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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上海话的文化价值及普通话的文化缺陷 (ZT)
今昔比较,深感上海话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上海人,许多已不会百分之百地以上海话表达思想,时常听不懂、说不出上海话,口头交流非夹杂普通话不能顺畅进行,(在苏州也有同样的情况——不少年轻一代的苏州人不能讲百分之百地标准的苏州话),待到需要以自己的母语书面表达时,更是白字连篇。例如,上海话的“你爸爸,你妈妈”口语作“乃爷,乃娘”,这是吴语保留古汉语的典例,(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同样的例子还有,普通话的“多少”,上海话作“几何”(“何”文读,作[ho])——“几何铜钿/洋钿?”(“多少钱?”)。可是,现如今连当地报纸上,“乃”都误作了一个生造的单人旁的“奈”字;[tci-ho]二字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么写。再如,“吃了没有?”,上海话当作“吃了勿?”,可是“勿”绝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是个语气词,还为之生造了一个口字旁的“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里,表面上是写别字,实质上是文化的流失!

自共产党建政以来,上海政府的诸项政策历来紧跟中央指示。在语言文字方面,便是大力推广普通话。虽然也宣称“推普”不是为了消灭方言,但客观的效果,却是上海话正在被改造和消灭——现在,已经听不到沪语广播了;以上海话配音——配的还不是标准的上海话,因为连上海籍的演员都已说不了标准上海话了——的电视剧屡遭禁播;电视中直播选拔中小学优秀教师,某教师在日常生活中用上海话与其学生交流,竟然被某位专家评委斥为“不当”。

上海的孩子没有机会听、说自己的母语——上海话,如此下去,不过一、两代人,恐怕上海地区的吴方言就会消失了,即便不消失,也会被北方话冲击得面目全非,不伦不类。事实上,今天的上海话,较之标准口音的沪语广播,较之沪剧、滑稽戏的语言,词汇、口音已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语音——曾有报道,沪剧团和滑稽剧团的上海学生在进入专业学习之前,需要上海语音培训。(大概,现在的苏州小青年学唱评弹前,也要先要作苏州话培训了罢。)

语音嬗变,固乃语言发展规律,上海话当然难逃其数。最近的口音嬗变,固可归因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的大量战争难民的涌入,也许还可归咎于七十年代末的大量“知青”返沪,但现在的上海年轻人说不好上海话,就文化保护而言,我们的语言政策——尤其是政策的执行,难道不应当反思么?上海人不应该学好自己的母语?

笔者的童年在“文革”期间度过,“文革”过后,尝有复旦大学的老师来学校调查上海方言,我的读音除了尖、团不分——这显然是浙江话的影响,以及“旺”字读作[waη]外,(有读作[jaη]者,这是文白异读还是语音嬗变,有待查考),其他发音均与上一代上海人的无大差异,(笔者是二分之一的上海市区土著、四分之一的苏州人和浙江人)。“文革”期间上海的“推普”工作未尝间断,(笔者的普通话水平因之受惠),但至少官方未尝像今天这样以普通话压制上海话——那时,沪语广播仍然正常播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历二十余载,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及其观念正大踏步地在走向多元化和宽容,而上海政府的语言和教育部门,却在语言文化上,假进一步开放之名,强制推行一元化,一定程度上,这难道不是在倒行逆施,不是在行“文革”——革吴语文化之命——之实?

或者,撇开文化的保护和继承暂不提,难道在上海不能说上海话,上海人难道没有说自己母语的权利?若说“推普”是为了国际化,那国人统统放弃汉语改说英语算了。可欧洲有那么多的语言,欧洲难道不是一个比中国更国际化的世界么?





在香港,有不少广东籍的知识分子深为他们的母语骄傲,说,他们的语言与千多年前长安(西安)的口音差别不多,用粤语念唐诗不存在押韵的问题;在台湾,那里的知识分子也以同样的理由为他们的闽南话骄傲——他们用闽南话来诵读古诗词。可是,历来鲜有上海人(还有其他江浙人士)为吴语文化骄傲的,仅见有上海小市民对外地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呜呼哉,今日吴语之死到临头,实良有以也!

近来,沪上忽冒出不少教上海话的语言培训班,就事论事,这是好现象,却在《上海语言文字网》上引发了一场争论——可是,追根究底,平心而论,其间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而去争论的!这里,笔者所谓“就事论事是好现象”,乃另有所指——沪语培训有其值得忧虑的一面,不知那些培训班的教师是否合格——不是每个会说某种语言的人都有资格教授那种语言的——不知会不会教出不伦不类的、白字连篇的上海话来。

《话》文的作者在互联网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上海话的文章,有理论探讨的,也有应用层面的尝试,(例如,以法语拼读规则为沪语注音,这是笔者一直想做却一直无暇将之进行到底的工作),对于保留、研究和发扬吴语(上海话)实在是功德无量。惜乎,《话》文多有别字(同音别字,估计是打印错误)和语病,行文也略显散乱,想必是“急就章”的缘故罢,故特为之校改字句,并作注释,以利传播。■

上海话的文化价值及普通话的文化缺陷(佚名作)现在的上海人多有普通话交流能力,这是“推普”工作的成就,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有人将“推普”工作理解为就是消灭吴语(上海话),将保存吴语文化与推广普通话对立起来,处处限制吴语使用。于是“人人会说普通话”的“推普”目标,变成了“人人只说普通话”。使得不少上海长大的孩子不会讲吴语,甚至听不懂吴语的书面语,使这些孩子失去了吴语人口的文化优势,他们中能听懂评弹、越剧的越来越少,这样的做法是否极左了一点?语言是工具,吴语也不是“四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吴语的灭亡势必导致昆曲、评弹、越剧等艺术形式的灭亡。

北方话成为普通话基础方言只是机遇问题,并非因为它是中国最好的方言,即使是,也必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可能仅仅浓缩在普通话中。吴语是伟大的文化遗产,有普通话不能替代的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吴方言的使用人口约为七千万,(相比欧洲,意大利语使用人口约六千万),有着和官话不同的音素、词汇、语法,故而称为“吴语”更合适。上海话是苏州话、宁波话等几种代表性吴语的混合体,兼具苏州话的软,宁波话的硬,加上使用人口较多,于是成了吴语最具代表性的分支。吴语的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语音工具河南籍的唐玄奘是选用吴音译注佛经的,因唯吴音才能译音准确。上海话单音素有50个,普通话仅32个,粤语不足33个。北方话、英语、法语分别仅有送气和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和浊音、不送气清音和浊音的对应——不送气清音“拨(给)”[p]、“德”[t]、“革”[k],送气清塞音“泼”[ph]、“忒”[th]、“克”[kh],浊音“渤”、“突”[d]、“搿”[g]——这三组音在吴语中都有。吴语有最完善的语音体系,且音素都较实用,上海话的音素几乎每个都在常见外语中得到使用。而普通话音素少、无短音、无浊音,有些音素(例如翘舌音)除了用于说北方话以外,几乎没什么其他用处。用普通话为外来词译音常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已有的译音也多不准确。常见的外语,能与其发音对得上号的吴语音素要比普通话和粤语多一倍。法语35个音标中,有三十余个和上海话中相应音素一致,而普通话不及其半;日语片假名基本可以用吴语读准,而北方话是万万不能的;英语等其它外语情况也大致如此。例如:英语“VCD”三个字母,相当上海话“微西地”[vi-si-di](“西”是尖音),北京人多读为普通话的“微西地”[wei-ci-ti](“西”是团音)。

以吴语为母语者学外语咬音一般较外省人准确。但是,一般人在十二岁以前学发音较易,过后较难。我有位同事的儿子从小受普通话教育,成了不会讲上海话的土生土长上海人,他上海话“麦”的韵母读不出,上海话“麦”的韵母和英语的[э]是一致的,那么他讲英语时当然也发不出该音。又有,有位京籍朋友在沪多年,称自己上海话的“茶”声母[z]发不出,他读外语时也是将[z]发成汉语拼音的zi[ts],例如将字母Z读为普通话“在”[tsai]。

二、学习汉语文学的工具(一)大量古诗词用普通话读不出韵脚、韵律,影响赏析。第一、历史上中国北方长期沦为异族统治,北方游牧民族多学汉语,部分融入汉族,他们讲的汉语自然不太“正宗”。从语音历史资料可看出,入派它声始于元,清定型,期间明尝恢复;全浊音清化始于五代宋辽时期的北方,至清[?]声母脱落、[v]并入[w]。这是因为浊音音低,传不远,而入声音短,拖不长,皆不方便在草原上远距离对话,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发不出这些音素,入主中原后学汉语时,也就没学好这些音。就好像今天的北方人讲英语时,常发不好短音和浊音,把[v]读成[w]。另外,由于他们发不出fong、vong等音节,“东”、“冬”韵的“风”、“凤”等就归入了eng韵;发不出[vi]音,“微”、“维”等字就改为[wei]音——北方人多将V读作[wei]。

翘舌音也非古汉语固有音素,语音史上有“古无舌上音”之说。翘舌音出现在唐朝中期的北方,可能和先期融入汉族的南匈奴、东突厥等有关。北方话是吴、粤、闽、客、官五大方言中不规则变化最多的,有大量半字先生读法,可能和早期北方民族汉语水平不高有关,例如:“帮”[p]母字“秘”转为“明”[m]母,是受字符“宓”的影响。故北方话对传统汉语音韵结构继承较少。因此,今日的北方话曾被章太炎先生称为“金元虏语”,即满蒙人的异族语言。

北方话是唯一不保留入声(短音)的汉语方言。无入声使得北方话语言节奏呆板。例如:吴语“勿晓得”,两头是半拍的入声,中间是全拍的舒声,形成切分音节,这是北方话所没有的。北方话是韵母结构变化最严重的方言,以至《声律发蒙》等书,无法用普通话读出其韵脚。而且古代声韵书籍的注音方式,比较适合南方话,例如:“打”的注音为“德冷切”。普通话的声母结构也迥异于古汉语。古汉语三十六母中的全浊音在普通话及其它方言中全盘清化,唯在吴语中得到保留。浊音清化导致北方话总体以高音为主,音感清轻高扬,符合草原生活环境,难怪有人将“打官腔”和“唱高调”扯在一块儿。

所以,不可否认,在继承传统汉语音韵结构上,普通话有着重大缺陷。大量古诗词用普通话读不出韵脚、韵律(尤其是讲究舒促结构的词曲),影响赏析,用普通话也不能讲解词曲格律。《唐诗三百首》中的前十首中有五首,用普通话读影响韵脚,包括:第一首《感遇》的韵脚:“洁、节、悦、折”,第七首《佳人》的韵脚:“谷、木、戮、肉、烛、玉、宿、哭、浊、屋、薄、竹”,第八首《梦李白》的韵脚:“恻、息、忆、测、黑、翼、色、得”等,在古汉语和现在吴语中都是入声字;另外,第二首《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之酒》的韵脚:“微、扉、衣、稀、机”,第九首《送綦毋潜落地还乡》的韵脚:“薇、非、衣、扉、稀”,等在古汉语和现在吴语中韵母都是

掌握入声、浊声母和一些古汉语音韵对学习古典汉语有重要意义,这是吴语能提供的便利。尽管北宋以前的文学创作确以北方为主,但北宋以前的北方话更接近今日的南方话。直至清朝康熙年间,朝廷修订的《佩文韵府》和《康熙字典》依然使用入声和清浊母字分开。换言之,当时已经形成的没有入声、没有浊音的北方话还不被认为有正统地位。另外,吴方言也曾经是东晋、南朝、南宋等时期的权威方言。若有朝一日南方方言均遭灭绝,上述诗词就只能借助韩、越等异族语言来诵读出韵脚,岂不遗人笑柄!受古汉语影响较大的韩、越等语汉字读音体系,更接近吴语等南方话。 第二、中国早期文明虽以北方为主,但北方文化事业屡遭战乱破坏,大量知识分子因避战乱南迁,如王羲之、辛弃疾等,中国文化视北方为正宗的看法是不全面的。自东晋天马渡江之后,中国文化中心就开始逐渐南移,南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吴方言区完成的。以四大小说以及《三言两拍》等为代表的大量名著都是江浙人写的。施耐庵、罗贯中、毛宗岗等本是说书艺人,冯梦龙、金圣叹等是苏州才子,大多数名著原来是苏州评书的脚本。仅《水浒全传》中吴语词汇就不下两百多,了解这些词汇可提高对作品的理解层次。并且,纵使官话区人也未必不用吴语词汇,因为大量北方籍的文学家有长期江浙生活的背景(如马致远等)。有人指出,山东人写的《金瓶梅》中也有吴语词汇(胡竹安:《〈水浒全传〉所见现代吴语词汇试析》)。

所以,普通话基础方言文化积淀相对浅是事实。

第三、为弥补文化不足,以官话方言为底版的普通话吸收有大量的吴语词汇,例如“标致、便当、尴尬、像煞有介事”等等,不胜枚举。同时,仍有大量生动的吴语词汇无法用普通话达意,例如“触揢”(触气加恶揢,常写作“促狭”、“促掐”)、“殟塞”(常写作“挖塞”,意为心中烦闷、不舒服)。

由此,不妨说,在某种意义上,吴语是高雅的文化语言,官话则仅是一种政治语言。

(二)统一的国家未必是建立在单一文化模式上的。有人认为只有推广普通话,消灭方言才能巩固统一。可是,当初罗马帝国纵然统一使用拉丁语,帝国最终还是分裂了;今天文化(包括语言)多元化的欧洲在谋求统一,而多样的语言未见得是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中国方言差异大的东南部,自战国末年起就基本上处于统一的政权下,方言差异小的北方及西南地区反而常有分治和军阀割据,(中国搞封建割据的多是北方人)。统一的国家未必是建立在单一文化模式上的,如瑞士、加拿大等,何况是中国这样的大国;相反,世界上同言、同宗的波黑塞、穆两族也可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吴语、汉音之别和我们伟大祖国已共走过几千年的历史,普通话和吴语应该是瑜亮同生的。很难想象,只有京剧而不见昆曲、评弹,只有铁马钢河的《黄河》却没有杏花春雨的《梁祝》、《二泉映月》,及暖气熏人的《阿西跳月》、《步步高》的中国会是什么样!

有人认为方言会阻碍经济发展,然而君不见方言区经济历来普遍比官话区发达?江淮次方言区本是吴语区,官话区化后,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普遍落后于同省内的吴语区。有人提出吴语应向普通话靠拢,并滥用文读,滥造文读。这样势必会影响吴语的文化特色,降低其文化价值——这无异是将吴语阉割了。若吴语失去其文化内涵的话,那还有必要存在吗?吴语文化圈的人口应当包容其他文化圈的人,那么其他文化圈的人是否也应当包容、尊重吴语文化呢。

解放前,昆曲、评弹在北方也有不少听众;解放初,绍剧《大闹天宫》也曾风靡全国,毛泽东为之亲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开国大典上,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就是用上海话作报告的。而现在,吴语被认定为是一种走不出、也不该走出江浙沪、亟待消灭、不上台面的“土话”,欲置其于死而后快的大有人在。近来有沪语电视剧遭禁播,有人还不依不饶地称另一未及遭禁的沪语电视剧造成了“极恶劣”影响。

什么“恶劣”影响?我只知道,被马德里征服的巴塞罗那人和在印度尼西亚受歧视的华人是不可以公开说自己语言的,但随时代进步,不仅这些歧视政策都被解除,且巴塞罗那方言受到政府保护。

相反,《秋菊打官司》、《没事偷着乐》等官话方言电视剧、电影不会有、也未曾有过遭禁之虞。中央电视台有粤语、闽南语节目,但没有中国第二大语——吴语新闻节目。王朔说:南方作家写不出他这样的作品,因为不能像他那样在作品中自如的使用生活语言;可见对方言的禁锢已是文坛巨大损失,江南可是名著之乡啊!在欧洲写文章曾必需用拉丁文,薄伽丘开风气之先,用方言写就了《十日谈》,结果,文字解放带来了欧洲文学繁荣,也为日后佛洛伦萨方言成为权威意大利语打下了基础。

毁林容易造林难。消灭一种文化是可能的,重造一种文化是不能的。假“推普”之名,行文化灭绝之实将使我们愧对子孙。本世纪将有千万种语言将消亡,若吴语成为其中一员是幸莫大焉,还是憾莫大焉?即使一心要消灭吴语也非旦夕能至;堵洪不如泄洪,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汉字”这全民族交流工具,规范吴语用字,使其不成为只是注音的密码。

造成不少人反感上海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上海人的语言优越感”,但事实上北京人的语言傲气远在上海人之上,为什么人们视而不见!所谓“语言优越感”,其本质是地域优越感,消灭方言就能消灭地域优越感?

还有,有说吴语不好懂。可是,难道方言区的人是生来就能听能说普通话的么?方言区人口是通过“学习”才掌握普通话的。解放后,吴语受到文化歧视、政策限制,外省人缺乏接触机会,自然不能掌握。有人认为,外省人听不懂吴语,会反感吴语节目,消灭吴语可使外省引进的人才生活方便,容易留住他们;然而带字幕的吴语节目的很大部分观众是想学吴语的外省人,真正爱上海的人是愿意学上海话的,并称之为真正融入上海,只是苦于没有好的渠道。因为不懂吴语就要消灭吴语,那么学不好外语,就要求外国人也只讲普通话吗?国人可以学外语,为什么不能容忍同胞的语言?吴语文化圈人口应当包容其他文化圈的人,那么其他文化圈的人是否也应当尊重吴语文化呢?

另外,吴语之受文化歧视,实出于不少误解。第一、例如:江浙人“黄”、“王”不分,平翘舌音不分、前后鼻音不分,似乎同音字问题严重;其实吴语中结构最简单的上海话,单音素也有50个,普通话仅37个,(粤语虽因素不足33个,但声调9个)。普通话清浊声母不分,故“弟”、“帝”,“定”、“订”不辨;舒促声调不分——故“一”、“衣”,“做”、“作”难别;“"疑”、“影”声母不分——故“艾”、“爱”,“义”、“异”无异;[w]、[v]不分——故“万”、“腕”“紊”、“稳”雷同;以及“菜”、“蔡”不分……同音字问题并不比吴语好。(上海话声母29个、韵母36个、自成音节4个、声调5种;普通话声母22个、韵母35个、自成音节1个、声调4种。)

第二、又如:上海话“烧饭”不合词法,但北方话“打饭”更莫名其妙;上海话“瞎开心”让人看不懂,其实是“赫”误为“瞎”;而北方话把“气煞”愣说成是“气死”岂非言过其实,耸人听闻?

第三、有人说吴语许多词汇不能写,事实是,绝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不熟悉其写法。虽然确有部分字、词没有合适写法,但普通话也有这现象。例如:普通话的“这”、“那”、“哪”、“你”等字也不是自古就这样用的。

第四、现在受普通话教育的年轻人书面语言不会用吴语念,反称吴语词汇少、有些词不能说,好像昆剧不曾是百戏之祖,评弹不曾是明清小说的温床!有人称不少成语无法用吴语读,事实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量成语来自明朝苏州才子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而当时不带入声调的北方话还没完全形成。其实,吴语比较合乎古汉语音韵结构,再生辟的字也可按古音推出读法;相反,北方话倒是很不符合古汉语音韵结构——入声字在普通话中的四声分派并无规律,全浊音字母或归入不送气清音,或归入送气清音——普通话若非经过多年规范化,有些字就很难读了。例如:阴入声字“击”、“级”、“戟”、“髻”,在普通话中分派四声,同为“並”母字的“平”、“病”,在普通话中分属不同声母。当然,有些北方话的词汇转换成吴语时需要意译。例如:“玩猫腻”换成吴语“摆花斑”,其中孰优孰劣,明眼人自知。

第五、片面认为上海话是小市民语言。可是,君不见黄浦江水养出的那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手艺超群的技术工人?他们在全国同行业中历来所占的比例已毋须多提。人称“河北出响马、关东出强盗、山东出好汉”,是否可说,北方话因此是“强盗的语言”呢?

第六、有人因听不懂吴语,有抵触情绪,常公开说上海话不好听、是土话;这种行为实有文化歧视之嫌疑。和吴语有较多相同音素和发音习惯的法语,在欧洲是有很高地位的贵族语言。法国人认为法语开口小,轻巧是贵族语言的特征,这也是上海话特征。吴语有浊音,语音丰富,声调舒促、高低错落,语音面貌的美感是其它方言不能比拟的。吴语因没有合法地位,没经过加工整理,确有些不足之处;但这不是吴语的错,浑金璞玉难道就不是金玉良言了么。

(三)中国第二大和文化价值最高的吴语,亟需立法加以保护。如果因为上海是中国的首位城市,所以要讲普通话,禁止讲吴语;那么是否因为上海是国际都市,就要推广“世界普通话”——英语,而禁说汉语么?上海毕竟是以江浙为母体的上海,在继承吴越文化上责无旁贷,这事难道推给北京、香港?

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本方言,以北京音为基本音,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即使上海人只说普通话,普通话也不会变成上海音为基本音)。但这并不妨碍吴语作为一种文化得到保留。应该正视,吴语有普通话无法替代的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讲方言和说普通话是不抵触的,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及其前身制定的绝大多数是南方人,钱玄同、赵元任、瞿秋白、朱文熊等吴语人占有半数,这和江浙在全国的文化比重是一致的,而北方人却很少。

由此,我们的“推普”工作是否可以由现在的重形式,换成重质量,即,要求每个人有普通话交流能力?是否同时也为保留传统汉语、保留吴语文化做些工作?建议,不妨首先恢复以市区的标准上海话播音的吴语新闻节目,并向全国播出;这样不仅可使为祖国建设而远赴他乡的江浙人听到乡音,也可使全国人民共享吴语文化的优美和优越性。其次,在上海学校大部分课目用普通话的背景下,开设吴语朗读课。复次,承认吴语的中国第二大方言的地位,中国需要吴语作为普通话的文化补充。

作为中国文化价值最高的语言,吴语有存在的必要。吴语亟需立法加以保护。■

1、校改者注:[?]是轻喉塞音的国际音标。汉语的零声母并非真正的“零”,元音前都带有一点辅音性的成分。例如,“安”字的实际音值应该是[?an],由轻微喉塞音[?]把这个音节与其前面的音节分开来。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用隔音符号表示[?]音,例如Xi'an(西安)、fang'an(方案,若没有隔音符则是“反感”)。粤语里,现在部分人习惯将零声母读成ng,如:丫nga、埃ngai、坳ngao、晏ngan、罂ngang、鸭ngab、压ngad、欧ngeo、庵ngem、莺ngeng、疴ngo、澳ngou、安ngon、恶ngog、瓮ngung、屋ngug。2、校改者注:这与今日上海话的发音完全一致。3、校改者注:自秦始皇始,就有了“书同文,车同轨”的大一统政治传统。4、校改者注:类似的例子还有,犹太人和今日信奉伊斯兰教的小亚细亚诸族,两者都是古代闪族(Semitic,一译“塞姆人”)的后裔,其语法结构相近,但现在两者却是死敌。5、校改者注:《神曲》(DivinaCommedia)是但丁(Dante)用佛洛伦萨方言写就的,佛洛伦萨口音由此成为意大利语的标准语音,其表达习惯成为现代意大利语语法的基础。6、校改者注:还有“买”、“卖”不分。7、校改者注:根本原因是,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其次,是由于中国语言史上长期的文白分离;再次,则是因为(此文中已提及的)北方语言文化对南方语言文化的歧视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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