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苏轼的资料 苏轼简介

　　苏轼( 1037—1101 )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宋代著名文学家。
　　被称为 “天府之国” 的富饶而美丽的四川省中部，距成都西南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县城— — —眉山。我国北宋时期的一位杰出的大文学家— — —苏轼，就出生在这里。
　　苏轼从儿时起就对自己的故乡无限热爱。苏东坡居家周围的山冈长有茂密的树林，他常与弟弟苏辙登山涉水；家乡的一草一木都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读书、 嬉戏之余，还亲手栽种松树，看着小树苗渐渐成长，真是其乐无穷，乐在其中。儿童时代的乡间田园生活给苏轼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的丰富的记忆。少年苏东坡在家乡对于农业生产劳动是有所了解和体验的，这一点在他中年谪居黄州开辟东坡，参加生产劳动而不外行上，明显地反映出来。苏轼从政以后十分注意关心劳动人民，同情热爱劳动人民，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农民劳动负担，这一切都和苏轼自幼热爱生产劳动不无关系。对待农民的同情态度，是苏东坡政治生活的最基本倾向。
　　苏轼对故乡山水是如此执著的热爱，他对故土的山水云月、 一草一木、 花鸟虫鱼的眷恋，一方面是他从小受到故乡山水大自然的陶冶，养成了赞美大自然，追求大自然的情性；另一方面也受惠于母亲。苏东坡的母亲程氏颇有文化教养，相当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并有自己的一套思想观点。当苏轼的父亲苏洵离家游学四方时，程氏担负起家庭教师的重任，尽心培养教育苏东坡、 苏辙两兄弟。除去教他们勤勉读书，奋励有志之外，还教他们种树、 爱鸟……总之，程氏对于苏轼兄弟不仅是善良的慈母，而且是一位重要的启蒙教师。她对他们的生活、 成长，以及后来的成功、 成名，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名人故事]www.zhlzw.com 中华励志網 名人传记
　　巴蜀之地自古人才荟萃，多少文化名人、 杰出人才曾受这块沃土的养育。山川俊秀的自然环境，丰富多彩的文化沃土对苏东坡的陶冶与成长，无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苏轼八岁时在著名的乡塾天庆观北极院读书，三年间勤学好问，深受道学先生的赏识。一天，有一位书生从京城汴梁来到天庆观，拿出当时文学家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诗》给道士先生看。诗中颂扬了当时的十一位大臣，其中有范仲淹、 欧阳修等贤良之士。年轻的苏东坡在一旁观看，默默记住了诗中的词句，同时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但是仍不甚清楚，于是便好奇地请教先生，诗中歌颂的十一位大臣究竟是些什么人。先生说： “小孩子何必知道这些 ！” 苏轼不服气地问道： “难道他们都是些天上的人吗 ？ 那样，我就不用知道；如果也是地上的人，怎么不可以知道呢 ？ ” 先生见这小苏东坡出言不凡心中暗自称奇和高兴，于是便一一告诉他范仲淹、 欧阳修、 韩琦等人都是人中的豪杰，当今政坛上的革新派。小苏轼听罢，对政治革新问题虽不甚懂得，然而对这些贤良之士、 国之栋材产生了无比强烈的敬慕。
　　长大以后，苏东坡无论为人还是为文，始终都以范仲淹、 欧阳修等前辈为自己的楷模，在苏轼中举以后，都与他们有过交往，并对其政治生活和政治倾向产生重大影响。苏东坡的少年时代较少有机会与名人往来，他说： “自己虽已20 岁，却没有什么朋友，四海之内只有同弟弟交游。 ” 其实，他很羡慕贤才良士，只是没有机会交往。当时，唯一称得上名流之士的似乎只有张方平，张方平较苏轼年长，少时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人称 “天下奇才” 。宋仁宗皇佑六年(公元 1054 年) ，张方平镇守成都，第二年，苏东坡前往拜见，受到张方平的礼遇，以 “国士” 相待。此行苏轼受到很大鼓励，不久，张方平又推荐苏东坡兄弟进京应试，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很深。
　　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 1057 年) 4 月，正当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 父子三人兴高采烈的时候，按照宋朝的科举制度，苏东坡、 苏辙中举后就可以授官。但是，不幸的是苏轼的母亲程氏夫人于四月八日病故。
　　这个噩耗如晴空霹雳，父子三人来不及向亲朋好友告别，即匆忙离京，回四川奔丧。
　　到得家中，一片凄凉景象，苏氏父子怀着悲痛的心情把程夫人安葬在眉山安镇方可龙里老翁泉旁，即后来所说的苏坟。嘉佑四年初冬，苏东坡服丧期满，父子一行便又启程，第二次同赴京师，于次年二月到达京师。
　　就在苏轼准备走马上任时，欧阳修等因苏东坡才识过人，便大力推荐他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嘉佑六年(公元 1061 年)苏轼经过一番准备， 参加了直言极谏科考试。考试前，苏东坡上了 25 篇《进策》， 25 篇《进论》。秘阁考试时，他又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正礼以养人为本论》等六论(见《东坡后集》)。以前的秘阁考试不起草，所以一般文章都写得平平。从苏轼时起忽然放宽规定，允许起草，苏东坡的文章大放异彩。最后，宋仁宗在崇政殿御试，苏轼呈上一篇《御试制科策》。宋仁宗大为欣赏，于是苏东坡以优异成绩“入三等” 。 “入三等” 很不容易，自宋王朝建立以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吴育，一个就是苏轼。苏东坡应制科试后不久，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比起前次的官职来，提升多了。
　　上任以后，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所作的一些文章中，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文化，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他们都指出弊病提出批评，真是初生牛犊不惧虎。他们的这些观点使保守派和激进派都很恼火。苏东坡主张严格法制要从大臣开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主张打击那些不法的高官贵族，只有这样才能使百姓心服口服。苏轼还指出当时国家有两大隐患：一是立法不严；一是任人不当，并进一步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是主要的。苏东坡主张变革，但在变革方式上却不同意王安石的那种骤变，应该循序而渐进。他毫不隐讳地指责仁宗皇帝无所作为，不会使用人，不懂得如何使用大臣。指出朝廷的大小官吏们因循守旧，对已有章法一点不敢变革，而且上下相安、 官官相护，这些人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疾苦，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
　　由于苏轼对人民寄予无限同情，后来人们称他为 “苏贤良” 。苏东坡既主张革新，又反对激进。这样一来，一些偏于保守的老臣和偏于激进的变法派人物都对他不甚满意。
　　后来苏轼被提拔离京为官，弟弟苏辙一直送哥哥到郑州。举手劳劳，两情依依，苏东坡有诗表述这种惆怅不安的心境。兄弟俩第一次离别，情绪都很伤感，回忆起往昔二人同窗共读、 同游同乐，极惬人意，以后哪一天复能如此 ？ 想到这里，觉得高官厚禄不过是过眼云烟，并不值得追逐。相约日后一起退隐，纵情山水。从思想情绪上看，当时苏轼是比较低沉和苦闷的，反映出一种自我斗争比较激烈，思想意识又很复杂的精神状态。在功名利禄面前他表现出一种矛盾心情，表现了儒家知识分子在个人追求得不到实现时出现的一种消极的逃避现实的思想意识。
　　但是，任职凤翔后，苏东坡在面对国势的荏弱，人民大众的生活疾苦时，他持一种比较正视现实的态度，他又批判了自己的消极逃避态度，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被激发起来。他认为大丈夫要积极处世，在困厄之中不应后退，而要勇敢向前。总之苏轼的人生态度是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
　　苏东坡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同变法派的矛盾越来越深，惹得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不满。他的两篇《上神宗皇帝书》，全面非难新法，更引起变法派不满，决心对苏轼进行报复。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 年)有人状告苏东坡，说他借父亲去世返川时贩运私盐。
　　这应该说是苏轼一生中遭多次诬陷中的一次。苏东坡面对这些握有实权的人物难以为辩，何况当时好多朝臣皆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离开朝廷，如司马光、 欧阳修、 曾巩等。
　　苏轼别无良策，也要求出任地方官躲开这些人。变法与反变法斗争的情况是复杂的，苏东坡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温和的改革思想决定了他在政治上总是倾向进步的；但也正因为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其政治主张中的落后因素有时也会突出出来，表现出浓重的保守色彩。同年四月，苏轼接到通判杭州的任命书，他当时带着愤懑与消极的情绪离开了汴京。他先到陈州(今河南淮阳)探望弟弟苏辙， 而后同弟弟一道去颍州(今安徽阜阳)拜谒了欧阳修老先生。十月渡滩河经楚州、 扬州等地抵杭州。
　　苏东坡在通判任上，虽然郁郁不得志，写了不少游山玩水的诗，但由于担任助理官员，经常出差处理解决一些具体工作，使他有机会深入下层、 了解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
　　广大农村，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民不聊生。这个时期他写了《山村》、 《吴中田妇叹》等诗，一方面深刻同情人民疾苦，一方面揭露新法的弊端。苏轼曾做过统计：两浙地方，一年之中竟有 17000余人因犯盐法而入狱。他对这些采取了揭露和批判的态度，引起改革派强烈不满，几乎遭到杀身之祸。苏东坡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大众的广泛接触，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广泛的创作题材。在苏轼传世的三百多首诗中含有政治、 讽喻、 理趣、 景物等诸多方面。
　　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 年)年底，苏东坡奉诏派往山西西南端的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这时政事将有大动荡，王安石革新派先后垮台，政局如何发展实难预料。苏辙出京迎接哥哥时说，去河中府的新职已取消，改派徐州太守。徐州当时是大城，也是军事要冲，且风光秀美，物产丰富，苏轼一到就说这里是 “暂住” 的好地方。不幸的是，他刚刚上任三个月徐州就发了大水，黄河大水泛滥，在徐州被高山阻挡，水位猛涨。九月已接近三丈，人心惶惶百姓忧虑。苏东坡日夜指挥，舍身救城，好几十天没有回家，他住在城墙顶上的木棚内，监督加固外墙。洪水围城45 天，狂暴的黄河终于归了故道，徐州周围的洪水渐渐退去。
　　水退后，苏轼回到城中。此时市民们欣喜若狂，万分感激，苏东坡也作诗《答吕梁仲屯田》以庆祝徐州得以保全。但他并没有沉浸在诗酒之乐中，没有沉醉于防洪胜利的喜悦之中。为了防止以后的水患，他上表给朝廷，请求朝廷拨款，允许他调集役夫，以便增筑徐州城堤。但他的数次陈请如石沉大海，他只好修改奏议，要求不建石墙，改用木块工事。直到第二年二月朝廷才同意了苏轼的请求，苏东坡在城东南建了一道木坝。完工后，他在东门上修了一大楼，以黄土刷墙，名曰黄楼， 黄楼是抗水力量的象征。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 年)重阳节，苏轼在黄楼之上举行盛大的开幕仪式，百姓倾城而出，人山人海前往祝颂。酒酣之时，苏东坡想起去年今日的水灾，人们惊恐万状；今日平安无事，可以欢度佳节。于是吟诗助兴，题目是《九日黄楼作》。他站在黄楼之上，眺望四野风光，远处渔村、 庙宇历历可见；耳闻楼下流水、 桨声、 鸭声打成一片。这段时间，苏轼时常与宾客登楼宴游，饮酒作诗。后来，在徐州写的诗集就叫做《黄楼》集，由此可见，诗人的成长与他的生活和事业是分不开的。
　　苏东坡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 年)三月，从徐州迁知湖州(今浙江吴兴)。湖州虽然是风景优美的鱼米之乡，但由于近几年来这一带自然灾害严重，连年的饥疫死人很多。在苏轼看来，这种民不聊生的境遇，一方面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同时也是 “拙政” 造成的。他在《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诗中谈到 “拙政” 表面上是自责，实际上是指变法，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时政的不满。反映人民疾苦，不满变法的诗这时期写了不少，如：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元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 — —《王复秀才新居双桧二首》之二
　　这是一首对桧树的赞歌，苏东坡想以此来说明自己有如桧树一样挺拔向上傲然不屈的品格，没想到竟遭到别人的歪曲。
　　王安石虽然下台，但革新派人物仍居要职，他们把苏轼的四本诗集连奏状一起送了上去。另一位革新派人物李定也送了另一份奏状，列举了苏东坡一连串该杀的理由，如：
　　罪恶昭著，死不悔改；傲慢荒谬的话天天在朝廷内外传闻；言语荒谬而且诡辩，行为荒唐而且顽固；对陛下为政廉明他不满，认为全然不重用他，罪不容赦。皇帝看了确实很不高兴，于是下旨查办。革新干将何正臣也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最初神宗不愿追究，但在御史众口一词的围攻下，神宗只好命令把苏东坡拘捕入京审讯。苏轼得到苏辙从京城送来的消息，思想有所准备，不过他不知道罪行有多大，罪责有多重。官差到后，苏东坡与家人告别，和结发妻子临别时，苏轼很镇定地安慰哭得死去活来的王氏夫人，并作诗相送。家里决定由长子苏迈陪苏东坡进京。苏轼被捕入狱后，狱卒得知其身份颇为照顾，苏迈每天到狱中探望，为他送饭。
　　苏东坡在狱中不知事态变化，以为难逃一死，便写了《狱中寄子由》诗，请狱卒转交。
　　诗意极其悲切，说他一家十口都要靠弟弟子由抚养，而自己的灵魂将躺在荒郊聆听凄风苦雨。诗中还感谢皇帝的恩德，说这次获罪全怪他自己。这首诗后来转到皇帝手中，皇帝一看，果然大受感动。朝廷内外，对这桩诗案所持的态度错综复杂，有人欲置其死地而后快；有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有的明哲保身，担心受累；敢于出来营救苏轼的人也不少。如老臣张方平曾愤然上书，称苏东坡是 “天下奇才” ，就连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说：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 神宗好名而畏议论，对老臣，特别是王安石的话比较重视，加上神宗本来也很赏识苏轼的才华。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正式结案：贬苏东坡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苏辙、 王诜也受贬谪；司马光等人因与苏轼关系密切， 各罚铜 20斤，这就是北宋有名的 “乌台诗案” 。苏东坡出狱后又写诗表述自己的心境。
　　苏轼自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 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进入他又一次政治上的失意时期。元丰三年苏东坡带着 21 岁的长子苏迈离开京师，前往谪居地黄州。初到黄州，他颇有一种矛盾的、 又难以言表的心情，在诗中自我嘲笑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初到黄州》)为了养家饣 胡口，一生忙忙碌碌，可越来越觉得荒唐可笑；想干一番事业，到头来却受诬陷遭贬谪。不过也好，官微身轻，有时间欣赏长江的 “鱼美” ，和山中的 “笋香” 了。这实际上是自我嘲解、 满腹牢骚。黄州是当时汉口附近江边小镇，苏轼一家住在黄州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城。他在这里建有南堂，可俯瞰长江，眺望千帆往来。苏东坡在这里住下后不久，老朋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过去的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垦荒种地。这里就是因苏轼而著名的东坡。由于仕途失意，壮志难酬，他已经产生了“归田” 的思想，没想到真的当了 “农夫” ，于是他自号 “东坡居士” 。并写诗《东坡八首》描述在这里垦荒的滋味：一年到头辛勤劳苦，费尽力气，但是得不到应有报酬。
　　功夫不负有心人，荒地终于开垦出来了。苏东坡夏季在东坡种稻，冬季种麦；而且在房前屋后栽了树，养了竹，一寸土地也不让它闲置。地开垦好了，苏轼还在这里修房子，给房屋命名 “东坡雪堂” 。雪堂北面是北山之微泉， 南面是四望亭之后丘；堂前有景，柳树成荫；堂后有松树、 桑树、 桃树、 枣树，还种有蔬菜。这些既解决生活之需，也美化了环境。苏东坡常把他的雪堂比作陶渊明的斜川，他在《江城子》词中写道：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归耕。……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 苏轼经常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及其它陶诗，他愈读愈觉得诗中反映了自己的情感和目前的生活。他每天在田里干活时，时常把陶诗字句配上民歌，教农人唱。他虽然深感垦荒之苦，但也体会到劳作之乐。
　　宋神宗元丰五年五月、 七月和十月， 苏东坡与友人一起先后三次游览黄州附近的赤壁，写下了千古名篇《赤壁赋》、 《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表达了他那种俯仰古今，超然旷达，不以个人得失为怀的积极态度；同时也流露出他随遇而安，消极自处的生活态度。赤壁之战的赤壁在湖北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这里的 “赤壁” 在黄州西边突入大江的一个山脚，石色发红，名曰赤鼻矶。后人误以为这里便是赤壁之战的赤壁。苏轼知道这里的赤壁是传说，所以他在《念奴娇》的词里写道：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 他不是写史，只是借题发挥而已。五月，苏东坡等来到赤壁，面对缓缓东去的大江，雄视千古，赞美江山，赞美英雄，本希望像这些英雄一样，少年得志，成就功名；而现实却是非常残酷的，自己壮志未酬受诬遭贬，华发早生。他不禁怀古伤今，慷慨激昂地高声吟诵：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此次赤壁之游，是苏轼与川籍道人杨世昌同行的，时间是旧历七月十六傍晚，苏东坡及朋友们坐着船在赤壁下面的江面上游玩。阵阵清风吹来，江面上风平浪静，苏轼举杯畅饮，并吟诵古诗《月出》。酒兴之余，面对眼前仙境般的美景他们高兴地敲着船帮唱起歌，一位会吹萧的客人吹萧伴奏助兴。回家之后，苏东坡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赤壁赋》。过了三个多月，苏轼同两位客人从东坡雪堂返回临皋，只是月白风清，人影在地。面对这良辰美景三人不约而同觉得不能辜负它，于是带好酒和菜又游赤壁了。这次重游已是深秋，水位下降，许多江石露了出来，赤壁更显得雄伟高耸。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 好像没过几天时间，风景却变化这么大。兴尽而归后，苏东坡又挥笔写下了《后赤壁赋》。由于时间的推移、 江山易貌，诗人的心绪也从上次的欢乐自适变为凄清寂寞了，所以 “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 ？ 其不可留。 ” 这正表现出苏轼在贬谪黄州期间孤寂悲凉的心情及艰难的政治处境。然而，这不幸的遭遇与深刻的感受使他写下了众多不朽的诗文。
　　宋神宗很欣赏苏东坡的才华，在贬谪黄州期间曾多次打算起用他。最后，神宗亲笔下诏，把苏轼从黄州调到离京城较近的汝州(今河南临汝)任职，苏东坡犹豫再三，才决定抛下东坡农庄，准备收拾起行。元丰七年(公元 1084 年)三月调令下达，当地大群官吏乡绅前来饯行，众多友人前来道别，百姓更是依依不舍。苏轼也对黄州感情很深，几年后他还写诗表达这种心情。赴汝途中，他先到筠州看了弟弟苏辙，然后又到庐山游玩了几天。著名的《题西林壁》诗就写于此时：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 诗写得很富理趣，启发人们怎样才能全面、 完整地观察事物。
　　六月，路经鄱阳湖，在长子苏迈陪同下游览石钟山，又写下了著名的游记散文《游石钟山记》。七月到达金陵，在金陵与王安石诵诗说佛， 纵论天下大事。在泗州时遇到了青年时期家乡故人刘仲达，老友重逢颇多感慨： “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故人惊怪，憔悴老者衫。 ” (《满庭芳》在泗州时，苏东坡仍不想前去汝州任职，因他 “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 ，准备长期归隐田园。于是上书皇帝《乞常州居任表》，未见答复，只好继续前行。其实，神宗答复得快，苏轼到南都(商丘)接到诏旨， 恩准他久居常州，苏东坡很高兴，立即返回常州。
　　元丰八年(公元1085 年)三月神宗驾崩，当时继位的哲宗赵煦年仅 10 岁，全由高太后听政。高太后反对王安石变法，掌权后立即启用保守派代表司马光为相，起用政见上反对过王安石的人，苏轼自然也包括在内。人的命运有时也难以琢磨，苏东坡定居常州的计划刚刚付诸实践，复官的消息又来了，他被任命为登州(今山东蓬莱)太守。家人高兴，苏轼却心乱如麻，他把自己比作颠峰已过的骏马，跑不动喽 ！ 苏东坡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五天后又奉诏到京城。苏轼很受太后恩宠，短短几个月，他从七品跳升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时年 49 岁。这一时期，他先后起草八百多道诏命，都收集在《苏东坡全集》中，文辞优美、 古雅、 精当。 “翰林学士知制诰” 是封建时代著名学者的最高职位，下一步往往是拜相了。苏东坡虽是三品，但已极人臣，第二年苏轼就兼任了侍读。
　　苏东坡这次回京不同以往，连连升迁，名气达到最高峰。文人友人都极崇拜他。司马光死后，他成为第一学者，尽管不适宜作宰相，但大家都公认他的声望一时高于百官。
　　于是许多人慕名而来，有拜访、 有求教、 有拜为门生的。几年前和他通信的大诗人黄庭坚也来见他，正式拜在他的门下。秦观、 张耒、 晁补之也都先后拜师，黄、 秦、 张、 晁被世称 “苏门四学士” 。后来又收了李荐和陈师道两人，成为苏门 “六学士” 。一天，苏轼率弟子秦观、 黄庭坚，和佛印漫游，走到郊外一座荒废的寺院时，见到院东墙上有一首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曲江对雨》诗。吟罢，大家都赞不绝口， 遗憾的是第三句 “桃花著雨胭脂□” ，最后一个字没了。这时苏东坡建议大家各补一字，看谁补得准，四人各自琢磨，按自己的体会各补了一字。黄庭坚补的是 “老” 字；秦观补的是 “嫩” 字；佛印补的是 “落” 字；苏轼补的是 “润” 字。几个人回到翰林院查阅杜甫诗集，都没有补对，原诗第三句最末一字是 “湿” 字。虽说都未补对，但相比较来说，苏东坡补的最贴切，也可见苏轼学问之深了。
　　欧阳修死后，苏东坡已成为北宋文坛领袖，他的文名、 诗名早已闻名遐迩，有的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或国外。契丹、 西夏不用说， 就连高丽乃至日本也都流传他的作品。 “公元1089年， 宋苏辙使辽，既主，辽人问大苏学士安否 ？” 苏辙经涿州，寄诗苏轼： “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www.zhlzw.com 中華勵志網 名人传记
　　苏东坡的政治主张既得罪了新党，也得罪了旧党，结果引起新旧两党对他的不满和攻击。由于苏轼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 恢复差役法的主张，司马光准备把他赶出朝廷。
　　另外，苏东坡还受到已经失势，但势力仍不小的新党的攻击。对此，他连连上疏，要求出任地方官，哲宗元四年(公元 1089 年) ，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杭州。再次来到杭州后，苏东坡又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其中一桩就是兴修水利。他到杭州后，访问民间疾苦，得知杭州城内运河情况不佳， 就请教专家，视察水位，制订出清理整个运河区的计划。运河工程大约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百姓们高兴极了，既解决了交通问题，更解决了百姓的饮水和供水系统问题。十年前，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曾协助知州修建水管，如今又组织人力开始修建，不仅修了管道，而且清理了老水库，修建了新水库，将西湖的清水引入北郊的两个新水库以后，当地军营也可以受益西湖水了。完成了杭州的运河系统和城内的六个水库(古称六井)后，马上开始整治西湖。苏东坡不但上书给太后，而且给 “政府” 各部门上书，要求解决资金问题。上书请求获准后，开始整治西湖。
　　苏轼招募了几千名工人和船夫动工修湖，开工后几日，苏东坡天天亲临湖上视察，不辞劳苦地工作到工程结束。杭州人民为了纪念苏轼的功德，至今把西湖中的长堤称为“苏堤” 。时至今天，杭州成为世界驰名旅游城市，其中也应该包含有苏东坡的历史贡献。
　　苏轼认为西湖的整治，必将使杭州更繁荣，他写道： “古岸开青葑，新渠走碧流，今看光满万家楼。 ” (《南歌子·杭州端午》)。苏东坡一年后调离杭州到颍州，他又整治颍州西湖，他仍不忘疏浚杭州西湖盛况，不忘与民同甘共苦的动人景象。
　　正当苏轼忙于为杭州人民兴利除弊之时，有一位做法曹的小吏要辞官回家，这位法曹就是毛滂。毛滂是北宋末年著名词人，他早年科举失意，于是寄情笔墨，写了不少诗词。虽有才华，又在苏东坡治下做官，但未被发现。毛滂因怀才不遇，经常借酒浇愁，还寄情于青楼烟馆。当时，他结识了一个叫琼芳的歌妓，两人一写一唱相得益彰，情投意合。
　　毛滂打算回家另谋出路时，为琼芳赋词一首《惜分飞》，然后挥泪上路。后来苏轼在湖滨宴请宾客，酒席间有几名歌妓助兴，琼芳也来了，并在席间唱了毛滂赠给她的那首《惜分飞》。苏东坡听罢，感到词写得情真意切，言尽而情不尽，酷似秦观之作，绝不是等闲之辈所能写出的。于是问琼芳所唱的调出自何人之手，琼芳如实相告。 “本府僚属中竟有如此才华出众的词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 ” 苏轼不禁顿足而叹，立即行文，令公差将毛滂追回来。
　　毛滂回来以后，苏东坡向他表示歉意， 并为他洗尘。此后两人成为词坛挚友，诗文往来颇多，毛滂因此名声大震。苏轼赞扬毛滂的文章 “闲暇自得，清美可口” ，表现了苏东坡对后学的热心奖掖态度。毛滂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法曹，一举成为闻名天下的词人，其中有个人努力的因素，同时也有苏轼这样的 “伯乐” ，才未被埋没。后来，在苏东坡的举荐下，先后做了武康(今浙江吴兴)县令，嘉禾(今浙江嘉兴市)太守，并且深得哲宗皇帝的器重赏识。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苏轼这种奖掖后学，举荐人才的伯乐精神，一直成为艺林中津津乐道的佳话。
　　早年，苏东坡带着怀才不遇的心情离开京城到了杭州，担任既无地位又无实权的小官— — —杭州通判。到任之后经常与同僚、 诗友一起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之外，还常与僧侣、歌妓往来。宋代的士大夫喜欢与歌妓往来，苏轼也不例外。许多名重一时的文人也常写词赞美某些名妓。原因大概是宋代对民妓的态度比较宽容，这段时间不但韩琦、 欧阳修曾留下咏妓的诗词，就连以严谨闻名的宰相范仲淹、 司马光都写过这种情诗。苏东坡在和这些歌妓的往来中，尊重她们的人格，怜惜她们的遭遇，有时帮助她们摆脱困境。当时和他往来较多的有二人：名妓琴操与朝云。在与朝云相识以前，苏轼已两次成婚，两位夫人都姓王，是堂姐妹。
　　第一位夫人王弗，与苏东坡是四川同乡。二人于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结婚，当时苏轼19 岁，王弗16 岁。婚后很美满，苏东坡读书她便陪同终日不去，苏轼偶有遗忘，她便从旁提醒。她细心侍奉公婆，很恭谨，也常以君子处世交友之道劝诫苏东坡。可惜这样一位好内助同苏轼结婚才 11 年，年仅 27 岁就病故了。苏东坡对王弗之死很悲痛，10 年后他在一天夜里忽然梦见王弗，醒来写了一首词，感情真挚动人：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苏轼的继室是王弗的堂妹王润之，她于熙宁元年(公元 1068 年)同苏东坡结婚，宋哲宗元八年(公元1093 年)卒于京师。与苏轼朝夕相处 25 个年头。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时，结识钱塘名妓朝云后，苏夫人收朝云为侍女，后苏轼正式纳朝云为妾。此后，朝云一直服侍苏东坡，朝夕相伴，情感极深。苏轼很喜欢朝云的品格，认为朝云 “敏而好义” ，常引为知己。据毛晋所辑的《东坡笔记》记载：一次苏东坡退朝回来，吃过饭，捂着肚子迈着方步走。回头对侍从们说， “你们知道这里边(指着肚子)是什么东西 ？ ” “都是文章，” 一个侍女抢着说。苏轼不以为然。又一人说： “满腹都是机伦智慧。 ” 苏东坡也认为不合适。朝云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 “学士你一肚子装的是不合时宜的东西 ！” 苏轼听后捧腹哈哈大笑。苏东坡主张改革，但又反对激进，先后当权的新旧两党他都得罪了。朝云说他装了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东西，再确切不过了。
　　元丰六年朝云生了一个男孩，名叫遁儿，三日洗礼，苏轼写了一首自嘲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与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困境知友。在苏东坡贬官黄州，特别是贬官岭南期间，朝云终日相伴随，使苏轼深深感动，他说： “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 (《朝云诗序》)年轻美貌的朝云随苏东坡到惠州的那年只有 31 岁，而苏轼已年满 57 岁了，两人白发红颜，情深依旧。苏东坡一生中所遇到的女子，朝云是最聪明、 最活泼、 最善良、 最讲义气的一位；也是最了解和最理解他的一位。朝云无比尊重、 敬仰自已丈夫的高尚人品，出众才华，在精神和生活上无微不至地体贴照料年长的苏轼。苏东坡晚年有朝云相伴，过着谪居生活，他写诗感激她、 赞美她，把彼此的相知相爱化作不朽的友情。
　　哲宗绍圣二年(公元 1095 年)七月， 朝云患瘟疫而死，年仅 34 岁。朝云死后， 苏轼十分悲痛，除写了《朝云墓志铭》外，还写了三首诗来悼念她。在一首《悼朝云》中写道：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 对她一去不复返，抒发了自己无比悲痛的心情。
　　朝云之死给苏东坡的打击是相当大的。他想在惠州安度晚年，但由于一句诗而又遭贬，绍圣四年四月，苏轼被贬到比惠州更远的儋州。
　　苏东坡刚到儋州时，太守张中就来看望，还把他安排在客舍住下，不久张中因此罢官，苏轼也被赶出了官舍。苏东坡被赶出后，只好在儋州城南买地造屋，以避风雨。新居在槟榔树丛中，周围百姓特别是几位穷学者纷纷赶来帮他盖屋，新居命名为 “槟榔庵” 。
　　就物质生活讲，苏轼父子在这里的确过着 “苦行僧” 般的生活；但精神生活并不贫乏， “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有一天，一位农家老婆婆正在田间挖芋头。只见苏东坡头上顶着一个大西瓜，边走边唱地走在田埂上，便笑着对他说： “你昔日在朝廷的富贵，有如一场春梦吧 ！” 认为官禄、 金钱都属身外之物的苏东坡此后就风趣地喊这位农家婆婆为“春梦婆” 。在儋州，苏轼结交了当地的四位黎族朋友，他经常与朋友们一起在外面吃酒，有时醉了迷了路被黎族朋友送回家。这都充分说明苏东坡在当地过着十分艰苦朴素的生活，与少数民族人民大众的关系是和谐友好的。苏轼对大自然的热爱一直没有减弱，在他生活最贫困的时期，他仍然热情歌颂大自然的美好。元符二年(公元 1099 年)立春日他写下《春词》。苏东坡晚年，特别是贬官儋州期间，更加喜欢陶渊明的诗。他说自己对前代诗人没有什么特别爱好，唯爱陶诗。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他不仅喜好陶渊明的诗，而且佩服陶渊明的为人。陶渊明临终时说： “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 苏轼一生也是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所以他说： “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 (苏东坡《追和陶渊明诗引》)

　　元符三年(公元1100 年)哲宗去世，前半年新太后(神宗皇后)摄政，元大臣全部获赦；七月她还政给儿子，但一直庇护元党人，流放的学者大都内迁升官，至少可以获赦就地养老。五月秦观等人就带信给苏轼，告之被赦，不久，正式得知被命内迁廉州(广西合浦)。苏东坡略做准备就离开儋州，于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还，渡海时充满了兴奋之情。
　　他挥笔写道：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本绝胜平生。 ” 他认为坎坷的生活，困苦的遭遇使他能更广泛地接触社会，更深刻地认识人生，从而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
　　苏轼过雪州投奔在雷州的秦观，但没有找到，便直往廉州。在廉州小住后，同年八月改为舒州(今安徽安庆)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安置。八月底他离开廉州经梧州到广州。一路上不少朋友和敬慕他的人纷纷款待他，陪同他看山游庙，他也为友人写字题诗不少。十月抵达广州，与儿孙家人团聚，次年苏迨也由北方赶来探望父亲。在广州他自然受到家人、 友人的热诚照顾、 招待。当他正要离开广州时，便收到可以自由定居的消息，为了 “安晚节” ，不再挨整，决定定居，但究竟定居哪里，颇费一番脑筋。后来，苏东坡一行北上翻越了大庾岭。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 年)五月，他抵达南京。他曾写信给好友钱世雄，要他在常州帮忙找一间房舍。由于正月太后病逝，由一切迹象看来，政治风云会转回原状。苏轼惧怕引起麻烦， “老病唯退为上策” ，他不愿居处京师太近。这时候，子由已回到颍昌(今河南许昌市南)老农庄，写信叫哥哥同去居住，苏东坡一时拿不定主意。经过反复考虑，他觉得常州在湖泊地区是鱼米之乡，又风景宜人，且有田地在乡下，维持生活比较容易些，所以最终还是决定久居常州。说明决计不去颍昌而定居常州，主要出于政治原因，他非常担心政局不稳，千万别再惹事，避开政治，躲得远点住下为好。
　　苏轼在行途中身体开始感到不适，抵达常州后病情不见好转，吃不进东西，一个月内大部分时光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死期即将降临，几次写信给朋友叙述病情说： “病情有增无减” ， “虚乏不能食” ， 甚至整天整夜地睡不着觉。到后来渐渐难以站立，行走更为困难，常常自言自语地轻声念叨： “在岭南没有死，回来反而起不了床啦 ！ 唉 ！” 除了家人，钱世雄几乎每隔一天看望他一次，苏东坡和钱世雄友情很深，他贬居南方的时候，钱世雄不断地写信带药给他。待病情稍微好一点时，就叫苏过邀钱世雄过来聊天。一天苏轼对钱世雄说： “我很高兴从南方回来了，最难过的是归途没有见到子由，自从雷州一别，就再没有见到他。 ” 七月十五日他病情恶化，当晚发高烧，次日牙床出血，全身无力。后来，叫三个儿子到床前交待后事，指名让弟弟子由为自己写墓志铭，要求和妻子合葬在嵩阻峨嵋山。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东坡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的死引起多方人士，尤其是读书人的巨大悲哀，苏东坡死后，许多士大夫为他写了祭文，以示哀悼。
　　苏轼虽然病逝，但他的事业与名声却永远光照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