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风貌区

周炳揆

六岁的时候，我的家搬到了“衡复风貌区”，一住就是几十年。当年跳跳蹦蹦地去复兴中路1261号的“五十一中学”报到上初中一年级的情景依然在目；还有盛夏期间，不顾老师的劝阻，和同学溜出校门，去近在咫尺的“上海跳水池”游泳一小时。2010年代，“上海跳水池”原址改建为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厅，记得有一次还花了1250元购得委内瑞拉指挥家杜达梅尔指挥“维也纳爱乐”的演出票。

往事中总有那么一些难忘的瞬间：1969年，响应“备战备荒”的号召，家家户户都按人头分配做砖，用以建造防空洞。母亲是里弄干部，她为此事发了愁——去哪儿弄做砖的泥呢？我忽然想起了高邮路、湖南路交界处有一大片空地，周边有田埂围着，宛若乡村。我找到了家住高邮路的同学，向别人借了平板车，两把铁锹，搬运了足够的泥回家。那块空地，现在是“徐房集团”公司的办公楼，这是后话了。

这种“都市里的村庄”在“衡复风貌区”不是个案。康平路、宛平路口坐北朝南有几栋民居，是地道的南汇本地房子，当年我的小学同学住那儿，记得他家是用井水的，到了夏天，我们去他家开课外学习小组，在树荫下做作业，凉风习习，同学的妈妈用井水浸过的西瓜招待我们，清凉消暑。康平路的这个“乡村”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80年代。

时下，“衡复风貌区”，特别是武康大楼周边游人如织，人们热爱历史建筑，探索上海文化底蕴，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持的一次武康大楼居民区的协商会上，就有居民抱怨：“网红点不能当饭吃”，“住在船头有'船头’的烦恼”（武康大楼外形如一艘船）等等。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获得美好的居住环境是需要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的。当年，武康大楼由于疏于管理，居民们把自行车、助动车停在底楼的大厅里，转身就进入电梯，岂不方便？结果，很有气派的大厅混乱不堪，有碍观瞻，对大楼老年人的进出更是造成了安全隐患。

武康居委柏祖芳书记组建了一个居民自治管理小组，在大厅里贴出告示，要还武康大楼一个门厅，居民们很配合，克服了自己的不方便，把单车停在大楼的后天井以及指定的停车点，这才有了今天宽敞明亮、有气派的大厅。

这种“居民自治”的思路在国外也屡见不鲜。当年我在德国出差，看到德国的小城市形态各异，十分精致美丽。德国朋友告诉我，当地政府对于屋顶所用的砖瓦的尺寸、颜色都有明确规定，对于什么树龄、多少尺寸的树可以种或者说是可以砍掉，也都有细则供居民遵守。我们看到美丽的、像艺术品一样的小城市，花团锦簇的街道，不也包含着当地居民作出的自我牺牲吗？

一位从事环境保护的专家说过：“我们的环境，是向我们的后代借的。”居住在风貌区的居民，每天早晨醒来的一刹那，感觉到风貌区比昨日更好了一点，想到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辈的居住环境比他们自己年幼时更美更宜居，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