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化发端，都是从神话开始的，就像人类个体在童年时，总是交织着许许多多的梦想。没有这种精神源头，人类能不断突破未知世界，这是难以想象的。
昆仑神话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结构最宏伟的一个文化体系。昆仑神话研究作为中国神话学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以中国第一篇神话学论文———1903年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的发表作为标志，走过了百年历程。
一、对昆仑神话研究的百年回顾。
对昆仑神话研究工作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初到1949年，是昆仑神话研究的初创时期。
20世纪初，西方神话学传入我国，引起了知识界的兴趣和思考，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和建设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最初神话学目的就是反对清王朝。“神话”一词，最早出现于梁启超著于1902年的《新史学》系列文章之一《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文中。当时民族主义为追溯汉族的族源，将祖先起源神话作为他们颂扬汉族在人种、文化优越性的理论依据。蒋观云率先引进神话概念，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 ，是中国第一篇具有现代意义的神话学论文，开启了我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之门。他所作的《中国人种考·昆仑山》 则是第一篇研究昆仑神话的论文。他除了大量引用《史记》、《汉书》、《水经注》等古代历史、地理著作之外，还引用《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神话，以及婆罗门神话来论证“昆仑山就是喜马拉雅山”，“西王母种族之名，是黄种的氏族”，无疑对此后昆仑神话体系的建立和华夏族起源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当然，以蒋观云为代表的学者借用西方进化论学说剖析昆仑山神话，其目的就是为了分别种族与种族间的界限，追根溯源，排斥满清。神话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竟然在封建社会寿终正寝之际，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在中国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神话学在新思潮的洪流中得到了扎实的发展，昆仑神话研究进入更深的领域。其突出标志，是三位重量级人物的出现，这就是鲁迅、茅盾、顾颉刚。鲁迅在他前期的论著和后期的杂文、书信中，留下了对昆仑神话的精辟见解：“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实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由昆仑神话改编而成的《故事新编》在鲁迅手中变成反抗黑暗势力的”匕首”和”标枪”。《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
茅盾作为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神话的研究ABC》 第一次提出了西王母神话演化的三阶段思想。提出，《山海经》中半人半兽西王母是古代西域一带以虎、豹为图腾的女酋长的形象。所谓三青鸟，说明凶禽猛兽相伴，还处于啖食充饥的原始狩猎阶段。西王母怪异可怕的形貌，正是当时人鱼动物不分、人神不分观念的反映，虽然不合理，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神话的本相。茅盾由希腊人的奥林匹斯山，联想到中国神话中的昆仑。《山海经》中所说的昆仑，是“帝之下都”，是众多的神们居住的一座神山。昆仑山上居住着西王母，陆吾，开明兽，猛兽、怪鸟、奇树等众神。“大概中国神话里的昆仑的最初观念……正好代表了北方民族的严肃的现实的气味” ；而昆仑神话一旦传到南方民族中，便加上了许多美丽梦幻的色彩，于是在《离骚》里就被塑造成了“昆仑玄圃”。北方民族重现实，而南方民族重玄想，这既是民族性格，也是形成宇宙观基点。他认为，昆仑是“帝下之都”之说，“尚可想见中国北方人民的原始宇宙观是也像希腊人一样把境内最高的山作为神圣的地方。”
以鲁迅、沈雁冰（茅盾）、闻一多 为代表的文学家，引进、改造并吸收了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以顾颉刚、杨宽等为代表的“古史辨”神话学派，他们提出了层累的历史观和民族的神话史观，不仅在方法和理论上竭尽全力去营构中国神话学以及昆仑神话的基础，而且对中国典籍神话的一些主要内容和神话人物进行扎实细致的考证和辨析，将昆仑神话还原为历史，初步廓清了古史与神话的混淆、人神杂糅的混乱局面。对昆仑神话的系统研究及其著作的问世，使刚刚起步不久的昆仑神话的理论框架有了眉目，学术界深度也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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