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敏
熙宁二年，即神宗二年，王安石实行新政，苏轼当时任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一，受到排挤，主动乞求外任，到了杭州做了通判。任职期间，了解到新法有许多弊端，除上书《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辨试馆职策问札子》，指出了青苗法、免役法的危害之外，还写了不少诗歌，讽刺新法。得罪了他所说的“新进”，即随王安石变法而飞黄腾达的那些朝官。因此受到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攻击，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御史舒亶上书说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并说：“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这里有一些是诬告。如苏轼写自己‘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但若说都是诬告，也不是事实。苏轼对变法确实很不满意，而变法是皇帝的意思，苏轼讽刺的对象当然是皇帝的做法。这不必为苏轼回护。这里的关键是，变法是为朝廷理财，而不管百姓的生活如何，这是苏轼所无法接受的。结果是，朝廷将苏轼从湖州押送到京，投入狱中，这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作为一场文字狱，首先是苏轼得罪了神宗。他的《湖州谢上表》所言“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对神宗发牢骚。而他的诗句“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确是讽刺青苗法和盐法的。而这讽刺，也是对神宗的讽刺。皇甫遵去抓苏轼，是“奉旨查办”。正因如此，皇甫遵到湖州时，苏轼和全家都觉得大祸临头。在进京的路上，苏轼数次想跳水自杀，只是担心自己一死，会牵连到弟弟苏辙，这才没有下定决心。他入狱后觉得凶多吉少，乃至可能性命不保，在押期间，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而父子又不能见面，苏轼甚至与苏迈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苏轼是有可能被处极刑的。得以保全，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惯例。这倒不是说，有此惯例，神宗就完全没有杀人的权力，帝王的权力是无限的，他可以遵守“惯例”，也可以“破例”。问题在于，若是破例，那就是非常大的事。再说，苏轼文章名满天下，他虽有权力杀苏轼，但这要付出很大“处罚成本”，神宗不能不慎重对待。
二是许多“重量级”人物的营救。包括宰相吴充，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以及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讲：“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曹后病重，神宗欲大赦天下，以祈减轻病情，曹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赦了苏轼足以。”王安石上书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更可说有千钧之力。“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话说的是圣世不能杀才士，反过来，就等于是说：若杀了才士，那你这个朝代就不是“圣世”了！对此，神宗不能不考虑，况且，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对王安石仍然非常尊重。
三是李定、舒亶、王圭感情用事，为让神宗下决心杀苏轼，在找根据方面有些过分。如指控苏轼《杞菊赋》是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等等。这样，反而对苏轼有利了。 还有，这些人夹带私心，想用这个机会将自己的政敌统统处理。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舒亶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这种“扩大打击面”的事，很不聪明。神宗杀一个苏轼都很费思量，可舒亶竟然让他一下子杀这么多的人！这很愚蠢，他们的愚蠢，自然对苏轼是有利的。结果是苏轼免于一死，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
“乌台诗案”的深层原因是，苏轼一生都站在“民”的立场上，同情民众，这就注定了他仕途坎坷，即使是没有“乌台诗案”，苏轼的人生也不会顺利。熙宁变法时期，苏轼看到变法给民众带来了痛苦，写了那些讽刺变法的诗歌。元祐年间，苏轼任扬州的知州，上书朝廷，极言“积欠”事给民众带来的痛苦。“积欠”，是变法时期民众欠了朝廷的钱而无力偿还。官府催还，造成社会问题。苏轼为此上书朝廷，言：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
又具体写道：
臣自颍移扬州，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苏轼看到乡村父老泪下，自己也流泪了。他对民众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官府的催债，苏轼激愤地说：“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
元丰四年，苏轼作《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说道：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白刃，筋骨绝于馈饷，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刳脔鱼鳖以为饍馐，食者甚美，见食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宛转于刀几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
苏轼想的是“民”。这是他一生坎坷的主要原因。
元丰三年，苏轼来到黄州。他的官衔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到黄州后写下七律《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诗中的“员外置”和“水曹郎”是他的官衔。苏轼到黄州得到的俸禄是实物支付，他的检校官一职，所得到的多少公家卖酒后民间退回的酒袋即“压酒囊”，故苏轼说“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在黄州是一个“闲人”。过着闲人的生活。他初到黄州时，做《答李端叔书》，在文中说：自己“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苏轼在黄州的“闲”既是时间上的，也是心态上的。不过.苏轼内心深处，存儒家的政治理想与情怀。苏轼赴黄州途中作《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诗中就写：“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在黄州时，苏轼所做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是他的代表作：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开头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紧接着，就是“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说明，就现实说，“千古风流人物”确实是被大江“淘尽”，但他们的英名却没有消逝，而是活在后人心中。苏轼眼前的赤壁竟然是“三国周郎赤壁”，周郎竟然“拥有”了赤壁，这正说明周郎是永恒的，并未被东去的大江“淘尽”。而下面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恐怕就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壮观，也是三国赤壁的壮观了。在苏轼的心中，周郎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周郎、诸葛亮乃至曹操等人，都既是书生，又是豪杰之士，他们有着建功立业的历史条件。时代给他们提供了宽广的舞台，让他们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剧目。关于那个时代，钱牧先生曾说过：
东汉末年，门第世家已露头角。因世代书生而变成了世代官宦，经过大扰乱的磨练，书生都转成了豪杰。于是三国时代又成一种特殊风格。三国俨然是一段小春秋，曹操、诸葛亮、鲁肃、周瑜，都从书生在大乱中跃登政治舞台。他们虽身踞国君、丞相、元帅、外交大使之高职，依然儒雅风流，不脱书生面目。……以前只有春秋时代有此高风雅趣。整个三国人物，都不脱书生气，同时也不脱豪杰气。
苏轼本希望像东汉末年的“千古风流人物”那样建立功名，但他所处的时代，早已与东汉末年不同。东汉末年是一个皇权旁落，豪杰并起、群雄逐鹿的时代。而苏轼所处时代的特点却是皇权不断加强，书生已经没有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条件了，他们都只能是听凭皇权的支配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同是在黄州，苏轼作《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长恨此身非我有”，这是苏轼对自己人生遭际的认识和感叹。“此身非我有”即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而这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生，就像“梦”一样的人生。“梦”的特点，一是不能“自主”，即梦的内容是不受做梦者掌握、控制的。二是，梦的内容多是离奇的、荒诞的。苏轼的“人生如梦”，其含义应是如此。他在黄州时多言“梦”。如《醉蓬莱》：“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九重。” 这里的“劳生”即是“一梦”。《西江月·平山堂》：“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说得更是清楚。
苏轼在黄州时，政治失意、生活落魄，在此境遇中，他开始更加追求精神的满足。
苏轼找到了自己的榜样，这就是陶渊明。苏轼《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苏轼觉得自己的前生是陶渊明，实际上即是把陶渊明当做自己的人生榜样。苏轼此后一直是这样。被贬到儋州时，苏轼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这样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轼不仅非常欣赏陶渊明的诗歌，同时也对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产生共鸣。
苏轼的精神追求，也包括更加倾心于文学创作。元丰四年，苏轼做《满江红 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闽峨雪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我为剑外思归客。对此间，风物岂无情，殷勤说。
江表传，君休读。狂处士，真堪惜。空洲对鹦鹉，苇花萧瑟。不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愿使君、还赋谪仙诗，追黄鹤。
苏轼对朱寿昌说道，历史上的祢衡这样的狂客和曹操、黄祖，都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只有像崔颢、李白这样致力于文学创作，写出好诗，才更有意义。苏轼勉励朱寿昌超然于政治风云，寄意文学事业，写出好诗，追攀前贤。其实，这也是苏轼自勉。正是在黄州的生活中，苏轼才有了这样的认识。
黄州岁月中，苏轼是一个“闲人”，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是有助益的。苏轼做《南歌子》，下阕是：“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且将新句琢琼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苏轼的“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源于唐代杜牧的《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因题长句四韵》：“景物登临闲始见，愿为闲客此闲行。”这是说，闲客才能欣赏到美好的景物。显然，杜牧有“景物登临闲始”这样的看法，而苏轼引用杜牧的诗句，表明苏轼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闲”让苏轼能够有心留意和感悟大自然。苏轼《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苏轼游承天寺，眼前所见的本来只是竹柏的影子，但他却能够感觉这是“水中藻荇交横”。“闲”的生活，更能够激发人的想象力。
也是在黄州，苏轼写下了《赤壁赋》。这是苏轼的代表作。“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描绘出一个纯美画面，“纵一苇之所如，凌 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 立，羽化而登仙。”展示了一个神奇的警戒。文章又包含了深邃的哲学思考。“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写出了事物之变与不变的两重性，西方也有哲人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即“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和“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揭示事物的“声”与“色”都不完全是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人与物的遇合。“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也是很有人生哲理意味的。
被贬黄州的四年，是苏轼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但又是他文学创作的丰收期。这四年多的时间里，计作诗220首，词66首，赋3篇，文169篇，书信288封，合计740篇。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言：“（轼）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苏辙指出，苏轼谪居黄州之后，“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自己再也赶不上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