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围困涿州 图片源自网络
大概是8月2日的夜里，我已经睡下了，忽然接到老友发来的微信：涿州大水告急。我睡不着了，查了一下，涿州距离保定很近，听到洪水袭击涿州的相关报道，很是揪心和难受。于是，我赶紧与河北保定的一些战友联系，表示问候与关切，当收到对方均安然无恙时，我这才稍微安心。我们这些老家伙，有着半个多世纪的交情了，那一批河北保定的战友，当时也不过二十来岁，大家一起奋战在大西北，为国家站岗放哨，他们对我爱护、关心、帮助与鼓励，使我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彼此都建立了深厚的情义。
涿州市，古称涿鹿、涿邑、涿郡、范阳、涿州路、涿县，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地质构造属太行山山洪冲积扇，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拥有丰富的水利、地热和沙石料资源，古有“幽燕沃壤”，“督亢膏腴”之称，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端点，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华北平原西面紧靠太行山，连日降雨使得太行山下来的洪水直接奔涌而下，涿州本身河流密集，城区地势较低，使得涿州成为洪水的集中区域，从而导致了灾情越来越严重。
在百多年之前的1917年，也是7月下旬开始，连降暴雨，京畿、直隶一带，洪水泛滥，海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北运河、潮白河等河流相继决堤，华北大片土地沦为泽国。以下贴几幅美国社会学家和摄影家西德尼·甘博用镜头记录了当时灾况的老照片。
1917年，天津街道被洪水淹没
当时的《申报》记者报道说：“天津灾情之重为历来所未有，就全境而论，被灾者约占五分之四，灾民约有八十余万人。”其中有10余万人失去家园，被迫逃荒。《大公报》对灾情记述道：“洪水滔滔，经杨柳青往河北闸铺天盖地而来，堵救不急，淹灭村庄，吞噬田野，受难灾民在岸边支搭席棚，聚众其中，或从水中扶挈老幼妇女，挟持器物往高处，衣服褴褛，多数小孩身无寸衣，赤身在水中呼唤抢救，惨不忍睹……为五十年来所未有之浩劫。”
1917年北洋警察撑船执勤
一时间，京津地区，城市功能几乎瘫痪，大批灾民聚集，社会秩序几乎失控。饥寒交迫的灾民聚集之初，衣、食、住等问题都无法解决，其后，官府、民间慈善组织以及红十字会等救助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局面才慢慢改观。
被水淹的居民在排涝
灾民在临时住所内
等待救济的灾民
那次水灾虽是天灾，但也有不可忽视的人祸因素，最主要是河道淤塞。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争夺各自利益，互相攻伐，根本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不愿花费较多人力财力物力去治理河道。
一百多年后，未想到洪灾一幕又重来。这次涿州的洪灾，受灾人数众多，甚至出现了断水断电断网的险情，各种难以理解的怪象，瞬时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因为我不掌握具体的信息，也不能随便乱说，只是从媒体上注视着，观望着——
如今气象预报的信息已经很发达了，当地负责人和相关部门应该有足够的信息，是不是及时告知普通群众了？有没有挨家挨户动员群众紧急疏散？是不是做好了应对水灾突袭的思想与物资准备？当全国各地救援队伍抵达时，怎样使用好这些队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啊。这些都要依靠社会组织起来的力量。
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今情况完全不同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急速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地向中心城市聚集。组织起来的中国人，防灾预案与预警机制应该很强大，预防灾害应该是体系性的，需要上下游的规划以及城市功能自身的完善，来应对中等以上程度的灾害。而在涿州发生的这场灾难，社会组织体系像是散乱的、自发的，任由当地百姓面对瞬间汹涌的洪水而惊秫和无望，束手无策地眼看洪水进村、进院、进而进屋，慌乱中，有人上房、有人逃之。上房者，呼之喊之，一时一天；逃之者，无处可去，站到高处一天二天，只是为了能够活着。面对窗外（楼下）熟悉的院落瞬间变成了泽国，恍若隔世、似在梦中。
我就有点纳闷了，依照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国所有公民一律平等，都依法享有自由生活和生命权利，除非协商一致的主动作为，没有哪个城市或者村庄应该被牺牲。当前，涿州大水渐渐退去，却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关注、反思与思考。只有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应急救灾预警机制，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民。我们这里虽然没有受灾，但预警机制必须绷得很紧，说不定下一场灾难就是我们。现在，涿州大水后各种信息纷至沓来，作为一介平民，也要拥有最起码的分辨是非的能力，而不是当鲁迅先生说的那种围观各种新鲜事物的看客。
2023年8月6日于沪上凝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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