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論語》中，“仁”一直受到高度重視。相較而言，孔子的另一個重要觀點“直”卻鮮有關注，特別是針對西方、老子“以德報怨”之學說，孔子實則早有“以直報怨”的觀點可做回應。何者更加高明？此問題值得思索和探究。本文將從《論語》中“直”的本意出發，結合各方觀點來對比厘清“以德報怨”與“以直報怨”，希望藉此對孔子的“直”說有更深刻的認識，并對現代生活中的諸多問題有所指引。 在人與人交往和發展中，總會因為人趨利避害的本心，抑或利益分配的不公等諸多原因，而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和衝突。作為人情感情緒之一的“怨”隨之產生，並與委屈，仇恨一類情緒相伴。隨意翻開卷帙浩繁的人類史——征戰，屠殺，歧視，詐騙，報復……人與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的問題似乎從來都層出不窮，擢髮難數。面對這樣客觀存在的矛盾衝突和主觀存在的不滿情緒，《論語》中提到孔子（西元前551-479）所認為值得宣導的應對方式。這段記載如下：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1]（<憲問第十四>） 有人說用恩德恩惠來回報仇怨怎麼樣，而孔子認為應該用直來回報仇怨，用恩德回報恩德。其實兩種觀點都有可取之處，也分別被不同的人接受，並且兩者都基於一個“恕”的出發點。但是，在具體應對問題上，仍有著“度”的差別和區分。 筆者認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相較而言更具有它特別的意義和作用，出於以下的思考：首先，在孔子思想裡，“直”有著怎樣的意涵，“直”和“德”的關係如何？其次，用“直”來作為區分對待“怨”與“德”的原因為何？最後，用“直”來區分，重視“直”的意義為何？ 一．《論語》之“直” 對於14.34章的解讀，李澤厚認為：“這是重要的孔門思想，是儒學不同於那種‘報怨以德’（老子）,‘捨身飼虎’（佛經），‘愛敵如友’，‘右臉被打，送上左臉’（《聖經》）等教義所在。也正是實用理性的充分表現。既不濫施感情，泛說博愛（這很難做到），也不否認人情，一切以利害為準則（如法家），而是理性滲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為原則。在這裡，儒家的社會性公德（正義公平）與宗教性私德（濟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2] 可以看出，李澤厚是把從老子與孔子，或者說中國儒教和西方宗教作對比，看待“直”與“德”的區分。區分的變數要素之一，就是何者更是“融入了理性的情感”。顯而易見，得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結論。再追根溯源，根據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技的考證，最古老的天文儀器是一種構造簡單的直杆——它立在地面，要求垂直中正。因此“直”很容易便和公正，中正聯繫起來，進而與“正”結合而成為一種品性，謂之“正直”。而再來看“德”。近代學者對殷代甲骨文以及西周初期金文的分析發現，“德”字是由“直”與“行”（或“行”的一半）構成。到了西周時期，“德”再添加了“心”符。所以“德”更傾向於感情博愛，因而把“以德報怨”與“濫施感情，泛說博愛”相聯繫。 而對於此問題，黃玉順是從孔子觀念的解讀層面出發的。他認為如果根據孔子的觀念層級來區分，“德”是道德禮法層級的事情，“怨”是生活情感層級的事情，兩者不相對應。而“直”是出自於人本真的愛，才能和“怨”相對應，所以“應該‘以直報怨’、以情報情，亦即報之以本真的愛”[3] 這兩種出發點和區分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歸的是： 第一，“以直報怨”中“直”出自于人的本心，出自於情感生活。正如錢穆概括“直”的意涵所提到的那樣：“直者誠也。內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惡而如實以出之者也。”[4]而“孔子所謂直者，謂其有真心真意，而不以欺詐邪曲待人也。”[5]也正因此，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6]。 第二，正是由於“直”發乎本心的特點，而人之性相近，因此兼具推而廣之，由己及他而至眾的特點。亦如錢穆所言，“以直報怨者，其實則猶以仁道報怨也，以人與人相處之公道報怨也。”[7]以直釋仁，也是諸多學者的共識，不再贅言。 如若結合周遭現實問題——恐怖分子肆意猖獗的襲擊活動，種種比天災更可怕的慘絕人寰的人禍：仇恨，屠殺，戰爭，歧視……對於這些層出不窮的敵對和問題，需要思考：普羅大眾可以，或者說應該，以什麼樣的姿態應對？即便我們沒有真正身陷強烈的紛爭，也不妨自忖，面對激烈程度相對較低更切身的現實問題現實仇怨，抑或說如果我們真的不幸成為受害人或者弱勢群體中的一員——猶太人的後裔，911恐怖襲擊罹難者的家人，侵華戰爭“南京大屠殺”慘案的目擊者和倖存者等等。承載著這些歷史的創傷和仇恨的人們，又該怎樣應對，如何去“報”呢？ 二．為何以“直”來區分“德”與“怨” 先回到“直”出自于真心真意，不自欺欺人的特點。正是如此，這種人皆有之的真心實意具有值得提倡的廣泛性和合理性基礎。相對的，“以德報怨”的價值判斷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幾乎所有的學者也都認為，它並沒有也並不可能適用于普通意義上的人，至多是少數“聖人”可能履行的教義。且看幾位元學者對於“以德報怨”的認識： 在朱子（朱熹，西元1130-1200）看來，“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 [8] 在康有為（西元1858-1927）看來，“孔子之道不遠人，因人情之至，順人理之工，令人人可行而已……孔子非不能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過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耶氏過仁，亦以德報怨，或以之尊之，然實不能行。”[9] 而李澤厚本身也直言“濫施感情，泛說博愛”“這很難做到”[10]。 至此“以德報怨”的合情普遍性很難成立。可是，即便退一步假設——人可以真的做到以德報怨，那接踵而至的問題就是——德與怨似乎將無從區分，因為如果“怨”和“德”都可以直接對應起來的話，我們將沒有什麼真正可以拿來和“德”對應了。倡德和尚德的意義與動力又何在呢？“德”的價值是否會隨之異化，甚至消失呢？如果對於肆意妄為的恐怖組織恐怖報復所有人都“以德報怨”的話，那對於那些真正支持和救濟我們的國際組織（國際救援組織，紅十字會）和邦友救助，我們的回報是不是應該有所區分呢？如何區分呢？ 孔子先問“何以報德”，問得相當之精妙，精妙之處就在於用逆向思考的方式啟發學生，也便於我們更好地看到用“直”來區分“德”與“怨”的合情性和合理性。 要有所區分，並且以“直”作為區分的原因正在此。——德與怨不應該含混不清。而這樣的區分，當然不能是偏激的，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式的。出自于本心中正，又無私偏的直，與怨對應起來最好。孔子重視“德”，也提倡“德治”。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重視，他更認為德的界定和對應要相對明晰，並賦予普遍意義。因為“德”和“直”都應該維護。對於值得維護的事物，是有必要和其他事物作出區分的。 三．重視“直”的指導意義 孔子對於“仁”“德”的重視眾所周知，俯拾即是。對於“直”似乎相對不足。正如錢穆所喟歎的那樣，“孔子重‘仁’，人皆知之，顧其重‘直’，則知之者獻矣！惟不直故終不仁……”[11] 其實翻看《論語》，不乏孔子對直的論述和提倡，僅舉幾例：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12] （<為政第二>）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向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阜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13]（<顏淵第十二>） 這兩章都是言重視“直”的作用——可以自上而下地引導和糾正，“能使枉者直”，用一句俗語現象來佐證，就是上樑若正下樑難歪。而這一個斧正作用，“以德報怨”似乎難以體現。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14]（<子路第十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15]（<公治長第五>） 這兩章是孔子對於具體的人事判斷，闡述“直”是出自于本心真誠，無私無偏，不刻意為之的特徵。結合前兩章可以看出，用“直”這種源自于本心，真誠而率性的認知態度，來直面問題與衝突，區分德怨，體現了李澤厚所謂的實用理性。 孔子亦重視“恕”。即便是“以直報怨”，也和“以德報怨”的這個基本出發點是一致的。所以明確的是，直可以與“公正”“公平”一類掛鉤，只是確定態度和區分度，不包含行為上的方向性暗示。如果我們妄加揣測，借題發揮，用一個“直”來作為下一步行為報復的合理跳板，是有違本義的。 孔子對於他的時代問題從來都是有明確的好惡是非觀，也不認同所謂的“人皆愛之”“人皆惡之”的人群。這一點很容易得到認同與共鳴。朱子認為，“於其所怨者，愛憎取捨，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16]他看重“德”與“德”相對應，用“不可相忘”來自勉，身體力行。而錢穆本人身處近現代社會，亦說：“人雖與我有私怨，我未嘗以我之私怨而報之，直以人與人相處之公道處之而已。公道即直道也。若人有怨於我，而我故報之以德，是未免流於邪枉虛偽，於仁為遠，故孔子不取。或曰：‘直道非一，視吾心何如耳。吾心有怨，報之，直也。苟能忘怨而不報，亦直也。惟含忍匿怨，雖終至不報，然其於世，必以浮道相與，一無所用其情者。亦何取哉？’”他眼裡直道是關乎個人本心的，只是個人行為的參考前提而不是決策方向。錢穆的這一觀點十分明確。對於社會層面的問題解釋同樣簡明扼要，鞭辟入裡。他說：“人類之生存於世，端賴其以直心直道相處。至於欺詐虛偽之風既盛，則其群必衰亂，必敗亡；其得免焉者，幸也。罔即專務自欺以欺人者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17] 可以看到，“直”的確立，無論對於個人情感的去留，還是對於社會性問題的解決，抑惡揚善，抑或社會性公德的鞏固都是有實質意義和作用的。 筆者認為，如用“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放諸解釋文章第一部分尾部提到的問題，即當今社會中的衝突和紛爭——無論是驚人的恐怖報復襲擊還是惱人的人際糾紛積怨——都是意涵斐然。 正如簡括前面探討說明的，《論語》中的“直”既有出乎本心的合情性，又有推而廣之的合理性；既有區分“德”與“怨”的理論作用，又有“矯枉”的實際效用；既可以指導個人情感，又可以維繫社會性公德。可能我們人類的問題註定層出不窮，紛爭不斷，所以人類本身面對問題，選取的態度和姿態幾乎可以決定問題的去留和生存的方向。我們可能難以找出很多矛盾的真正解決辦法——如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宗教戰爭似乎難斷是非，愛滋病毒的傳播仍帶來問題重重，科技帶來福祉似乎也造成災難等等。但是起碼，我們可以先找到應對矛盾時候一個最基本的區分尺度——那就是，面對基本的恩德和仇恨，即便我們的應對行為可能受到諸多因素的牽扯而錯綜複雜，但是至少可以確立的是——我們首先可以，並且有必要進行一個應對態度上的區分。這就是《論語》中“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最為值得重視的意涵。 參考書目 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錢穆，《四書釋義》。臺北：聯經，1996。 錢穆，《孔子與論語》。臺北：聯經，1999。 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三聯書店，2008。 李澤厚，《我的哲學提綱》。臺北：三民書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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