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伊朗（波斯）的现代转型困境

传统社会的转型，通常都是非常艰难的，首先所谓的转型只能是学习，因为三大基础价值不太可能有传统社会自己的文化论证出，这也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很多基础价值很难在传统社会的文化中，获得扎实的文化正当性。其次传统社会的普遍观念与现代文明的三大基础价值往往是不兼容的，甚至是冲突的。为何会如此呢？

我们来看看传统社会的组成结构。传统社会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观念的差异，观念的核心就是超越视野（终极关怀）的差异。超越视野的载体是个体，这是超越视野可以决定社会组织蓝图的前提。也就说，超越视野决定了社会组织蓝图，而社会组织蓝图形成社会有机体。同时，也就是具有相同超越视野的个体，可以凭借共同的超越视野，形成一个社会有机体。同时，既然是个体，也就意味着可以自愿组成一种组织——准社会，比如行会，学园、经济组织等等。准社会与社会有机体不同，其背后的观念也不同。社会有机体是以超越视野为基础的社会蓝图直接规定的，是刚性，一般难以改变的；而准社会的形成却依赖于个体自愿，可以随时形成或者解散。不仅如此，准社会由于个体参与的自由（进入、退出都自由）参与，是不断扩张。当扩张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与超越视野直接规定的社会有机体发生冲突。（此时的社会有机体就像一个快被快速增长的癌细胞撑破的生物体）导致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危机。此时由于超越视野的差异，不同的社会有机体应对冲突危机的方式也不同。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动态停滞模式、印度传统社会的静态停滞模式，古希腊罗曼社会的进步模式，以及伊斯兰传统社会的飘变模式 。今天我和各位要讲的伊朗社会的现代转型，就跟其背后的文化背景——伊斯兰文化有关。

1、伊斯兰传统社会飘变模式 

伊斯兰传统社会的核心文化就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是希伯来宗教入世转向的产物。在伊斯兰教自己的历史视野下，犹太教和基督教是启示的早期形态。而把默罕默德限制得到的启示作为人和神之间最后的一次对话，是应该高于并涵盖以前所有启示的。这使得伊斯兰教一方面失去了宗教改革的活力和革新的动力，也具有了巨大的包容其他宗教的能力。尤其是在将异质的政治文化吸收进来以补充来自己终极关怀的社会组织蓝图。，正因如此历史上的伊斯兰帝国在呈现某种随机飘变性，阿拉伯传统、波斯传统、突厥传统等等都随之伊斯兰帝国的更迭和扩张，相继填充到伊斯兰传统社会的组织蓝图中。这就叫 随机飘变。具有这种模式的传统社会，在面临现代文明冲击时，会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呢？

2、伊斯兰传统社会的转型出路与困境

伊斯兰教属于希伯来文明，其超越视野是指向彼岸的，但是却要在此世建立公正的社群——也就是 “乌玛”（一种具有草原传统的公社）。这种超越视野规定了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形态分别是以伊斯兰法（传统社会五大法系之一）为运行规则的社会有机体和乌玛社群。

当现代冲击来临时，按照工具理性的观念结构，伊斯兰教的终极关怀要退出政治、经济领域，这势必造成整个社会和乌玛失去文化正当性。整个社会将会面临危机！这一结构性的缺陷导致伊斯兰文明必然在文化观念上与现代文明呈现激烈的对抗！（因为这种对抗有传统文化来提供正当性）。这造成了伊斯兰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与西方文明呈现持久的冲突。

伊斯兰文明中，要让终极关怀退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比较有效的路径是找到另外一种思想力量来暂时维系社会的稳定，以使其不解体。最靠谱的方式当然是民族主义。也就是通过民族主义提供凝聚力，先将现代民族国家在终极关怀规定的社会有机体（伊斯兰法的社会和乌玛）之外建立起来，然后在将伊斯兰教的终极关怀退出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理性论述。这条路最成功的是土耳其。（它是伊斯兰传统社会的转型优等生，相当于东亚理学传统社会的日本。）这个下次详细说。今天重点讲伊朗。

3、伊朗现代社会的转型困局

但是依靠民族主义作为过渡进行现代转型也是一个荆棘丛生的路，并不轻松。除了侥幸走出泥沼的土耳其，大部分的伊斯兰传统社会主要陷入三种结局：长期动荡（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转型停滞（伊朗、巴基斯坦等）、重回社会有机体（伊朗等）。

说回伊朗。

伊朗的现代转型开启时间其实非常早，是1850年前后。此时的伊朗还是卡扎儿王朝时期，皇帝纳赛尔丁刚刚即为，大胆启用力主改革的外交部门官员尼扎姆。这位年富力强的改革闯将大胆敞开国门，想西方各国张开怀抱，开展了一系列的现代化改革，取得了部分成效，当然也被迫割让了土地给西方。但是尼扎姆作为改革者，触动了各方的利益，贵族的，宗教界的，甚至西方的，最后被诬陷，皇帝那赛尔定将其处死。其结局相当悲惨，可类比商鞅。但他却没有商鞅幸运，商鞅虽死，但是留下一个强盛的秦国，改革措施也得以延续。但尼扎姆一死，各项改革随即停滞。纳赛尔丁后任的几任皇帝，由于忌惮尼扎姆改革所触碰的利益反弹和对统治合法性的冲击，完全失去了改革雄心和斗志，开始了坐吃山空，混日子等死的状态。

到了1921年，波斯军人礼萨汗率领2500名士兵发动政变，推翻卡扎尔王朝，建立巴列维王朝。

礼萨汉此时力主改革，而且不在孤单，因为土耳其的凯末尔已经走在前头。他想效法土耳其进行现代化改革，并在1935年把国号改为伊朗。（Iran，这个词的原义就是高原上的雅利安人）显然这个名是为了和欧洲国家在血缘上套近乎。

但是伊朗的改革是相当悲催的，他们没有土耳其的那种大突厥主义来作为强韧的的民族认同凝聚力（虽然他们不用人造一种语言，因为他们具有自己的波斯语），伊斯兰法无法退出政治经济领域，只能在改革策略上，与宗教界妥协，甚至让渡改革利益给宗教界，尤其是在教育、经济、和文化的管理权和影响力上。显然这种改革是相当不稳定的，到了1979年，西化的巴列维王朝被霍梅尼领导的激进伊斯兰革命推翻。

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女性

但这次的改革失败和尼扎姆的改革失败不同，尼扎姆失败，卡扎尔王朝也就原地踏步，停滞不前。而巴列维王朝之后的伊朗却再次回到了社会有机体，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历史上的卡扎尔王朝不同，更与巴列维王朝不同。

现在伊朗社会是一个转型停滞的社会。说转型，是他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仍然保留一些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政治和经济组织，比如总统、议会、最高法院、总检察长、多党制、民营企业、市场经济等等（但是这些现代社会制度和组织却不能与伊斯兰教的教法相违背）；说停滞是说其思想观念上重新被伊斯兰教的教义限制住。政教合一直接被写入宪法，宗教领袖拥有最高的权力。但是伊朗的文化观念系统并非铁板一块，在伊朗人的思想观念里，波斯传统、伊斯兰教义、现代文明呈现不兼容、不协调的对立，这些都渗透在伊朗人的生活中。（详见伊朗电影《一次别离》）

看着这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在这个大国艰难转型的背影中，我也看到了中国现代转型的隐忧。本节完。下一讲，我们说说伊朗的文学、影视、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