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人的尴尬

程美信

世界上大约有八百万人属于富产阶级，他们占有全球财富的82％左右。中国当代富人只用了十几年时间便赶超世界富人水平，这可是令人刮目的奇迹。不过，中国富人不仅在本国备受质疑，他们的国际声誉也极为不佳，只比毒品集团和黑社会成员稍好一些。

中国富人一直背负“为富不仁、为仁不富”骂名。尽管这是历史偏见，其背后也说明了中国富人可悲的历史地位，至少他们无力打破这一“仇富”观念，人们对富人的羡慕中带有根深蒂固的怨恨情绪，首先中国富人的确在政治与文化缺少建树，更别说建立自己的阶级法权，因此他们自然不在道德与制度上的保障范围。难怪过去富人常说“有钱没势不如穷”，因为仅仅富有不但毫无荣誉，人身更加不安全。历代商贾土豪之所以巴结权贵、买官进爵，让子弟读书做官，其目的无非使自己的财富变得更体面而安全，如似今日富商用钱四处打点，弄个代表、劳模和政协之类“顶戴”，甚至公然跟市长、省长结拜攀亲，其动机一目了然。

对于权贵与盗贼而言，富人无疑是“有肉猪头”，历史上不仅有专门劫富的“抄家皇帝”，更有打劫富人而流芬千古的草寇。而且，每个新王朝、新政权的产生，其合法性都确立在重新分社会财富的基础上，造反者“放粮”，篡位者“分地”。富家用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财富可在一夜间化为乌有，甚至搭上身家性命。中国历史上周期性出现“弃田、弃种”现象，全由官府课税过重所致；权力豪夺象重大自然灾害一样可怕，无不弄得民不聊生和国亡政息。贵胄有“改朝换代”之大限，财富有“不过三代”之宿命；中国难以产生类似欧洲那种比比皆是的世代相袭的家族庄园，显然是官方“患富”和民间“仇富”的结果，注定中国陷入一种小农社会的循环状态。

中国的政治、文化和道德都是专为小农社会所设定的，不仅官方有“患富”政策，民间也有“仇富”观念，任何朝代都一致强调“国富民强”，非不是“国强民富”；皇帝可以没收任何人的土地和财产，中央集权基本满足了小农“均田制”理想，从确立其不可动摇的合法地位。简而言之，“仇富”符合中国传统中的天道、祖制和民心的价值倾向。中国历史反复表明：每当出现暴富阶层或者穷富两极分化，通常是权力失控之社会副产品，随之而来的是空前繁荣局面，使官吏腐败和道德沦丧变得微不足道；当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超越社会承受底限时，一个王朝的末日便酿成了。自然灾害和外来因素往往不足以摧毁一个王朝，如“大跃进”决策失误所造成灾难是史无前例的严重，可它对当政者的统治地位几乎有损无害。只要当政者在道义上不至于一无是处，它始终保持强而有力的政治生命。换言之，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均会玩“分田分地、劫富济贫”确立自己的道德声望与政治权威，这似乎上下皆好的历史癖习。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不论本质好歹，但他们都一致努力使自己在道德上更加合法，它常变相为劣质的道德表演。

很显然，中国人象其他民族一样爱财，无论政治“患富”还是道德“仇富”，其本质是一种历史偏见。类似偏见在中世纪欧洲也比较普遍，如同《圣经》上所说“富人进入天堂要比骆驼穿过针孔更难”，清教加尔文主义和大声疾呼“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早期社会主义都坚信“穷人道德高”，以致无能无奈的被迫穷困也成为荒唐的美德，事实上没有一个穷人是愿意过穷困日子的。如此之偏见，在中国竟然成大搞阶级斗争时代的政治闹剧。历史上，平民一旦富有就得付出必要代价，要背负“无商不奸”和“富而不仁”恶名，似乎只有帝王贵族才有享受荣华富贵；每当社会动荡，地主富商不但成为无产阶级流氓们发泄对象，甚至被“大盗”们当作政治祭品，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和印尼华人便是例子。

作为社会财富的主人，必须使自己在道义和法律上更加合法，否则绝不会有好结果，财富就火红金子一般烫手。欧洲资产阶级之所以要建立自己的法权，其目的不单是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而是从道德、制度与价值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中国当代富人除了消费欲得到满足之外，在其他方面毫无作为，最终只能东躲西藏，终日惶惶，从根本上违背了积累财富的本来目的。欧美国家富人们普遍受人尊敬与崇拜，他们不止以自己的才智与资本，还以诚信守法和社会责任感确立自己的威信和荣誉，譬如他们热中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不少名牌大学与大型医院都是私人资助的产物。除此之外，西方国家的资本家为了转移贫困和创造财富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使得他们享有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换言之，富人更需要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众作为自己安全堡垒。

今日中国富人虽如雨后春笋，可他们最终跳不出历史轮回的宿命，甚至不如清末民国时期的富人，至少在历史视野与政治雄心方面是如此。当年孙中山取得革命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民族资本家的鼎力相助，当然也有封建压迫与外来侵略的大背景。但最终一事无成则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不成熟所致，他们的狭隘性和贪婪性断送了政治成果，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相比之下，今日中国富产阶级在政治上更是消极无为，他们大抵是走“捞、花、逃”三步棋，如此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远见的富人，充其量也只能是配当“暴发户”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