一篇《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在这封信中，尚未提及《文选》的编纂。按：《梁书·刘孝绰传》：“起为安西记室，累迁安西骠骑谘议参军，敕权知司徒右长史事，迁太府卿、太子僕，复掌东宫管记。时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光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迁员外散骑常侍，兼廷尉卿，顷之即真。”可知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一个文集（今本大约是后人所辑萧统死后其弟萧纲所编的第二个版本的《昭明太子集》佚文，“湘东王”萧绎所求者则为萧统生前所编第一个文集），应在刘孝绰为太子僕以后，任廷尉卿以前。 据《梁书·刘孝绰传》及《到洽传》，刘孝绰任廷尉卿，至普通六年（525）即被到洽参奏免官。至于他为太子僕，则据《梁书·昭明太子传》， 在普通三年十一月始兴王萧憺去世时，刘孝绰正任太子僕。 由此可见，萧统第一个文集，应编于普通初至普通五年（520—524）期间。此时萧统年龄最多不超过二十四岁，萧绎不会超过十七岁。这时何逊已经死去，他不能参加《文选》的编纂是显然的。（据《梁书·何逊传》，何逊是死于江州的，在此以前，他曾遭母丧，服阕才任庐陵王萧续的记室，“复随府江州”，那么即使《文选》编纂始于天监十六、七年（517 —518），何逊亦无参与的可能。）尽管如此， 《中兴书目》的作者提到了《文选》的的编集，除萧统、刘孝绰外，还有何逊和其他人。我们可以否定何逊参加编纂的可能，但无法排除萧、刘之外，还有人参加这一工作。
如果《中兴书目》的话不可据的话，那么《文镜秘府论》的话，似尚无人加以怀疑。但《文镜秘府论》原文明明是说“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这也认为《文选》并非仅出萧、刘二人之手，这和《中兴书目》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大约是唐宋以来直到清代人一致的看法。如清人朱彝尊在《书〈玉台新咏〉后》中，认为《文选》中一些问题，“皆出文选楼中诸学士之手也。”朱彝尊对《文选》的一些议论，实难令人置信；但他认为《文选》出于众手，这和历来的看法也没有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过去在作《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一文时，似对《文镜秘府论》的话理解有片面之处，即过分强调了萧、刘，尤其是刘孝绰的作用。因为《文镜秘府论》的原话是“刘孝绰等”，说明协助萧统工作的，当不止刘孝绰一人。因此《文选》中篇目的选定，是否完全决定于萧统、刘孝绰的意志，甚至仅仅决定于刘孝绰，则颇可怀疑。在这些协作者中，刘孝绰也许是萧统所最信任的，但不等于其他各人的意见都不起作用。因为《文镜秘府论》原文旨在批评《文选》的选录作品未必都允当，其所举例子即为“王中书”（王融）的“霜气下孟津”和“游禽暮知返”二首。这两首诗，今见《玉台新咏》卷四，题名“《古意》二首”。这确是难得的好诗，《文选》弃而不录，不免有点可惜。但我们可以想像，这并非出于刘孝绰的意志。因为刘孝绰是王融的外甥，并且从小受到王融的称赏。《梁书·刘孝绰传》：“孝绰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常与同载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王融和刘孝绰既有如此的血缘关系，他又确有好诗，如果刘孝绰在《文选》的取舍方面确有决定权，似不应摈弃不录。当然，在齐梁间，的确有人对王融的诗评价不高，如锺嵘《诗品》，把他和刘绘（刘孝绰之父）同列于“下品”。锺嵘说：“元长（王融）士章（刘绘），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可见就是锺嵘，对王融、刘绘也不完全否定。其实凡《诗品》中提到的人物，虽在“下品”，也总有一定的成就，否则就不足加以论列。事实上在《诗品》中被列为“下品”的诗人，如曹操、欧阳建、应璩、张载、殷仲文、范晔、刘铄、陆厥、虞羲，均有诗被收入《文选》，未必因为《诗品》对王融评价不高，就不能入选。再说王融的诗虽未入选，但《文选》所收王融的骈文还不止一篇；至于刘绘，其骈文既被锺嵘所赞扬，而《文选》竟不录一篇，如果刘孝绰真能对《文选》的取舍具有决定权，恐也不会有这种情况。日本的清水凯夫教授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强调《文选》的实际编者为刘孝绰，尤其是《〈文选〉中梁代作品的撰（选）录问题》（《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第19—30页）中甚至认为《文选》中选录王巾《头陀寺碑》、任昉《刘先生夫人墓誌》二文，都是为了照顾琅邪王氏和彭城刘氏二家。但他偏不照顾自己的父亲和舅父，恐怕未必近于事实。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关于刘孝绰参加《文选》编集工作的记哉，主要只有《文镜秘府论》和《玉海》引《中兴书目》两条材料，而二书原文，都有“等”字，说明并非刘孝绰一人。这些人均属“文选楼中诸学士”之列，其地位与刘孝绰并无高下之别，最多只是萧统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略有不同，不能说他们一概都得听从刘孝绰的意见。清水教授认为：古代以帝王和太子名义编纂的书籍，大抵出于他们的臣下之手，这意见在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在多数场合，参加工作的都不止一人，而且这个挂名的帝王，有时也会参加某些意见。如唐修《晋书》中就有好几篇“制曰”，出于唐太宗之手。至于《文选》，情况尤为不同，因为《文选序》是题为萧统所撰。尽管有一个日本所藏的古抄无注本《文选》，在《序》的眉端有批语云为刘孝绰所作。但这个抄本据云是相当于我国元末明初时人所抄；批语亦不知何人所加。我们即使退一步说，这批语完全可信的话，也只是刘孝绰为萧统代笔，其口气仍是萧统的话。所谓“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云云，只能是萧统的口吻，这说明对这篇序和这部书，萧统还是要负担责任的。他既要使这部总集上不致触犯梁武帝的忌讳；下面又要顾及其他参加者的意见，而不能让刘孝绰一人独自主宰一切。因为《文选》的编纂，毕竟不是唐初修史，萧统既无唐太宗的权力；刘孝绰也不具有魏徵、房玄龄和长孙无忌等大臣的地位，他不可能也不致于像清水凯夫教授想象的那样，在入选《文选》的很多作品时，都寓有他发愤抒情或讥刺世事之意。例如：清水凯夫教授在《从〈文选〉选篇看编纂者的文学观》（见时代文艺出版社本《文选学论集》）一文中举出东汉史岑的《出师颂》一文，指出这次出兵实际上是打了败仗，所以是刘孝绰意存讽刺。这话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梁武帝也曾多次出兵伐魏，并且也常遭失败。但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事实，即史岑的《出师颂》，早在萧统和刘孝绰出生以前，就已成为人们所常读的名篇。西晋时著名书法家索靖就曾用章草书写《出师颂》，并成为有名的法贴。如果把《文选》中入选的作品都理解为刘孝绰有意借此讥讽时事，那么《文选》中也选录屈原的《离骚》、贾谊的《过秦论》，总不能说刘孝绰选录这两篇文章是把梁武帝比作楚怀王和秦始皇吧！试想象《文选》这样的总集，要是连《离骚》和《过秦论》都弃而不录，那还能成为一部千馀年来产生了这样巨大影响的名著？再说《文选》中还选录了扬雄的《剧秦美新》，而王莽纂汉和梁武帝代齐，也不无可以类比之处。我们总不能说刘孝绰会把梁武帝比作王莽。如果真是这样，《文选》就成了十足的“谤书”，而《文选序》还要由萧统来出面，岂非怪事？本来，萧统原是个孝子，决不会同意别人这样去攻击他父亲。何况根据现有的史料，《文选》的成书年代只能在大通二年至中大通元年间，在这个期间，萧统的处境还比较特殊，更不可能有这种情况。
二、关于萧统后期的处境
上面我们说到《文选》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大通元年末至中大通元年底这段时间，那么我们在考虑《文选》是否是刘孝绰发愤抒情之书时，还不能不联系到萧统在这一阶段的特殊情况。这种情况更决定了萧统不可能去为刘孝绰意存讥世的行为担当责任。因为据《南史·梁武帝诸子·昭明太子传》：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阉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即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疎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慨，故其嗣不立。
这段话，仅见于《南史》，至于《梁书·昭明太子传》及《魏书·岛夷·萧衍传》及唐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八的《昭明太子传》，都一字没有提及。这件事在其他史籍中皆不见记载，确实颇令人费解。因为《梁书》作于唐代，时间比《南史》要早。《梁书》的作者姚思廉据《旧唐书》本传，乃陈代吏部尚书姚察之子，陈亡，随父入隋。“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为汉王府参军。丁父忧解职。初，察在陈，当修梁、陈二史未就，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据云：姚思廉在隋，曾上表要求续成父志，得到允准；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这说明从姚察开始修史，到姚思廉完成此书，已经历了陈、隋和唐三个朝代。又《陈书·姚察传》：
察所撰梁、陈史虽未毕功，隋文帝开皇之时，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进上，今在内殿。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
这段话乃姚思廉述其父撰著梁、陈二史本末，当属可信。从姚思廉的话看来，姚察起草《梁书》，已在入陈以后，对前朝史事，并无讳言的必要。而且，据《陈书·姚察传》，姚察“年十三，简文帝时在东宫”。姚察卒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七十四， 当生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至大通元年（527）丁贵嫔下葬时，已年五岁，对萧统生活后期的事，应当了解比较清楚。他不可能对《南史》所记的事毫无所知。因此《南史》所说萧统生活后期的事情，在《梁书》中没有一言提及，颇可注意。如果此事属实的话，姚察似不会全然不知，姚思廉更是历陈、隋至唐，尤无讳言之可能。这是《南史》记载的第一大疑点。
其次，南北朝的史书，虽然疆域分割，但宫庭中重大史事，往往传闻到对方，见之史籍。如北魏太武帝和他太子拓跋晃的矛盾，《宋书·索虏传》和《南齐书·魏虏传》都曾提及。同样地，《魏书》在《岛夷传》中，有关刘劭弑宋文帝；齐武帝死时王融曾想发动政变立萧子良的事，也都有记载。但关于梁武帝和萧统间这场纠纷，《魏书》竟也不及一字。这是第二个大疑点。
再次，《建康实录》的作者是唐代的许嵩，他出身高阳许氏，和东晋许询、梁代许懋、陈代许亨均有血缘关系，应属南朝士人的后裔。其书作于唐肃宗时，较《南史》为后，书中许多材料，特别是关于梁武帝郗皇后的传说，显然受了《南史》的影响。这说明许嵩是读过《南史》的。许嵩著《建康实录》时，上距梁亡已逾二百年，自然更不可能有所避忌。他所以也不提此事，最大的可能性当属他认为《南史》的记载不太可信，所以不加采用。这是《南史》记载的第三个大疑点。
据《北史·序传》所载李延寿上表自称：“就此八代，而梁、陈、齐、周、隋五书，是贞观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犹未出。然其书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怀慕尚，又备得寻闻，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馀卷。……唯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帙。”可见《梁书》的原文，李延寿是见过的，但他在《梁书》之外，又采录了其他材料，这就是所谓“鸠聚遗逸，以广异闻。”然而，李延寿世居北方，《旧唐书》本传说他“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北史·序传》则说他的曾祖李晓，在后魏迁都邺城时，“便寓居清河”（今山东西北部与河北接壤处），祖父李仲举仕齐才居邺，齐亡入关，后终于洛阳；父亲李大师隋末在冀州，因此曾在窦建德部下任尚书礼部侍郎，唐初曾遭流放。这都说明李延寿对南朝的历史并不像北朝那样熟悉，他所增广的异闻，有不少出于小说和传闻，未必全可徵信。事实上关于梁武诸子的史事，元帝萧绎曾制造了许多流言蜚语，并笔之于书，来丑化一些人物。如武陵王萧纪在侯景之乱中不发兵救援台城，即出于萧绎捏造，这是清代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早已说到过的。现在看来，《梁书》和《南史》关于邵陵王萧纶、武陵王萧纪的许多过失的记载，都有夸张失实之处，而以《南史》为尤甚。我们试将《梁书·邵陵王纶传》和《南史》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因为《梁书》所载萧纶的过失，还只是一个贵族公子的暴戾恣肆行为。这种人在遭受重大危机时，确有可能翻然悔悟，像他后来在“侯景之乱”中所表现的那样积极抵抗。至于《南史》的记载，则萧纶其人不但暴戾，而且荒唐悖谬，不近人情。从《南史》关于萧纪、萧纶的记载看来，也不能排除其对萧统的记载有不实之处。因为萧纪死于萧绎之手，萧纶也是萧绎借西魏之力所害死；而萧绎亲自害死了萧统之子萧誉，又想害萧詧，结果反被萧詧所杀。他自然对萧詧、萧誉之父也会造谣中伤。如果照《南史》那样记载，那么萧统在大通至中大通间恐怕很难再有心思去从事《文选》的编纂工作了。然而，据《梁书》本传，萧统在中大通二年还曾上疏议论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河的事宜。这种政治见解，要是身处忧谗畏讥之境的人，是不大可能发表意见的。因为这会被人理解成“笼络民心”。尤其像萧统这样的身份，更不能进言。然而这并未引起梁武帝猜忌，却是“优诏以喻焉。”这说明萧统当时的处境，并不算太危殆。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昭明太子和梁武帝的建储问题》（见《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中已有详论， 这里不再重复。所以笔者认为清水凯夫教授和笔者过去文章关于《文选》成书年代的推测，还是比较合理的。假如我们放弃这个推测，那么《文选》的成书年代又当在何时呢？照《文选》的情况来看，它只能成书在陆倕逝世之后，丁贵嫔去世以前。但这样的设想，恐怕也是难于成立的。因为陆倕和丁贵嫔都死于普通七年，丁贵嫔死于十一月，陆倕卒于哪个月，则史无明文。因为《文选》的编定据《文镜秘府论》等书，有刘孝绰参加，而刘孝绰在普通六年被到洽参奏后，即被免职在家。据《梁书》本传，元帝萧绎出为荆州刺史，到任后曾写信给刘孝绰，说：“君屏居多暇”。萧绎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是普通七年的十月，他从都城建康（今南京）到江陵上任，还需要一段时间，那差不多已到十一月，丁贵嫔已将去世。这样，刘孝绰就不可能有机会参加《文选》的编定工作。其次，陆倕究竟卒于哪个月，在《梁书》中似可找到某些蛛丝马跡， 证明其在丁贵嫔死后。因为据《梁书·到洽传》载，大通元年到洽死后，萧统曾给萧纲写信说：“明北兗（山宾）、到长史（洽）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己已。去岁陆太常（倕）殂殁，今兹二贤长谢。”又《明山宾传》载，明山宾在大通元年去世，死后，“昭明太子为举哀，……”，并且写信给殷芸对明山宾表示哀悼。但同书《陆倕传》写到陆倕之死，根本没有提到昭明太子有何表示。我们承认，明山宾在当时是老师宿儒，死时年已八十五，所以萧统要为之举哀，这也许是特例。但陆倕的地位比到洽要高，曾与梁武帝同为南齐萧子良的“竟陵八友”之一。他死后，萧统竟毫无表示，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陆倕死时，萧统正在丧服之中，无从写信。这就说明《文选》不可能成书于普通七年，因为陆倕应该死在丁贵嫔之后。
但《南史》关于丁贵嫔下葬之事，说得这样言之凿凿，也许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南史》对萧纶的记载，虽不可信，但萧纶早年曾有过失，大约不是假的。丁贵嫔的墓地问题，也许梁武帝和萧统之间，曾经发生过某些矛盾，只是情况并不像《南史》说的那样严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萧统在编纂《文选》时，更应谨慎，决不会让刘孝绰把它编成一部“谤书”，而事实上《文选》也决不是什么“谤书”。
三、关于编纂《文选》的历史背景
关于《文选》一书的性质，不少人认为它只是一部普通的选本，是萧统或刘孝绰根据个人兴趣加以选录的。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未必合乎事实。《文选》一书，成于众手，而且要由萧统这样一位皇太子来署名，恐怕并非偶然的。这需要从这部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加以探讨。
首先，从文学发展的情况来看，《文选》一书编成于梁武帝的大通至中大通初年，这情况就很值得注意。因为南北朝时代关于文学批评的论著，大抵都产生在齐梁之际。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一般都根据其中《时序篇》所说“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一语，认为它成于齐末；近年也有人认为成于梁初。这个争论，其实相差年数不多，而且刘勰本人活到了梁代，并且与萧统有过来往，这是人所共知的。又如锺嵘的《诗品》，所评作家到沈约为止，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其作于梁代，当无疑问。这两部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都产生在齐末梁初，这问题本来就很值得注意。至于文学的选本，其产生总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选本的取舍毕竟取决于编选者的文学思想。不管萧统的文学观和刘勰、锺嵘有多大的异同，但《文选》的出现与《文心雕龙》、《诗品》的时代相距不远，三者的先后出现，究竟有什么关系？其原因何在？这就需要研究。
一般来说，刘勰、锺嵘和萧统的文学思想都不大一样。刘勰主张“原道”、“征圣”、“宗经”，带有复古色彩；萧统却主张“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寒”，具有进化的观点。锺嵘反对作诗用典和讲求声律，刘勰则对“事类”和“声律”作了专门的探讨，似乎各不相同。但如果仔细阅读这三部书，就可以发现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例如刘勰虽认为文学的发展“从质及讹，弥近弥淡”（《通变》），却偏要把他的著作去就正于沈约，而且对声律这样产生于南齐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见他并不一味主张复古；萧统虽有进化的观点，但选录作品时也不完全详近略远，《文选》中所录作品倒是以西晋时人之作为最多。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很难用一两个例子来说明谁的思想更有积极意义，也没有必要去进行这种比较。值得研究的倒是在齐梁时代的文坛上，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才引起这么多人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来总结当时的文学情况。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好回答，那就是南齐时代“永明体”的出现。但我们一提到“永明体”，往往就想到“四声八病”或《颜氏家训·文章》所讲到沈约所说“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的问题。这些其实都仅仅关系到诗歌。但从南齐以后，文风的变化，似不仅在于诗，也及于文。我们试看颜延之、鲍照的一些文章，虽已有骈俪气，但毕竟典雅、古奥，仍不失汉魏以来的气象；宋末江淹之文，较颜、鲍已稍入轻绮，仍不免有古气，如《诣建平王上书》，即仿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袁友人传》则仿《史记》中论赞。到南齐文人，即使不算谢朓、 沈约与王融，就是孔稚珪、丘迟诸人之文，也显得清绮华美，与晋宋文人大有区别。这种变化，促使了当时的人对文风的转变，作出不同的思考，从不同角度来加以总结。
然而《文选》对前人文学成就的总结，其性质却和《文心雕龙》、《诗品》不完全相同。《文心雕龙》和《诗品》都是作者个人的著作，可以比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观点。《文选》则多少带有“官书”的性质。它尽管由萧统一人来署名，却成于众手；而且要力求平稳，既要体现各个时代文学的特色，又要为当时多数人所能接受，更要适应当时统治集团的要求。因为萧统作为一个皇太子，由他来主持这一工作，显然不能仅仅体现他自己的看法，而是要代表统治者对当时的文人提出一种文学的方向或模式。这只要看一下《文选》成书前后的历史背景就很清楚。
原来，梁武帝自从天监元年（502）代齐以后， 他早期的统治从总的方面来说，还是比较开明的，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南朝的政局还比较稳定。生产也呈上升的趋势。更加上与南朝相对峙的北魏，自从孝文帝元宏死后（499），已趋向衰落，尤其到天监十五年（516）魏孝明帝元诩即位以后，朝政落入胡太后之手，内乱频仍，国力大为削弱，这时的梁朝已经不再有“敌国外患”之忧。正如《梁书·武帝纪》下所说：“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珪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这些话也许有夸大，却并非全无根据。然而梁武帝和他的大臣们则完全为这种表面的升平现象所陶醉，一味去“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庾信《哀江南赋》语）。据《梁书·武帝纪》下，他曾“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命群臣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等佛经的义记几百卷；“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此外又有文集及关于阴阳卜筮的《金策》等等。这些书当然也是叫他的臣下去编写，他只是挂个名。其实这里的记载，还不是梁武帝署名的全部著作。像《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历代赋》十卷，也题梁武帝撰，就没有见于《梁书》。可见在文学方面，梁武帝也曾注意及之。他这种大兴文治，一方面的确有些自我陶醉，就如庾信所说的“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另一方面却也说明他对东晋以来的学术文化成果，作了一番总结。事实是从魏晋以来，由于玄风的盛行，再加上东晋以后佛经的广泛传播，使儒、道和佛教的思想逐步趋向溶合，因此当时的学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梁武帝的主持这些著作的编撰就是对这个变化的总结。这些编著的书籍，有些虽已失传，却对当时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唐代出现的“五经正义”之类，无不是在他的影响下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武帝当时的“兴文治”，也不无积极的作用。
当然，梁武帝作为一个帝王，他所着重的还在于礼乐政教以及历史的著述。这是因为这些学术部门，在当时被看作治国的根本和借鉴，所以必须由帝王亲自来过问。至于文学，虽也是一种重要的事业，正如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但相对于礼、乐等部门来说，就显得稍为次要。不过梁武帝本人也是一个文学家，他对这方面并非毫无兴趣。他也曾写过不少诗文，甚至创作过一些艳诗。他自然不会放弃对文学的关心。他的文学思想比较复杂，其中可能有一个发展变化。像《玉台新咏》中所录的一些绮艳之作，可能是他早年所作。但到他做了皇帝以后，对这些艳诗似有反感。《梁书·徐摛传》载，徐摛创新变文体，“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魏书·温子升传》载梁武帝见温子升诗文后，叹息“恨我辞人，数穷百文”。温子升诗文传入南方，据《魏书》看来，似在永熙（532—533）间，即中大通四年以后，此时萧统已死，“宫体诗”已在南方盛行，故有此叹。梁武帝后期的这种文学思想，和萧统是比较一致的。骆鸿凯先生在《文选学》中说《文选》的收录作品是“黜靡崇雅”。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竭力推崇陶渊明，却不喜欢《閒 情赋》，正是这种观点。所以当梁武帝致力于礼、乐、经学、史学和佛学著作的编纂工作时，把文学方面的事情交给自己的太子去主管是完全可能的。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说，萧统“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这些书并非同时完成，而是有所先后的。在《隋书·经籍志》中著录有“《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但又说梁代有“《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亡。”这里说的《古今诗苑英华》，当即萧绎曾向萧统求过的《诗苑英华》；至于三十卷的《文章英华》，《隋志》著录于谢灵运《诗英》之下，当亦为诗的选本，与《梁书》本传的话可相印证。那么《文章英华》和《诗苑英华》当即一书的两个稿本，所以卷数有别。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自称该书“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所以他有可能前后易稿，产生卷数和书名的差异。《诗苑英华》产生于《文选》以前。《文选》的编选也可能是以梁武帝的《历代赋》、萧统的《诗苑英华》（此书据清水凯夫教授说，即《颜氏家训·文章》中所提到的刘孝绰所编《诗苑》，其说当属可信）为基础，重加编选而成，书中一些应用文字，还可能亦见于《正序》。《梁书·徐勉传》载，徐勉的修五礼上表中，讲到吉、凶、军、宾、嘉五礼的《仪注》都以天监年间开始，至普通五年始告完成。我们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看来，《诗苑英华》的成书，大约和“五礼仪注”成书时间大致相近。这时梁武帝已年逾六十，在古代已属老龄，他既要致力于礼、乐、经、史，不暇再顾及文学，而把文学方面的事交给儿子萧统去作，也是合乎情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选》应该具有一定的“官书”性质。
正因为《文选》具有这种“官书”性质，所以一般讲，它很适宜于为出入仕途的士人起一种示范作用。《文选》选录的作品，绝大多数都出于天监十二年以前文人之手。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史家在《隋书·文学传论》中，强烈地反对梁后期的文学，却对梁初江淹、沈约和任昉颇为推崇。这说明《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很适合唐代统治者的口味。所以唐初的《文选》之学，最早仅仅流行在东南一隅，如曹宪、李善、公孙罗都是江都（今杨州）人，许淹是句容（今属江苏）人，其地区都在长江下游两岸相近之地。据《旧唐书·曹宪传》载，从他们“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又《李邕传》载，李善晚年在“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而《李善传》说“诸生多自远方而至。”于是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声称“后进英髦，咸资准的”。这样，《文选》的影响就遍及全国，许多人都来从事《文选》的选注。例如：“五臣注”的参加者之一吕向，据说是泾州（今甘肃平凉一带）人。在唐代，《文选》成了应进士科考试者必读之书，因此《太平广记》卷447引唐张鷟《朝野佥载》，记国子监助教张简，“曾为乡学讲《文选》”。张鷟是唐代武后至玄宗初年（680—720左右）人，当时《文选》之盛，已普及到乡学。这种影响之大，在当时除了儒家的经典之外，是很少有典籍足以与之相比的。推原其故，即在于《文选》的取舍标准正好符合唐代统治者的要求，而被广大士子视作诗文的典范。后来李德裕反对进士科出身的人，乃自称家中世代不藏《文选》，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选》对后人的巨大影响。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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