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弄堂里足足住了36年，那就是虹口区的浙兴里。浙兴里之大，有房234幢为证。我常想，换做金宇澄先生住在那里三十多年，定会写出另一部石库门风情的《繁花》。我，只能让你嗒一嗒味道——石库门舌尖上的味道。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头上。假三层阁里的丁家爷叔夫妻两人推门进了我屋里厢。爷叔坐定，示意阿姨开口。阿姨嘛，与我最熟，哪天在灶披间不与我见三四次面？她快人快语道，大女儿要出嫁了，到外面饭店去办事体，太贵。想来想去，还是在这幢房子里办了的好。她掰着手指头告诉我：“我从楼上一家家问下来了，晒台上兰兰家摆一桌、前楼亲娘屋里摆两桌、亭子间王家摆一桌，胜月，侬客堂间里能让我摆两桌还是三桌呢？”你看，石库门同一屋檐下的人说话都是直来直去，不先问行不行，而是叫你表态能摆几桌。那时的我丝毫不觉得怪异。我不假思索：两桌。爷叔夫妻俩对看了一下，还是阿姨开的口：“摆三桌吧，再加上我屋里摆一桌，凑满八桌，双数比较吉利，侬看好口伐？”我自然应许，附加条件是：中风的姆妈的小床不能动，其余能动的请代为摆放到天井里。爷叔拍胸：一句闲话！
婚宴的前两天，这幢房子里就开始飘香了，后门就关不拢了，邻居们进进出出，赛过自家办喜事。
喜日子到了！姆妈睡在角落里的小床上，屋里的床，大家什，统统堆到天井去了。屋里厢大得口来，小女儿说可以跳橡皮筋喽！轰走看热闹的小囡，抬进三张圆台面，顿时又挤挤挨挨了。我上楼转了一圈，家家都掀了床，家家都放了借来的圆台面和各式矮凳，家家都喜气洋洋。
最碍事的是各家的小萝卜头，楼上楼下地飞窜，最得力的是半大孩子，成了端盘送菜的跑堂。最热心的是邻里的阿婆阿姨，择菜洗碗打下手。
“香酥鸭来了！”
“八宝饭来了！”
“四喜烤麸来了！”
这些喊声，从楼下的灶披间和楼上转弯角上的两只煤气炉前一高一低地此起彼落。“来了”，就是“好了”，就是“来端啊”。
我的小女儿，听到她最爱而平时很少吃得到的“八宝饭”来了，急忙从楼上往下跑，脚底一滑，滚下楼，摔破了膝盖，哭了。邻居把她抱来我的身边，众人哄着：“别哭别哭，八宝饭给你留着呢！”
那后门临时拉起的白炽灯光一片通明，小巴辣子讨喜糖的雀跃身影，怕是今天会所、别墅里的喜宴也比不过哦。
浙兴里的格局，原先是一幢一户，慢慢地独幢独户变成了一幢多户，各色人等杂居一幢，却也和睦。八十年代初物质还很匮乏，亭子间的苏北邻居回了一次乡，为每户掮来了心仪的农产品，羊腿、乌头鸭、风鸡，在我家天井里摊得一天世界，逐一过秤喊价，很有点当今“团购”的味道。婚宴不会常常办，“团购”也偶尔为之。更多的是淡淡的日脚在石库门里流淌。
石库门人家习惯走后门，一脚踏进门就是灶披间，张口吸入的就是各家溢出的饭菜香。假日了，有改善生活的，炖了只鸡。楼上的还没下到底，就问，阿是东东家吃鸡啊? 我爱煮红枣，往往在枣香弥漫中，常被楼上人家的喊声惊跳起来：枣子烧焦了，桑老师！不止一次挽救了我的小铝锅！
这舌尖上的温暖，收拢来聚在心中，储存着，发酵着，虽然我已离开石库门20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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