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一篇唱和友人章质夫的咏杨花词《水龙吟》，是东坡乐府中豪放词之外难得一见的咏物言情的佳作。到了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甚至以此篇为咏物词之最：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75按：此处注释数字是该段文字在滕咸惠校注本《人间词话新注》中的分章序号，下同）
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27）
王国维这里比较的“原唱”和“和韵”，是指章质夫原作《水龙吟·杨花》词，而苏东坡用章质夫原韵继作了一首《水龙吟》。和韵之作受原作韵脚字的限制，在遣词创作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容易超过原作。因而王国维以“和韵而似原唱”来称赞东坡杨花词。不过不同的作家在和韵诗词的创作技巧的运用上也是有差异的，苏东坡原本就是个中高手，除词以外还有《和陶诗》传世。而王国维可能在这方面还恰恰有些不上手，其在《人间词话》中还特意提到：
这样看来，王国维对苏东坡这首词的极度推崇中恐怕还有一点次韵的技法加成在其中吧。我们不妨先将东坡原词先录于此：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再来看看另一位词学大家顾随的观点：
静安先辈之论词，吾所服膺，其论咏物之作，首推是篇。又曰：“和韵而似元唱。”苦水则不以其似元唱而喜此词。……前片至开端至“呼起”，滥俗类如元明末流作家之恶劣散曲。“抛家傍路”，“寻郎去处”，其尤显而易见者也。过片“不恨”两句，可。然曰“恨西园、落红难缀”，则无与于杨花也。（《苏辛词说》）
顾随在词学上以辛弃疾为尊，其对这首苏词的贬抑，则可以看做是关于该词反面评价意见的一个代表。顾随在曲学上的造诣也极深，因而“滥俗类如元明末流作家之恶劣散曲”之考语也并非随意而发。不过，宋人尚无法读到元明之恶劣散曲，因而这首苏词适可以看做是一种先锋创作。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90条）中还特别谈到宋人的一种“致语”的创作形式，介绍宋子京、欧阳永叔、苏子瞻等集中皆有之，并探讨了其与元人杂剧的渊源。如此看来，苏东坡除了“以诗入词”外还是“以曲入词”的先锋创作者。不过苏轼这首《水龙吟》在上片咏杨花后，下片转而咏“西园落红”，末句虽以杨花呼应上片，但确实稍显生硬。顾随谓“几见离人之泪如斯其没斤两也”，也不无道理。且东坡末句，已不按原律（章质夫原作末句“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即使改“杨花”为“落红”或“落红”的代语，词意仍一气呵成。
“西园落红”句隐喻人亡邦瘁，惄然忧国之思。
结句怨悱之怀，力透纸背，既伤离索，兼有迁谪之感。
俞氏这里显然认为“西园”是用了古典，暗指三国时曹氏兄弟诗中之“西园”，并非仅是作者居所之西园。并认为词意承韦庄之“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的诗意而来。后面所谓结句的“怨悱之怀”“迁谪之感”，可谓俞氏评此词的点睛之笔。这里就需要还原一下苏轼这首《水龙吟》的创作本事了。
杨明洁《兴寄题外
某启。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谨置之座右也。《柳花》词妙绝。使来者何以措辞。本不敢继作，又思公正柳花飞时出巡按，坐想四子，闭门愁断，故写其意，次韵一道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按：杨树、柳树在植物学上有别，杨絮、柳絮亦有别，但古人并不细分，杨花、柳花兼而用之，以泛称杨絮、柳絮）
该文认为“坐想四子”的主语就是苏轼而非“公”（章质夫），并考证出这“四子”就是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而直接遭贬的4人：王晋卿、王巩、苏辙、鲜于侁。
古典诗词中以男女之情隐喻君臣关系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手法，兹不赘举例证。苏轼寄给朋友的这首杨花词中写到代表春色的杨花、落红，分付尘土和流水，无疑寄寓了对遭迁谪“四子”的深厚情感。
其实俞陛云作《浅说》也未必对苏词的本事做过深入的考证，既然他能从词境中读出的“怨悱之怀”“迁谪之感”，显然在乌台诗案后的那个特殊时代也可能被苏轼当时的政敌读出而深文周纳。因此，这就是苏轼不愿章质夫将自己和词示人的深层次原因吧。
（文/熊无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