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三线：生活在皖南的上海人

■ 号称上海小三线第一大厂的八五钢厂全貌

■ 上海小三线职工学校师生的体育活动

　　◆ 崔海霞 徐有威

　　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反坦克武器和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结束，在历时24年的时间里，上海小三线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的后方工业基地，共有在册全民所有制职工57000余人，家属16000余人，集体所有制职工1500人。7万余名上海小三线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远赴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建出了一方天地。这24年的时间，上海小三线职工在皖南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呢？

　　“用的都来自上海”

　　上海小三线虽然建设在皖南山区，但是职工的吃穿用基本都是靠上海供应。在那个凭票供应的特殊年代，上海小三线的职工虽然地处深山，却依然能够享有独特的物资供应。

　　在小三线，职工能够通过设在厂里的小卖部获得肥皂、火柴、香烟、草纸外，还能买到毛巾、手帕、民用线、电筒、电池、牙刷、牙膏、肥皂粉、香皂药皂、胶鞋、塑料鞋、面盆、铝锅、口杯、热水瓶、针、纽扣、铅笔、铱金笔、练习本、信纸、信封、部分纸张、糖果、食糖、防暑降温用盐汽水等几十种日常用品。

　　对于一些货源不足的商品，上海商业部门也是优先供应小三线职工，甚至在实际供应中，有些商品的供应标准还超过了上海市区。比如上海的蜜橘上市，小三线职工都是一铅桶一铅桶供应的；一些紧俏的商品如香烟、酒等上海是严格按照计划供应的，而小三线都是多给的；有些职工并不抽烟，但依然每隔几个月一次性拿到了15包的供应量，最多的时候有60包，这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每个月发的自行车票，上海每10个人发一部，小三线职工每10个人可以发到两部，比上海标准翻一番；鱼、肉等副食品，上海如果人均一斤，小三线职工的供应量就是一斤一两或一斤二两。

　　“与当地人物物交换”

　　既然上海对小三线职工的供应量要超过正常的标准，那么多出来的东西怎么办呢？小三线职工也绝不浪费，为这些日用品寻找到了新的出路。皖南当地淳朴的民风、丰富的土特产使小三线职工看到了以物换物的机会，从当地农民手中换取商品，互惠互利的民间交易在小三线开始盛行。比如企业本来是不需要化肥的，但还是申请了，拿到后就去和当地人换大闸蟹；来自上海的肥皂比安徽的要好很多，据当地人说，安徽的肥皂用了半块之后就搓不出泡沫了，所以当时一块上海肥皂，可以在当地人那里换到20个鸡蛋；而像糖、肥皂这些在当地供应很紧张的商品，都成为小三线职工换取芝麻、花生、山核桃等土特产的法宝。每到春节的时候，小三线职工便带着换来的特产返回上海，这些东西在上海是限量供应的。在职工眼里，“当时还是计划供应，香烟、白糖、洗衣粉、肥皂，都是要凭票的，当地基本就买不到。当地农民就拿农副产品跟小三线职工去换，小三线职工用不掉的像飞马牌香烟，就去换农民的农副产品。”

　　在职工眼里，皖南当地的消费水平是远低于小三线的，向当地人购买农副产品成为小三线人改善生活的不二选择。那时，当地的东西很便宜，花生三毛钱一斤，鸡七毛钱一斤，小核桃六毛钱一斤，糖炒栗子三毛钱一斤，鸡蛋五六毛一斤，大闸蟹八毛钱一斤，冬笋三四毛一斤，职工们纷纷到周围的村子里去买。

　　在当地人看来根本不可能摆上餐桌的东西也成为了上海职工嘴里的美味佳肴，螃蟹、黄鳝、甲鱼等被当地民众视为“异类”的农副产品，很快便成为了小三线职工改善生活的首选，节假日、周末便成为职工们打牙祭的日子。下河、下田捉到蟹、黄鳝等，没有锅就用大铜壶放进去蒸、煮，两个人能吃一壶大闸蟹，一次八个十个地吃。这样的生活，如果不是发生在皖南山区，就和上海人是一样的，所以当时在安徽人的眼里，小三线往往就是“小上海”的代名词。

　　“自力更生改善生活”

　　虽然小三线职工有上海的商品供应，基本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但对于日常饮食所需的蔬菜、肉类等保质期要求比较高的食品，却不能仅仅依靠上海的供应。为了自力更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小三线的职工可谓是想出了各种方法。

　　蔬菜在当地怎么买呢？在原小三线险峰光学仪器厂党委副书记储瑛娣看来，买菜的感觉就像是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每天都是后勤去市场上了解信息，最近市场上有什么菜弄块黑板写上挂出去。职工每家每户发一个号头，你家篮子号码写上去，自己写张纸头，我几号篮子，黑板上这些菜要什么菜数量多少，然后后勤把全部篮子统计起来，青菜100斤、萝卜50斤的去采购，采购回来按照单子数量给你放进篮子里，下班以后你就去付钱。有的菜没买到，就写你今天要的菜没有了。”长期养成的买菜方式使得小三线职工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无论是买菜、还是买水果，量都很多，唯恐市场没有卖。

　　在小三线职工努力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小三线企业也没置身事外，想尽各种办法改善职工生活，利用各种人脉关系为职工解决吃菜难的问题。八五钢厂后勤科科长人脉很广，利用他自己的关系为厂里的职工弄到了海鱼，为了招待别人，把他的的确良衬衣和中山装都卖掉了。由于当地商业部门不能保证供应，职工需要的副食品很大一部分靠后勤人员各显神通，自行采购。设在祁门县的朝阳厂，1974年吃肉一万三千多斤，其中三分之二是自行采购来的。有的到农村集市和生产队直接采购。有的靠老熟人、老关系，派出车辆东到宁波、上海、扬州，西到九江，北到蚌埠等地采购。

　　经常到各地采购生活所需并非长久之计，“求人不如求己”，小三线企业开始组织职工种菜、养猪，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利用荒山荒地垦荒种菜，利用食堂的泔脚水养猪，补充供应不足。

小三线：生活在皖南的上海人（中）

崔海霞 徐有威

■ 上海小三线技术工人在山上进行电视发射天线改造

　　◆ 崔海霞 徐有威

　　在小三线领导机关的提倡下开荒种菜、养猪养鱼，发展农副业生产的热潮在小三线各单位普遍兴起。整个小三线在1972年开垦荒地470余亩，收获蔬菜104万公斤，养猪1130头，养鱼5.4万条，种植各种果树2.3万棵。为了推广上海小三线企业解决职工生活所需的经验，1973年南京军区国防工办还在立新配件厂召开了三省一市小三线工厂发展农副业生产的现场会，推广上海小三线从事农副业生产的经验。从1974年起，大部分小三线企业开始建立五七农场，1975年又建立了整个小三线的基地农场，专门从事农副业生产。这一年小三线共收获各种蔬菜138万斤，养猪1400多头，同时产生了一批如七一、红星、延安、卫星等工厂的蔬菜基本实现自给或半自给的单位。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78年底，小三线共开垦荒地3000多亩，收获各种蔬菜1733万斤，养猪2万余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副食品供应困难，减轻了安徽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负担。

　　“山沟里的文化娱乐”

　　在小三线的多数职工看来，企业当时的生产任务并不算重，工作之余如何在山区创造出消磨时光的娱乐方式，小三线职工可谓是不遗余力。看露天电影这一在当时农村具有标志性的娱乐方式也在小三线企业异常盛行，后方基地电影放映队每周定期到各工厂轮流放映，在上海一流电影院上映的影片也会在第一时间到达小三线。《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铁道游击队》《追捕》《冷酷的心》和《佐罗》等中外经典影片成为了大家的最爱。本来在食堂放映电影，但根本无法容纳多少人，没办法就在野外拉一块幕布当作露天电影院。职工下班后不是先吃饭，而是背一把竹椅子冲到广场上，把椅子放好再去吃饭，吃好饭以后就坐着等天黑，看电影就像是盛大的节日。夏天看一场电影，浑身被蚊子咬，冬天穿着棉大衣戴着帽子哆哆嗦嗦地坐在那里看，一场电影下来，人都冻僵了却依然乐此不疲。

　　电影放映在满足企业职工需求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的当地村民。为了看《红楼梦》，露天电影院可谓人山人海，晚上放映，中午已经有村民拿板凳占好了最有利的位置，地面已经没有立足之地的农民，则纷纷站上山头观看。1957年出生的安徽东至县的王金中，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津津有味：“我们小时候想看一场电影，前几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啊。”此时的观众早已不分上海人、本地人，更遑论城里人、农村人，共同的精神文化需求暂时替代了文化、生活习惯的地域差异现实。

　　与看电影相比，上海职工对于海派特色的文艺形式似乎更为情有独钟，评弹、滑稽戏、沪剧等艺术形式都成为小三线职工热切期盼的精神食粮。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上海县沪剧团、徐汇区前卫曲艺团等单位纷纷不定期组织到小三线开展巡回演出，每到一处均盛况空前。1982年4月，65岁高龄的滑稽明星杨华生领衔的上海市人民滑稽剧团赴地处安徽旌德的上海电子器材三厂为职工演出，消息一出顿时轰动四方。14日晚上，接运剧团的汽车一到，车门前就密密麻麻围满了人。附近的小三线企业听说上海来了剧团，纷纷打电话给器材三厂，希望剧团为他们厂再演一场。4月24日李伦新和萧丁以《把笑声撒向山谷》为题在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报道了这一盛事：“第二天晚上演出，头一天就有人在剧场上放了许多木条、竹条，像上海的老妈妈买小菜用砖头、破篮排队一样，抢好了位置。第二天一早，那些竹条、木头又变成了竹椅和条凳。演员们走到哪里，那里的人就说：'我们难得看戏，你们一定要多演几个！’这天晚上，一千五六百人，坐的坐，站的站，被独脚戏的表演逗得一个个前俯后仰，笑声盈谷。”这些精彩的演出，对于当时处于文化缺位的小三线职工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进入20世纪80年代，现代的娱乐方式开始兴起，其标志性就是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寻常百姓家中。对于小三线职工来说，对新兴娱乐方式的追求也同样热切，但由于地处山区，电视接收信号差成为困扰大家的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小三线职工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时黄山顶上设有接收台，于是单位组织几个人，带着手电筒、干电池、9英寸的电视机，下午五六点天还没黑的时候就上山开始找地方接收信号，如此反复的工作往往要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点安装差转机，向厂区发送信号才能保证大家能看到清晰的画面。如果碰到差转机受外力影响无法正常工作的话，电视机画面不是模模糊糊，就是出现闪烁不停的“多瑙河之波”，或者干脆来个“看不见的战线”——漆黑一片，常常使得热情的观众为之沮丧。

　　“因地制宜的业余生活”

　　小三线的职工在接受上海送来的娱乐方式的同时，发挥个人的兴趣爱好，也成为他们丰富业余文化活动的方式。充分运用山区特有的条件，盆景艺术、摄影、根雕、文学创作等都成为后方职工自发组织的兴趣爱好活动。

　　在小三线职工看来，盆景、根雕就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各厂都涌现出了一批“艺术家”。鉴于此，小三线还在1983年10月14日至20日举办了首届艺术展览，展出地点就设在上海青年宫。展览包括美术、书法、篆刻、摄影、树根造型、盆景假山、工艺品和集邮等，这是上海后方基地建设十多年以来，首次举办大型艺术展览。展出的作品共计316件，24个种类，其中获奖作品57件。这些在小三线培养起来的兴趣爱好，即使在小三线职工返回上海后依然方兴未艾。1985年12月，在复兴公园举行的青年艺术节上，展出了新光金属厂青年工人制作的一百多件树根造型，是由厂里的十四名青工利用工厂地处皖南山区的优势，在工余假日翻山越岭觅“废品”，把被人丢弃的树根带回来，细心雕琢出一件件优美的工艺品。从1960年代末开始，永红机械厂的“根雕迷”们开始与根雕艺术结缘，因为工厂在安徽九华山山区，业余生活十分枯燥乏味，遇上周日，大伙只能以爬山来打发时光。不知从何时起，有人就对山上各种形态的树根发生了兴趣，后来又成立了根雕艺术研究小组，以至于在从安徽搬迁回沪时，每人都带回了几个木箱的树根做原料，在1989年的文化与旅游艺术展览上，由该厂职工创作的“百折不回”根雕作品标价3000元，成为根雕的精品。

小三线：生活在皖南的上海人（下）

崔海霞 徐有威

■关于上海小三线的征婚启事报道

　　◆崔海霞  徐有威

　　介绍来的“爱情”

　　“一天凌晨，（二儿子）种根回来了！他满面春风，身后跟着位姑娘。我又惊又喜，急急忙忙要去开门，却被老伴抢了先。'妈妈，爸爸’，姑娘羞怯地轻轻叫了我和老伴。我心中像喝了蜜般的甜！这在我已经是第二次了。去年初冬，也是这么一个凌晨，大儿子金根带儿媳妇回家时，我兴奋得脸在笑，身在抖，人家还以为我犯病了呢。”这是一位小三线退休工人看到自己的小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时难以掩饰激动心情的表达。

　　在小三线建设及投产过程中，职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日益暴露，青年男职工找不到对象的问题日益严重，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开始凸显，一些年龄在25—30岁之间的单身男职工由于无法解决个人问题而经常无事生非，到附近村镇买条蛇，将蛇皮缠在手臂上，到女职工宿舍取闹；几个男职工为某一个女职工而打架斗殴，以此来发泄自己内心的苦闷等等事件时有发生。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上海市政府、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等上级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和团委工作人员纷纷开动脑筋，为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而奔波忙碌。正当一筹莫展之时，《青年报》上刊登的一则启事引起了八五钢厂这一未婚男职工最多的工厂团委的注意。启事刊登的是海运局为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海员征婚的消息，大家茅塞顿开——通过报纸征婚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

　　1980年，时任八五钢厂团委书记与上海的《青年报》取得了联系，八五钢厂以支付120元广告费的形式购买《青年报》版面，登载本厂征婚启事，宣传企业的优厚待遇和生活条件，吸引女青年的关注。凡是上海市区、郊区或其他省市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的女青年（须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如果与八五钢厂男青年恋爱成功，结婚后还可以调到厂里工作。这一招果然收到了奇效，在征婚启事见报的十天时间里，厂团委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来信470封。厂党委见此形势，为了提高男女配对的成功率，还专门举办了“六个第一次”的专题讲座，教男青年第一次通信、上门、外出约会时应注意的问题。如第一封信字迹要端正，字句要通顺；第一次约会要准时赴约，不能失信用；第一句话谈吐要温雅，讲话要礼貌；第一次见面衣着要整洁，朴素又大方；第一次登门要量力而行事，不卑也不亢；第一顿饭要谦逊又礼让，尊老又爱幼。看到八五钢厂的征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万里锻压厂、红星木材厂、后方瑞金医院和胜利水泥厂等也纷纷效仿，刊登征婚广告的报纸范围也迅速扩大，《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等上海的报刊上都出现了小三线企业为青年男职工征婚的信息。从1980年到1984年短短四年时间里，南到广东、云南，北至黑龙江、内蒙古，东到上海、浙江，西至青海、新疆的女青年纷至沓来。她们中有翻译、演员、医务人员、技术员、工人、财会人员、大学生、教师、农场职工、公安人员和营业员等，3000多名小三线企业男青年通过征婚在皖南组建了家庭，用八五钢厂领导的话来说，“通过为青年解决个人问题，职工中出现了三多三少：即学技术的多了，热爱集体的多了，争取入团入党的多了；热衷酗酒的少了，赌博闹事的少了，随便缺勤回上海的少了”。

　　“影响了皖南人的生活习惯”

　　“上海人在衣着上比较时尚。当年的化纤衣料质量好的叫的确良，很时髦，特别是一些女工穿着的确良衬衣，我们这里人看到了觉得很高级，所以就很快流行起来了，从衣着的衣料上、衣服的式样上进行模仿。我记得最典型就是上海人当时穿的裤子，很窄的裤脚，窄有5寸或5寸半，很长的拖下去，然后穿上很时髦的鞋子。我们这里原先穿的是大脚裤，但此后也逐步改为小脚裤了。当地人看到上海人穿什么衣服就开始模仿，还有很多年轻人都学会了上海话。很多青年人，招工到上海的工厂之后，他们回家都学着上海人穿衣服，讲上海话，绩溪成了'小上海’。”曾任绩溪县小三线交接办公室副主任的汪福琪讲述道。在他看来，上海小三线职工对当地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皖南当地人不单单是从穿衣打扮上向小三线职工学习，在更深层次的医疗卫生、生活习惯、思想意识等方面也在和小三线职工的交流互动中逐步改变。以看病为例，虽然说小三线建立的四个医院初衷是为小三线职工服务的，但从开出病房开始，当地人就云集而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小三线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都是明显高于当地的医院。曾经在后方瑞金医院政工科任职的吕建昌清晰地记得：“我们这个医院在地方上很吃香，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高。当地的县级医院肯定是比不上我们的，地级市黄山市的医院也不行。所以他们那里的领导都经常到我们医院来看病。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生病了都到我们这里，住在我们病房。就连安徽省的一位副省长也曾在我们医院病房住过。”

　　在小三线职工的影响下，皖南人的眼界和视野也逐步开阔。在小三线职工刚刚到达皖南的时候，汽车、卡车开过去，当地人说这辆小车是不是那辆大车生出来的，农民不知道车子为什么会动，甚至有些人拿着草去喂车子，以为车子是牛。工厂水龙头一开，农民想这水是哪里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现象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小三线企业的小卖部带来的上海商品，当地人不需出远门，就可以买到称心如意的生活用品；工厂的浴室给当地农民创造了讲究清洁卫生的条件；自来水为他们的生活用水及农业生产用水提供了方便；工厂的电也输送到附近的村庄，改变了当地农村人点煤油灯的习惯。

　　小三线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皖南人提供了基本的娱乐方式。每次小三线企业放映电影，当地乡亲们就携老拖小与职工一起看电影。有一次文工团到后方演出，他们为了看戏，从山里带了点心过来看，小三线业余队伍到企业演《红灯记》，他们竟赶了几十里路来看，只要是有小三线企业的地方，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那些通过征地进入小三线企业的当地青年人，更是从头到脚开始向后方职工学习，从穿着打扮、行为方式乃至学说上海话。

　　（此文部分资料取材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摘自《档案春秋》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