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想母亲——写在母亲去世三十周年之际

　　原标题：念想母亲

　　——写在母亲去世三十周年之际

　　王延泽

　　今年母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周年。母亲把自己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家里和子女身上，用心血和汗水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优秀品格，她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形象，像一座闪亮的精神丰碑，永远镌刻在我们子女心中。谨以此文，聊表对母亲深深的眷恋和无尽的念想。

　　(一)

　　那是一个让人肝肠寸断的日子，1988年农历9月23，我和往常一样在办公室上班，突然家乡来人告诉我,说母亲突发重病，让我马上回家。我东拼西凑了一点钱即刻赶往家里。我们家离兰州近八十公里，当一脚踏在村口的那一瞬间，犹如晴天霹雳砸在我头上，眼前的一幕，今生今世说什么我都无法接受，母亲走了，我们家的天塌了。

　　母亲去世时年仅五十七岁，父亲只有五十四岁。我们姊妹四人中，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在兰州刚参加工作，弟弟正在复读高考。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突发脑溢血走了，而且临走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没有留下一句话，我们家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巨大的悲痛之中。

　　没有母亲的日子是不能想象的。母亲去世后，平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直到弟弟成家，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的吃饭问题成了一个大难题。面对自己要亲自动手做饭这个现实，父亲学着开始淘粮食、蒸馒头、擀面条，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和辛苦。这期间，两个姐姐经常抽空回来安抚照顾父亲，我每周末无论如何都要回家，帮父亲干农活做家务，星期一一大早再赶到兰州上班。那些日子，我人在单位，心却一直在家里。每当饭点或者去机关食堂打饭，就牵挂家中的父亲和上学的弟弟吃了没有，吃了什么。我想如果母亲还在世，按时按顿给父亲和弟弟把饭做好了，那该多么幸福！

　　没有了母亲，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家里家外的活全都落到他一个人头上。白天苦庄稼，晚上干家务，既要照顾自己，又要操心弟弟。有一次回家，看到父亲正低头一针一线地给弟弟缝补一件旧衣服，不小心针头扎到了手指，我心都流血了。由于母亲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父亲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负担和压力，以至于母亲走后的前几年，一米七五高的父亲，体重从一百四十多斤锐减到不足一百斤。如今父亲身份证上的那张照片还能清晰地看出当年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由得让人心酸落泪！

　　记得母亲去世后的那年除夕，听着村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父亲和我们兄弟俩坐在母亲的遗像前，静静地围着火炉守夜，从头到尾谁都没有出声。看着父亲黯然神伤的面孔，再看看弟弟忧郁的目光，我几乎崩溃了。作为家里的长子，我问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在哪里？我恨自己怎么无力回天！那一夜，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快从母亲去世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勤奋工作，努力拼搏，用自己的实际工作成效来慰藉九泉之下的母亲，把对母亲的养育之恩和无尽的念想全部化作对父亲生活的照顾上，让他老人家安享晚年，并在力所能及的时候给予姐弟一定的帮助支持。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给天堂里的母亲些许宽慰，才能给自己一个交待！

　　(二)

　　母亲身材娇小，手上长满了老茧，开裂的手指上经常抹着棒棒油、缠着胶布，额头和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和岁月留下的沧桑，不到五十岁头发全都花白了。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拉扯我们姊妹四人含辛茹苦，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在农田地头和庄前屋后忙碌着，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没有享过一天的福。家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日子过得多么的清贫，她总是抿着嘴角微笑着，乐观地面对生活。

　　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每个生产队都是按工分计酬，谁家挣的工分多，年底分的粮食就多。考虑到母亲身体的原因，生产队特意安排她看管队里的一个菜园，为了能多挣工分，母亲每天坚持早出晚归，一些重活、苦活、累活，她也尽力去干，一干就是一整天，回到家里又要料理家务，洗衣做饭，喂养家畜，晚上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挑起煤油灯缝缝补补，经常腰酸背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都分到了每家每户，为了能多产高产，农忙时节她几乎整天都爬在地里劳作，常常跪在地上锄草、松土、施肥、打药、采摘、收割，全身沾满了泥土和刺草，露水把衣服裤子全都打湿贴到身上，袖口和膝盖上浸出一层厚厚的硬壳。母亲常说：“老天爷有眼，不会亏了庄稼人”，言下之意就是说务劳庄稼吃一点苦算不了什么，老天爷不会让吃了苦的人再吃亏。正是母亲的这种信念和执着，我们家的收成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节余。

　　生活中母亲特别俭朴，这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她虽然出生在当时那个年代相对富裕的家庭，但和父亲结婚后，知道我们家处境贫寒，一滴油、一根线从不浪费，一口饭、一勺汤都舍不得倒掉。在母亲的心目中，家里人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只要家里人吃饱穿暖，她怎么着都能凑合过去。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一年到头总是那件深灰而且落满补丁的粗布大襟衫和一双磨破后跟的布鞋，即使冬天也没有穿过袜子。后来生活条件稍有改善，大姐也给她缝了两件新衣服，纳了几双布鞋，但她从来都舍不得穿。

　　那个年代，物质条件匮乏，家家都是青黄不接。每次吃饭，母亲总是借口给猪剁菜、喂鸡喂羊，让爷爷、父亲和我们姊妹先吃，最后剩下多少就清汤寡水地吃一点。尤其是每次盛饭时，先从锅底捞上几筷头干饭夹到爷爷碗里，尽量让老人吃饱，不要挨饿。有时我们吃饭不小心在地上掉了一点面条，上面都沾了土渣，她赶紧捡起来吃了，就怕浪费。平时煮洋芋和青豆，从来都不剥皮，吃青豆还连最外面的一层粗皮也吃了，只剩下长长的两根豆茎。逢年过节偶尔改善一次生活，也是看着家里人先吃，剩下一点宁肯自己吃不饱，也要留到第二天让我们再吃。多少次母亲由于长期省吃俭用和劳累过度晕了过去，以至于后来积劳成疾，患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有病以后，家里给她买的药，也是省着吃，感觉头晕了就吃一片，平时一粒都不吃。

　　过日子母亲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年头节下亲戚邻里拿来一包点心一块都舍不得吃，一直留到来年换一下包装再送给别人。家里养的鸡下了蛋全都攒起来卖掉补贴家用。平时把铁路上扫来的碳渣子和自家的煤渣掺些泥土坨成了煤砖。用过的几个瓶瓶罐罐擦洗的干干净净摆在柜子上面当作摆设。最让人难忘的就是家里的面柜子，母亲打理的像一个专家用面粉设计建造的土建工程模型，不足一尺见方的小面柜，竟然整齐地盛放着几种不同的面粉，修砌的方方正正，相互之间从来没有掺和在一起。母亲还特意在每堆面粉上面做了记号，每天按量盛面做饭，取完后再重新做上记号。

　　一辈子母亲伺候孝敬爷爷没有一点怨言，和父亲相敬如宾，对子女更是百般呵护。记得小时候，有一年秋收时节，我和家里人一起到山里拔麦子，回来的路上渴了，爬在山涧一个小溪边一饮为快，还没等到回家，就上吐下泄，高烧不退，大夫说得了急性痢疾，吃药后很快就好了。母亲和父亲说什么都放心不下，一会摸摸头看发烧没有，一会让喝盐水杀菌消毒，反反复复用热毛巾在我全身擦拭、额头上降温。那天晚上母亲和父亲一夜谁都没有合眼，一直陪坐在我身边，给水端药，悉心守护。我说不要紧，可母亲说：“我的娃，你病了我和你爹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就怕万一有个闪失，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我痊愈后，多少个晚上母亲还在我睡的朦朦胧胧中轻手轻脚地走到炕头，低头听我的气息，摸我的额头，掖我的被角。

　　每次爷爷、父亲和我们姊妹们出门，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们要小心，早点回来。我们走的时候，她都要送到村口，至到看不着我们远去的背影。如果天黑了我们还没有回家，她一定在村口等着。我参加工作后，一到周末和节假日，母亲就盼着我回家来。那时通信和交通不便，记得有一年国庆节，等我回到家里天已经伸手不见五指，母亲卷曲着单薄的身子一直站在漆黑的村口等我，冷风吹得全身不停地哆嗦。看到我安全回家了，她摸着我的手，长叹了一口气。我还埋怨她站在外面受凉了，母亲却说：“我的娃，你不来，我悬着的心就放不下。”我们也为人父母多少年了，如今才真正理解“父母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这句话蕴含的深刻哲理！

　　母亲没有文化，汉字几乎一个不识，十位数以内的阿拉伯数字有些还不认识，但她有思想、有见解、有主意，她对知识和文化的崇尚渴望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当年家里虽然经济比较拮据，但她把我们的学习看得比金钱还重要。母亲常常对我们讲：“你们不要像我一样再吃没有文化的亏”。只要我们把心思用在看书写字上，将来能有出息，她说干活就不累。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在世时对我们子女的要求只有一点，就是学习再学习。那些年头，一到学生放假，村里的孩子们都帮家里到生产队去挣工分，母亲执意不让我们去，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家里有时间多学习。

　　记得二姐高中毕业时，村上要招一名民办教师，得知二姐顺利通过了考试，别提母亲有多高兴，从早到晚走起路来一路小跑。二姐上班后，母亲不让她做一点家务活，放了寒暑假也不让下地干农活，为的就是让她多看书、多学习、备好课，一门心思教好书，让乡里更多的孩子会识字、有文化。大姐机遇差一点，正赶上文革时期，小学毕业就辍学入农了。为这事母亲还常常挂在嘴边，多少显得有些耽搁和对不住大姐。好在大姐明白，没有责怪母亲和家人。

　　为了我们学习，母亲用心良苦。我和弟弟上中学的那些年，由于学校离家比较远，只能寄宿，而且每星期中间要从家里取一次馒头。为提醒自己按时给我们做好馒头，母亲专门制作了一本特别的日历挂在炕头：就是用七张手掌大小的白纸，在上面分别涂上一到七个小黑点来代表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翻自己的小日历，母亲用这种很原始很简单的计时办法，一天也没有让我们兄弟俩挨饿，一天也没有耽误我们的学业。

　　每个周末回家来，农闲时母亲总是催促我们看书学习，农忙时白天有时也帮家里干一些农活，一到晚上母亲就让我和弟弟抓紧学习，让二姐赶紧备课。为了监督我们，母亲用手指蘸上唾沫悄悄地在纸窗上捅开一个小孔，看我们在学习没有。有时我们困了，爬在桌上睡着了，她就在院子里轻轻地咳嗽两声。看着我们正在学习，她就继续去做针线活、跟父亲唠嗑，我们学习备课多晚，她和父亲总是陪到多晚。

　　那是我上高二的时候，语文老师是我的一个堂舅，有一次我上课时打了一个小差，堂舅做了一个比喻，没有点名来批评我不专心听课，他说：“我们班有一位同学，他妈给他和他弟弟蒸的馒头和烙的锅盔，一个挨一个可以从他们家门口排到我们学校门口”。我们家离学校近三公里，这需要多少馒头和锅盔？知道这话是在讽刺我，同学们心里也都明白，顿时我满脸通红，羞涩难当，无地自容。从那时起我才直正懂得母亲的不易！

　　母亲一生宽厚善良、乐善好施。邻里之间从来没有红过脸，谁家有困难，就去嘘寒问暖，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谁家有红白事宜，就去帮忙料理。有时家里做上一顿好饭，就让我们给村里的老人和隔壁的堂伯端上一碗。那时候，村上每家每户夏天都要匝浆水，冬天都要腌酸菜，母亲在家自己酿的醋在村里很有名，只要谁家来要，她都用大碗给人，从不吝啬。记得小时候有一年寒冬的一天中午，家里刚做好一锅面条，门口来了一个冻得发抖的讨饭老人，母亲赶快把那老人请进屋里，招呼着先让取暖吃饭，临走时还装了两碗面粉。那老人伸着大拇指后退着从我们家离开。那个年代都是按人头做的饭，我们知道那老人吃了，母亲就没有吃的，我们还有点不高兴，而母亲却说：“这顿饭我不吃饿不死，这老人不吃就有可能饿死！”

　　母亲心里总是装着家人，对自己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有一年，父亲带着母亲到城里看病，走的时候，背了一袋五十多斤的面粉，提了一筐鸡蛋，准备卖了以后接济医疗费用。一到城里，他们就蹲在马路边卖了面粉和鸡蛋，然后找到了医院里当年在我们村下乡插队的一个大夫，虽然花费不多，但看完病天都快黑了，就去找旅店住宿。母亲怕花钱，对父亲说在马路上转一转天就亮了，硬是不肯花钱住店。好在被一位在一个饭店浴池值夜班的好心的阿姨看到了，收留他们在浴池搓背的床上住了一休。据父亲讲，这是他和母亲生平第一次住在城里，而且还是第一次洗澡。那一夜，母亲和他说了好多话。后来我问父亲，母亲跟他都说了些啥话，父亲说印象比较深的，母亲跟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娃在这里也有个家，以后到城里看病就不用住浴池了。”

　　(三)

　　母亲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三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新时代铿锵有力的脚步，我们家不忘初心、砥励奋进，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父亲时常高兴地对我们说：“当年你妈跟我在浴池里说的那些话，今天全都变成真的了，当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今天也都发生了。”

　　如今我们姊妹四人，包括九个子女，已全部融入城市化进程，城市群的成员已由三十年前我只身一人发展到目前的近三十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到四分之一，其中包括两个在读研究生。作为我们家在这一变化中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四岁高龄，耳聪目明，身板硬朗，精神矍铄。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身边的子孙们都来看望老人，全家人聚在一起，四世同堂，无话不说，其乐融融。每当这个时候，父亲经常引用伟人的话对我们讲，生离死别是自然规律，小到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不怕有困难，就怕被困难打倒，我们要幸福，就要奋斗，活人一辈子，奋斗一辈子。

　　三十年来，父亲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开而失望，我们姊妹四人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开而沮丧，我们家没有因为母亲的离开而垮掉。我以为，最根本的就是三十年来我们秉承了母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良好家风，最欣慰的就是把赡养和孝敬父亲作为我们子女的天职，最可贵的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兄弟姐妹都情同手足，最关键的就是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最难得的就是赶上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果在天有灵，母亲一定会为我们家三十年来发生的变化感到高兴。倘若真是如此，她老人家也该含笑九泉了！

　　安息吧，亲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