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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厄于陈蔡”之后

摘要:《论语》之外,从战国到秦汉的典籍中,还记载着各种与孔子有关的故事。本文解读其中关于“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系列,揭示儒、道、墨三家对事件的不同想象,在孔子形象的塑造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儒家把事件描述为孔子立德的范例,是树立孔子圣人形象的一种思想策略。 

 

在所有关于孔子的记载中,最吸引人想象力的,莫过于其“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其实,它既不体现孔子建功立业的才能,也没陈述儒家深远高明的义理。相反,只是陷于困境的夫子,在对发牢骚的门徒进行宽慰而已。《论语》提供原始故事情节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1]记载简略,只有三十三字,但要素齐全:背景,在陈绝粮,时间地点及生存状态全有;人物,孔子与子路,子路还带着“愠”,正在闹情绪;内容,一则对话,只有两句,但意思完整;主题,君子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子路的疑问间接表达对陷入这一局面的埋怨,孔子则答之以对待任何困境应有的态度:“君子固穷”。无论素材看来有多大的潜力,事件的记录者一定万万不会想到,它会在后世引起人们那么丰富的联想。从战国的《庄子》到被认为是三国时期伪托的《孔子家语》,这个故事至少传有九个不同的版本。实际上,故事不是发生在“厄于陈蔡”之间,而是创作于“厄于陈蔡”之后。不同时代不同家派的学者,均踊跃参与这个故事系列的创作。

本文的焦点不是《论语》的记载,而在后世的传说。它基于对这些好奇者动机与热情的好奇。为了方便,我们把故事分成三组来讨论。第一组,是《庄子》书中的三则寓言;第二组,由三个体现儒家立场的传说组成;第三组,系三种貌似无足够轻重的传闻。这种讨论,将置入思想史的背景中。它会从一个侧面显示,关于孔子故事的创作或传播,就是中国文化中圣贤人格的塑造过程。 

一、《庄子》的想象

孔子是《庄子》一书的重要角色。《庄子》中的孔子,故事有四十六则,出现于全书内外杂篇。[2]而庄子本人的故事,则只有二十六则。虽然,《庄子》一书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作者也可能生活于不同时代,但从故事在全书分布之均匀,可见其作者们均致力于孔子形象的塑造。其中,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的经历,便是《庄》书一再渲染的内容。而“在陈绝粮”事件,便发生在“围于陈、蔡”的过程。以此为题的故事,书中一共有三个。由于每个故事都可能独立阅读,我们按它与《论语》关联深浅的程度,依次进行讨论。

第一个故事: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忔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丘首。(《让王》)

与原作比,《让王》的这个版本并不离谱。背景同样,把“在陈绝粮”具体化为“七日不火食”。主角仍是孔子与子路,只增添颜回、子贡两配角。内容仍是对话,但多一点音乐舞蹈装饰。主题也是如何面对人生困境。“君子固穷”的内容则被扩充了:“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最后再以旁白的形式,来个“穷亦乐,通亦乐”的概括。平心而论,作者对原作精神把握很准。《论语》本就有孔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夫子自道。《庄子》其它篇章,也多次让孔子与颜回切磋修养之道,象《大宗师》谈“心斋”,《人间世》中论“坐忘”。又如,《让王》中“回不愿仕”,就是因为“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让王》故事中颜回、子路、子贡三子,只有颜回对此无怨言,这也是保持其人格同《论语》中的一致性。此外,子路之单纯,子贡之识趣,也活龙活现。同时,这穷通不改其乐,不以世俗是非为是非的态度,也很道家化。看来儒道两家精神的某些层次上,也可有共同分享的东西。[3]“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孔子形象非常高大。

第二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焱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爱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谓无受人益难?”仲尼曰:“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知于鷾鸸,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何谓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谓人与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山木》)

背景虽然同是“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内容也同是对话,但人物与主题均变了。与孔子对话者,由子路换为颜回。孔门高第中,子路以义勇著称,但率直不善言。颜回则被孔子赞为“不违”,“如愚”。其实“回也不愚”,大智若愚的样子,深得夫子之心。所以,孔颜对话,比孔子对子路来说,水平自是不同。“无受天损易”是顺自然,“无受人益难,是因人实外在于自然。细读孔子对“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的解释,归结到最后,“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这同《庄子·秋水》中“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天地》中“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之入于天”是相通的,明明白白是道家自然主义的发挥。借孔子之口,说庄子之话,其作用在于,让孔子在生活的极端状态中,表达这种自然达观的态度,最有影响力。孔子成了《庄子》的代言人。

真正离谱的是第三个故事: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翀翀,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山木》)

也是“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的背景,但也不是孔子以老师的身份与弟子对话。而是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大公任”,在孔子极困顿的情况下“言不死之道”,实际是劝其放弃功名意识,隐世埋名避祸。结果,承认“恶死”的孔子,听信其言,“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真的当隐士去了。孔子一生亦师亦仕,就其从政的经历而言,的确充满挫折与失败。老人家甚至也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但总体上无改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慨。《论语·微子》的确记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一类隐者。他们主张避人不如避世,与孔子遇而不晤。而孔子的态度则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山木》中这则故事的编者,公然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孔子的立场倒过来。实质上是站对儒家的对立面,延续《论语》中孔子与隐者的辩论。大公任式的人物,《庄子》中有一大串,如《德充符》中的兀者王骀,《渔父》中的渔父,都是对孔子作道家思想启蒙的教师。《庄子》让孔子叹服向往的高人逸士还有不少,但出埸最多者莫过于老聃。孔子与老聃面晤,向其请教有8次之多。[4]其基本套路是,对孔子的仁义观念屡加批驳,然后老聃进而对孔子面授道之机宜。

《庄子》中的这三个故事,涉及孔子的人格、世界观、政治选择等不同主题,作者未必是同一个人,对孔子曲解的程度也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孔子塑造成正面人物。这是对孔子人格资源的一种运用。《庄子》对孔子的承受与不满,均与道德理想与关。孔子的道德观念,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个人修养,一是社会理想。道家拒绝儒家以礼为中心的仁义观念,矛头指向是后者。至于个人人格方面,不仅不攻击,还要加以利用。让一个受人尊敬,饱学、谦虚、有爱心,而又勇于改错的孔子,来宣称他要放弃原本所立志践行的社会理想,比之对其进行赤裸裸的攻击,应该是高明得多。个人修养有关的道德是日常生活道德,对日常道德的把握,不靠复杂的道理,而是凭对善的直觉。这种能力植根于人性的深处。道家大概缺少这种资源,老子本人没有授徒行教,事迹飘渺,形象太虚。这迫使《庄子》的作者们要挖空心思,改画孔子的形象。 

二、回归儒家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尽管看来正面。但对儒者来说,有些伤害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对孔子的公开指斥。幸好,能想象编故事的,不只是道家,儒者也识以“厄于陈蔡”为题做文章。恰好,这方面我们也有三个例子可圈点。

第一例: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绥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言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孔子家语》卷五“困誓”第二十二)

《孔子家语》的故事,主角也是孔子与子路。与《庄子·让王》相比,对话的主题也相类。同样在“绝粮七日”的情况下,子路对“孔子弦歌”是否合于礼的质疑。《让王》中“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家语》中代之对乐的理解:“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前者关注的是,君子“穷亦乐,通亦乐”;后者则区分君子之乐,与小人之乐不一样。合起来,面对困顿不仅可以乐,而且需要乐。略微触及了礼乐运用的问题,但没有过多的引伸。对话的结果,都是子路在孔子的鼓励下,挥器而舞。所以说,在穷通不改其志,体验生命的情调上,儒道有相通之处。孔子说:“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实质上,就是把艰难险阻,当成生命中磨炼道德意志的必要环节。故事的讲述者,把孔子政治挫折,巧妙地转化为孔门励志的素材。所以它在《孔子家语》中归入“困誓”的范畴。《家语》与《庄子·秋水》两个故事相类,但前者简约,很可能两者素材来源一致,而《秋水》有所发挥。

但是,面对困境的态度是一回事,而什么样的信念才值得在困境中坚持,又是另一回事。《山木》中那个孔子受教而“逃于大泽”的设计,就是要告诉你,原有的理想是不值得以这种代价付出的。大概也是有见于其危害,儒家也安排对应的情节。

第二例:

孔子南适楚,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宥坐》)

虽然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子路向夫子提问,但问题比以往深了一层。既非埋怨导致困境的决策,也非对孔子以忧为乐的不解,而是对精神信念的怀疑。即以夫子之“累德、积义、怀美”尚无好报,那坚持道德理想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而导出孔子关于材、人、时、命的区分:“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孔子告诉弟子,一个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业,并不是品德、学识、努力就能见效的。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要成功还需要“时”,即机会。而事实上,“不遇世者众”,只能“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他重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这显然是对儒家“为仁由己”的精神境界的描写。它同《庄子·山木》中孔子教颜回的那种超然物外,无执着、无用心的自然主义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这才是儒家的欣赏的人生态度。故事首先见诸《荀子·宥坐》,[5]此外,还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文献所缉录,可见它为儒林所重视。

第三例,是《史记·孔子世家》提供的孔子与弟子的另一幕表演: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史家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来自其所接受的其它文献。事情同样发生在“厄于陈蔡”的背景下。不过,这一次,前面提及的弟子子路、子贡与颜回,依次登埸,接受孔子同样的提问:“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 吾何为于此?”王肃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注解是:“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旷野。”孔子引此诗句,是自况其狼狈处境。他让三弟对此表达真实的想法。与从战国到秦汉间许多编写孔子与由赐回三弟相处的故事一样,孔门三杰,角色类型固定,与孔子谈话的顺序也固定,总是由赐回排队,而且往往水平从低到高递进,如《荀子·子道》中孔子分别问三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那则对话一样。也许,这是受《论语》中《公冶长》与《先进》篇,孔子让弟子言志,子路总是先说的影响。这次谈话不是师弟一起,而是象面试一样排着队来。子路直率,认为是孔门践道不够,不被大众理解,致有此境。子贡机灵,奉承孔子:您太伟大,天下容不下您。但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信心不足,一个是志向不大,都不认可。只有颜回机灵,接过子贡的话头,强调“不容然后见君子”,说得夫子心花怒放。读这则对话,感觉不是孔子在面对危难时寻求理解与解脱,而是针对弟子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上德育课。不过,它编得太工整。同时,三人分别入见孔子,而颜回竟然能接过子贡的话头,容易令人对孔子产生泄露他人答案给颜回的怀疑。换言之,“厄于陈蔡”的故事,已经编成教科书的一章了。

不满足于《论语》的简单说法,儒门也对“厄于陈蔡”兴趣不减,这固然可能与道家斗法直接相关,但也同素材思想蕴含丰富相联系。我们说,“厄于陈蔡”无功可立。同样,与孔子的许多名句,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卫灵公》)比,宽慰子路的两句话,也难说是立言。但是,有个关键词“君子”,是故事的灵魂。已经引述的六个故事中,除《庄子·山木》中孔子作隐士的讲法外,其它五个故事,都重复“君子”这个字眼。在孔子时代,君子不是社会身份,即不是由位决定的;“君子不器”,这意味着它也不是某种具体能力的标志。君子是拥有美德的人格,而这种人格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修养出来的。同样地位、同样能力的人,取向不同而可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只是两种人格在“穷”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儒家对这些故事的构思,就是塑造孔子师徒的道德形象。不但孔子有做君子的自觉,孔门弟子也在乃师的教育下,提升各自的人格追求。故事的主题,不是立功、立言,而是立德。 

三、小节与大节

“厄于陈蔡”虽然资料不多,但事关夫子受难,不可等闲视之,故相关故事不管来自儒家还是道家,首先涉及大节。虽然如此,儒家讲道德、论修养,不能不拘小节。但其对立面,也懂得利用小节作文章。《孔丛子》中有个记载,透露这方面的一些消息:

墨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之。”诘之曰:“所谓厄者,沽买无处,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饮酒,则何言厄乎?斯不然矣。且子路为人,勇于见义,纵有豚酒,不以义,不取之,可知也。又何问焉?”(《孔丛子·诘墨第十八》)

这一记载值得注意的理由,既非情节可信,也非诘问者有力,而是利用小节作道德文章的心思。厄于陈蔡的故事,其中有另一个关键词,就是“七日不火食”中的“食”。人饿慌了,取之即食,不问来路,实属常情。但对于高谈“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卫灵公)的孔子来说,要求就不应一样。刚好墨家正是道德感极强的派别,对于他们来说,揪住这种小节就有足够的杀伤力了。先秦诸子中,最早形成对立的两家,是儒与墨。儒墨互相攻讦的例子,远不只这一则。单是《孔丛子》中的《诘墨》篇,列举的就有九例。所涉范围,大到犯上作乱,小到饥不择食,都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对孔子个人道德形象的攻击。上述故事就是引自《墨子·非儒下》。据说带有墨家倾向的《晏子春秋》,甚至把孔子厄于陈蔡的原因,说成是晏子设计的结果。[6]其实,与儒道、儒法的关系比,儒墨无论在个人品德还是社会关怀方面,思想最接近。可正是思想接近,而又不肯合流者,争辩最激烈。《孟子》辟杨墨,也称不是好辩,而是不得已。既然道德主张接近,观念之争有时就不那么容易占上峰。余下的手段,除了自身在实践中严格自律外,还可以寻找借口,指控对手不诚实,或言行不一,瓦解其公信力。儒者深知其中利害,所以要进行辩护。

不知是受墨家的启示,还是民以食为天,“食”其实就是大问题。儒家也出来为“厄于陈蔡”作“食”的文章,下面是两则相关的记载: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焚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取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详,回攫而饭之。”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斋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壤屋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望观之,不悦,以为窃也。入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曰:“改节即何称于仁廉哉?”子贡曰:“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孔子曰:“然。”子贡以所饭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家语》卷五“困厄”第二十)

一望便知,两则故事的结构是相同的。都是孔门师弟在七日不食的情况下,弄来少许食品为救命稻草。而颜回在无人在埸的时候,先取而食之,由此而引起师友对其人品的怀疑。但经孔子机智的盘问,最后均证实为一埸误会,重树颜回的正面形象。但是,第二个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新的内容。首先是增加了子贡。不但善贾的子贡有能力籴米,同时,也由他代替孔子承担怀疑颜回的角色。从其向孔子告发的方式中,也暗示其对平时颜回受宠的不服,非常贴近子贡的身份性格。[7]与此相关,是孔子从前一故事的疑颜回,变成对颜回坚信不疑。孔子对弟子尤其是对颜回,不是浅知,而是深知,这无疑使孔子的导师形象更加完满。从线索的联系、细节的增补,到意义的发展,可以推测,《孔子家语》的故事,是从《吕氏春秋》脱胎而来的。《孔子家语》是对《吕氏春秋》故事圣人形象的一次向上的微调。总体上看,既然墨家挑起事端,指控孔子自律不够,儒家的应诉的办法就是“举证”:连孔门弟子都能洁身自好,何况夫子。在个人品德上,只有小节的讲究,才能有完美的形象。说到底,这些故事也是对“厄于陈蔡”立德这一主题的重要补充。 

四、故事、形象与理想

如果不是有意搜揖,很难设想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会吸引这么多人的热情与想象力。简直是一部不断制作的系列剧。不过,回过头看,《论语·卫灵公》那短短三十三个字的描写,的确具备了基本的戏剧要素。大时代,非凡而真实的人物,特殊困境,性格与思想、观念与环境的冲突,永恒的主题,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素材。当然,不用仔细推敲也能意识到,以后延伸出来的故事,绝大部分是于史无证的。不仅道家会虚构,儒家立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富于戏剧意味的情节台词,也不真实。道家的虚构是公开的。给公认的孔子形象涂抹新的油彩,有点象给蒙娜丽莎添胡子般的恶作剧。但它不象墨家,不是直接的宣战。所以,儒门只能软接招,也利用同一素材,修补、扩充先师的形象。结果,这“厄于陈蔡”的创作,便变成儒道的另一种思想斗法。其实,儒家许多传说也未声称它是真实的。只是以儒门弟子或孔子后裔的身份说话,使他们叙述的一切,容易获得“同情的理解”。人们接受的真实,不是准确的情节,而是形象的基调。

“厄于陈蔡”只是关于孔子的众多故事之一,这些故事的灵感也多来源于《论语》。尽管《论语》的孔子形象,已经孔门前一、二代弟子的加工,但由于孔子还未获得后来在权力或利益庇护下的崇高地位,所以被美化或丑化的成份相对较少。《论语》中的孔子也就是一个崇尚、精研古典文化,富于道德热情的学派宗师。同时,也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却饱受挫折的古代知识分子。由于《论语》中的素材,实际成了后人想象孔子形象的基础,所以人们把它接受为原始的孔子。原始的孔子是单数,想象的孔子却可以是复数。想象需要热情,其结果是理想化的产物。把特定人物变成特定理想的代表,在观念上就是把一个具体而有多方面人格内涵的人,替换成相对单纯的人格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把对象身上人们喜欢或希望的特点加以夸大,而把无关甚至有矛盾的部分加以抹杀甚至否认。然后以故事、传说的形式流行,慢慢进入人心,深入生活。其含义一旦象符号一样约定俗成,就会超越经验事实而发挥作用。寓言是最能把人物或思想符号化的体裁。

《庄子》就是寓言。崔适说:“寓言之类有三:曰托名,曰托言,曰托事。托名者,古实无此人,设为此人之名与其言行,以发其所欲抒之意见,如许由、务光之属是也。托言者,以所言之意为主,托为古人之问答以发明之,非谓真此古人之言也。如《列子·杨朱篇》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庄子·盗跖篇》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托事者,以时事为主,设为古人之事以譬喻之,不必古人真有此事也。”[8]其实,儒门为孔子编的许多故事,尤其是那些很戏剧化的故事,也都是寓言。寓言是一种立意单纯的微型戏剧。这些虚构的情节是可以假托在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人与事上的,“厄于陈蔡”就是一个典型。而特定的人事之所以被利用,就因为它有条件。不但孔子的身份、性格有用,其不同的弟子也派上不同的用场。举个例子,三个“窃食”的故事中,食品是让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取得的。取食者的形象与其取食的方式,很有关联。子路以勇著称,故让其“剥人之衣以沽酒”,子贡的米则是做交易得来。颜回这方面没甚特长,只能简单说他“索米”。这意味着,编故事者的动机、取向虽然不一,细节也自己设想。但人物特性相对固定化,颜回不会去剥人衣服,交易的事也不会安排子路去干。对固有的人物素材越善利用,所编故事就越有感染力。这也是《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孔子、庄子、老子,而非其它子虚乌有者的原因。要是所托非人,效果可就差矣。

不是单纯为了反击道家,儒门才重视以故事的形式谈孔子的。从《论语》可以读到,孔子施教的意图,是培养道德完善的人格,与承担恢复以礼治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使命。一是内在的、个人的,一是外在的、社会的,两者合二而一。对于外在的、社会的一面,孔子以其渊博的学问,作传授《诗》《书》礼乐的工作;而对于内在的、个人的一面,则不能停留在口头或书面知识上,只有言传身教,才能体现道德的力量。此即所谓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9]孔子的两种努力,都为弟子所叹服: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子贡所赞是孔子对历史文化的造诣,颜渊所服是夫子的道德人格。但离开与孔子一起的生活经验,无法真切领会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因此传承孔子的思想与传承他的生活经验是不可分割的。孔子要求言行一致,王阳明所强调知行合一,也正是对这种思想的响应。孔门后学着力塑造孔子文化宗师与道德楷模统一的形象,对传播儒学可以说是成功的战略。[10]没有《论语》的解读,以及模仿《论语》的孔子言行事迹的辅助,对孔子孤立的言论的理解就会变得太抽象。同时,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但一提“子曰”就知是指孔子。而且,由“子曰”开头的句式,并非一般意义上复述孔子说过的话,而是带有一种思想启示、道德指令的含义。如果孔子的道德形象没有深入人心,它就没有这样的力量。

孔子也非可任意打扮的玩偶。没有人把孔子推崇为军事英雄,也没有人把孔子说成智术之师,那样的形象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实,离开《论语》的基调,即使有人把孔子想象得很超逸(道家),或者把孔子说得很卑微(墨家),甚至把孔子渲染得很神魅(今文经学),也不会比作为文化宗师与道德楷模的孔子在文化史上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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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论文内容曾应邀于“经典与文化的形成” 专题会(台北中央研究院,2004年9月6日)上演讲过,并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史记·孔子世家》对此事件背景的完整叙述是: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2] 其中,内篇《人间世》3则,《德充符》3则,《大宗师》3则;外篇《天地》2则,《天道》1则,《天运》5则,《秋水》1则,《至乐》1则,《达生》3则,《山木》3则,《田子方》5则,《知北游》3则;杂篇《徐无鬼》1则,《则阳》2则,《外物》2则,《寓言》2则,《让王》2则,《盗跖》1则,《渔父》1则,《列御寇》2则。总共46则。《庄子》中庄子故事的分布情况,见作者另文《通往想象的世界——读〈庄子〉》。

[3] 《吕氏春秋·孝行览·慎人》也录有这个版本。

[4] 其中,《天地》1次、《天道》1次、《天运》4次、《田子方》1次、《知北游》1次,共8次。

[5] 《荀子》提及孔子有34次之多,其中除以“子曰”形式的引文10则外,另有故事或对话24则。这24则中,有8则是同其它文献,如《礼记》、《大戴礼记》、《淮南子》,特别是《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相重复。由于被重复的故事多出现在《荀子》的最后几篇,有人疑非荀子所作。这样比较难以确定谁是首出,谁是转录。

[6] 《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适齐,君勿纳也。夫经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间。”这同《史记·孔子世家》的不同说法用意有些不同,是利用孔子的落泊来显示晏婴的智慧。

[7] 参见作者另文《孔门三杰的思想史形象——颜渊、子贡与子路》。

[8]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至15页。

[9] 转引自赵歧《孟子题辞》。

[10] 儒门所述的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着重点在道德楷模而非文化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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