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著作

三、儒学著作

先秦时期是儒学的开创时期，儒学典籍皆诞生于此时，这些文献典籍大多被后世奉为经典，后世一些文人学士对这些经典进行整合，遂有四书五经、十三经等典籍传世，这些儒学经典被封建统治者定为儒仕必读书目和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深刻地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思想文化。

《周易》

 

《周易》又叫《易经》，相传上古圣人伏羲作八卦，是儒家四书五经之一，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经典，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周易》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物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是总结这些预测规律的理论工具书。其内容由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组成。有卦图和卦辞，爻有爻题和爻辞，其中保存了三代时期的宗教、祭祀、礼仪、天象等知识。

由于它是一本卜筮之书，所以不是秦朝要焚之书，躲过秦火而留存于世。周易的核心是五行八卦，主要论点有阴阳相生，五行相克，虽然含有诸多迷信思想成分，但是其中却又着人们对万事万物规律的探索，解释之中包含着对立统一的规律，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

《周易》后经西汉时期田何传世之后，内容除由卦画、卦名、卦辞、爻题、爻辞所组成的经文之外，还包括相传由孔子所作的“十翼”，即《易传》7种10篇。汉武帝时期，《周易》被列入儒家经典，遂称《易经》。意为由“经文”和“易传”组成，后世遂流传至今。

《尚书》

 

《尚书》，原称《书》，是我国最早的公文总集，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战国时期总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意思是“上古帝王之书”。因为是儒家经典之一，故又称《书经》，是五经之一，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官方史书，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上古时期的历史事件和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内容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尚书》在经过孔子编撰之后，有些篇目又由后来儒家增补而成。西汉初年，原书存有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于世的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尚书》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当世统治者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尚书》的文字艰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在言语表达和形象描述等方面形成了散文写作的范式。

《仪礼》

 

《仪礼》原称《礼》，汉朝人称为《士礼》，相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仪礼》，《仪礼》是一部详细的礼仪制度章程，也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古时传说此书是周公旦所作，《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其出自孔子及其门生，该书成书于东周时期。

《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而且是“三礼”中成书最早的一部，据考古资料及古典文献记载，商、周时期，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更是繁冗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

《礼记》十七篇，内容涉及上古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普本和西汉经学家刘向《别录》本。《仪礼》十七篇所记仪节制度，是各朝礼典的制定的蓝本。

《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记录古代典章制度的书籍。据传《礼记》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及其子弟众人的作品，还收录了先秦时期的他人著述。《礼记》在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仕人必读之书。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仪制度，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庞杂，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历法、地理等社会各个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文献资料。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简短生动的故事阐明一个深刻道理；有的大气磅礴、结构严谨；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大肆渲染描写，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性的格言警句，言词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各个时代的文人学士都从中寻找有益于世的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种类繁多，如东汉末年郑玄所注《礼记》，盛行不衰。今天所见版本是经西汉文学家戴德和其侄子戴圣选编而流传至今的《小戴礼记》。

《乐记》

 

《乐记》是记录先秦时期王室音乐作品及后世谈论音乐制度的一部儒家思想资料汇编。相传为战国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所作，后经汉初儒生搜集和整理先秦谈乐的言论，特别是儒家谈乐得言论，综合起来，编辑而成的一部书。

《乐记》原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中题作《乐记第十九》，约5000余字，包括十一个子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据西汉刘向，古代《乐记》共23篇，篇名都记载于《别录》书中。关于《乐经》的流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为《乐经》属先秦旧书，已亡于秦火；一种说法认为，《周礼·春官宗伯》之《大司乐章》就是所传《乐经》；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根本没有《乐经》这部经书。多数人采纳第一种说法，认为秦以后多传《乐经》为后人伪造。

《乐记》论述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以及音乐的美感认知等，是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中丰富的音乐文化史料，对两多千年来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春秋》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孔子晚年根据鲁史修订而成，是儒家经典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五种版本，后《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丘明的《左氏传》、公羊高的《公羊传》和谷梁赤的《谷梁传》三种，后世称其为“春秋三传”。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共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是记载内容涵盖当时众多诸侯国，大致记述了当时各国割据纷争的局面以及天下大势的演变历程，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因此，对于后世学者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全貌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论语》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成书于战国初期。它以语录体与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理念以及教育原则等。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四书”之一，是后世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

《论语》中大量记载了孔子和其门徒的对话内容，以问答式的教育模式传授心得体会。言语之中彰显了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育观念，或点到为止的微言大义，或侃侃而谈的启发论辩，论述富于变化，娓娓道来。对话内容涉及非常广泛，有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伦理，习俗等社会各个方面。论语语句简明凝练，含义深刻，很多语句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名言。

有关论语的版本，西汉初期，有鲁国后裔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和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以《鲁论语》为正本，并参照《齐论语》，另撰《论语》一部，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而《齐论语》、《古论语》不久相继亡佚。现通行本《论语》20篇，共计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而记录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仅有48章。

《孟子》

 

《孟子》是一部记录孟子政治理念，治国策略的一本儒家经典。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是由孟子及其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部头最重的一本，从南宋一直到清末，一直是科举必考的内容。

《孟子》与《论语》一样，也是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该书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重点论述了孟子的“仁政”、“王道”等统治理念，文章内容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之术，说理逻辑严密而又尖锐机智，代表着中国传统散文写作的最高峰。《孟子》中的语言，还包括用以帮助说理的比喻、寓言等，多为后人引用，并逐渐演化为成语。如明察秋毫、揠苗助长、出类拨萃、专心致志等等。

《孟子》一书共有七篇传世：《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行了鉴别，认为其中的四篇为伪作，于是便删去。东汉以后，这四篇便相继亡佚了。历代为《孟子》作注比较著名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大学》

 

《大学》相传为孔子高足曾参及其弟子所作。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士“初学入德之门”的书籍。所以，将其列为“四书”之首。

在《大学》的第一章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这八个条目是实现三条纲领的途径，文章后面分别对“三条八纲”进行具体阐释。《大学》寄托了古人内圣外王的理想。该文从实用主义角度，对世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启迪意义，同时对当今和谐社会建设也有借鉴。

《中庸》

 

《中庸》相传为孔子嫡孙子思及其门人所作，后经秦汉学者修订整理而成。是我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儒学经典。也是反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论著之一，其思想被后人称之为“中庸之道”。

《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中庸》是被两宋学人提到突出地位上来的，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极力尊崇《中庸》。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又作《中庸章句》，并把《中庸》和《大学》、《论语》、《孟子》并列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官方规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籍，对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庸》一书目的在于修身养性，引导世人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其中包括学习方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包括儒家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和“三达德”等，中庸所追求的修养最高境界是至诚和至德的“致中和”境界。孔子将“中庸”看作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其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来源，其含义有执中守正、折中致和、因时制宜等，这些思想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很有借鉴意义。

《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为解释孔子所作的《春秋》而作。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为儒学“十三经”之一。

《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同，只是后面又多记述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其内容记述了这一时期诸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占卜、祭祀之事等；作者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内容都进行记载，是一部反映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内容多取自于王室档案、诸侯国史等。

《左传》带有强烈的儒家思想意识，有着鲜明的政治和道德倾向，特别强调等级秩序和宗法伦理，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左传》代表了先秦时期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后人也因此称其为“相砍书”。

《公羊传》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相传为孔子弟子子夏的门人——战国时期齐人公羊高所作。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叙史十分简单，而用问答式的解经法重点阐释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公羊传》成书于汉初，是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故为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时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同时它还是研究先秦至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论述方式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是今文经学派的理论基础，其内容主要有：政治方面，讲改制，宣扬大一统；哲学方面，提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进化理论。

后世学人以研究《公羊传》而兴起了一种学问，即公羊学。公羊学在近代出现了一次复兴，引发了维新启蒙运动，是中国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缘由可能是蕴藏在《公羊传》一书中独有政治哲学理念。

《谷梁传》

《谷梁传》又称《谷梁春秋》、《春秋谷梁传》。其作者相传是孔子门生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先秦时期一直处于口耳相传的状态，至西汉时成书。是春秋三传之一。《谷梁传》着重宣扬儒家思想中的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该书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由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谷梁》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因此宋代的《春秋》学者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宣扬民生为本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于是在汉宣帝时期还一度被立为官学，成为治国的理论基础。

《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历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事的原则，在中国史学史上形成了一种治史的好传统。

《易传》

《易传》又名《易大传》，是战国时期一部解释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学说来源于孔子儒家学说。《易经》共有七种十篇，分别是《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自汉代时期，统称为“十翼”。

《易传》十翼的内容和性质各异，其核心是对六十四卦的排序所作的解释和说明，阐述了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意义。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髓，排除其谶纬神学的迷信色彩，对后世宗教文化影响深远。

《易传》对《易经》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它把中国古代五行阴阳学说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用辩证的观点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通思想，又提出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这些都揭示了自然世界和我们生活中的发展变化的本质和对立统一的规律，这些传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念。

《孝经》

《孝经》相传为孔子及其七十子徒所作，成书于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学的经典之作。自西汉始，为此书作注的不下百家，现在流行版本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所作的御注和宋代邢昺的疏。

《孝经》全书共有十八章。在中国伦理思想中首次将忠与孝联系起来，强调孝的社会功用；对孝的要求和方法也作了系统详尽的规定，主张把孝作为人的行为规范贯彻始终；同时还将孝道与法律结合起来，提出借助法律权威，维护宗法等级和道德秩序。

《孝经》从唐代开始被尊奉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纲常礼教、维系宗法社会的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尔雅》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尔雅”顾名思义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词语，使之合乎规范。《尔雅》最早出现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但未列入作者，有关其作者说法不一，但确为秦汉时期的学者辑录增益而成。

《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典，是解释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古词、语句的重要工具书。在汉代《尔雅》就被视为儒家经典，唐代正式将它列入“经部”，到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

《尔雅》在中国汉语言文字学和古代词书史上都有显著的地位。《尔雅》首创的按意义分类编排的体例和多种释词并列的方法，对后代词书、类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模仿《尔雅》，写作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从而使雅书研究又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为“雅学”。

从汉唐到明清，为《尔雅》作注的人很多，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

《荀子》

《荀子》又称《孙卿子》或《孙卿对书》，为战国末期赵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汉代刘向整理编辑荀子的著述，遂定为三十二篇。《荀子》一书内容朴实厚重，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句式整齐，兼用比喻阐明深刻道理，标志着先秦说理论文趋向成熟，今人学者陈平原称《荀子》一书为“学者之文”。晚清时期学术大家王先谦采集各家之说，编成《荀子集解》，后又有学者梁启雄著《荀子简释》，而现在通行版本为王氏所注。

《荀子》一书涉及荀子思想的各个方面，有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教育诸方面。在《天论》、《非相》、《解蔽》、《正名》等篇中，他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批判唯心主义相术，荀子这种“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理论将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了高峰；在《劝学》篇中以“请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态度强调后天学习教育的重要性；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意在强调人性自然属性需要用伦理道德来规范；荀子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强国》等篇中，其中“尚贤使能”、“赏罚严明”的治国理念和“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的富民措施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