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三”的悲壮人生
作者：冷寿中 选送：洪镇青
编者按：
当年1966年毕业的高中生，此文称为“老高三”。现在这拨人都已经是七十六、七岁的老人了。他（她）们人数很少，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最曲折、但阅历最丰富的一拨人，也将是绝无仅有的一拨人。推荐大家阅读此文，是“老高三”的请珍藏此文，因为这是这拨人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有一大群人被称为“老三届”，总数约1000万。所谓“老三届”，指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高、初中六个年级（少量教改试点学校为五个年级）学生的统称。他们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强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这三届学生人数不是均等的，66届人数最少，68届最多，66、67两届之和只有402万，而68届自己就高达598万。
何谓“老高三”？可不是只要若干年前读过高三的人就叫“老高三”。不管你后来是本科、硕士、博士，也不管你是教授、达官政要，或者是下岗、退休、农村一老翁，只有1966年在读的高三学生，才会被称为“老高三”。
“老高三”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当时正要“跳龙门”，却又被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许多称谓，就是这样不能仅从字面理解，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或者叫规定性。
“老高三”大多于1946年、1947年旧历狗年、猪年出生，少数1948年旧历鼠年出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小天天看到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认认真真地学雷锋，做好事。他们崇尚的是保尔柯察金式的英雄。他们喜欢朗诵高尔基的诗文《海燕》。他们引吭高唱的是前苏联《共青团员之歌》。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为了祖国而改造思想，锻炼身体，自觉地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标准对照自己。他们会习惯性地随手关掉水龙头和电开关，以节约水电。
在那物资极为缺乏、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的动荡年代，能够挺入高三阶段学习者，应属凤毛麟角，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绝不会逊色于当今的硕士生。
这批人受到了十二年系统、完备的教育，坚信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又不轻视语文政治和史地生学习，体育课不仅仅是跑跳投，篮排足，还有吊环鞍马，双杠高低杠，垫上运动；课余他们参加合唱团、舞蹈队、航模、报务、射击。更有集体参加的国庆游行和大型团体操演练……
他们作为高中毕业生，可以说基础扎实知识丰富；他们能够侃侃谈历史，激昂议时政；有的粗通天文，有的广晓地理；如果和今日之大学生、研究生对侃，除了专业之外，恐怕不会落北。
时值1966年春夏之交，这茬人进入了高三毕业倒计时：已经填写了高考志愿表；已经结束了各门课程准备高考；已经在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是，时局突变，命运逆转，平静校园狂涛骤起，浊浪排空。历经两年半的动荡之后，历史强行扭转了这批老高三的前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带着满身的伤痕，无可奈何地离开了熟悉的校园，成了最可悲的牺牲品。
就是这批人，被称为“老高三”。现在他们中的最年轻者也年愈七旬，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数没有丰厚的收入，没有宽敞的大房子，没有拉关系的资本，也没有腐败的机会；但是他们有的是良好的素质和教养，清醒的眼光，达观的心理，以及永远不败的热情！尽管霜染黑发，尽管身体渐衰，尽管步履开始蹒跚，尽管沟纹悄然脸上，但是，历史赋予他们一个永远年轻的称号——老高三。
在历经数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伤痕，都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与这一年发生的事情有关。想起1966年，“心病” 就会隐隐作痛，如同因刀斧砍击而留下的疮疤在阴雨天会有反应一样，而且怕是终生难以痊愈了。
“老高三”产生至今已50余年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当然，极少数“老高三”出于种种原因或个人运气，在这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磨炼，在道德和情感上有诸多伤害，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和此类“老高三”接触，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高三”现象，浸洇着浓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绵延50年之久的“老高三”社会文化现象呢？
在人的一生中，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个“关口”、一个“拐点”，是影响一生的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老高三”们正是在这个重要时刻，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严酷的政治斗争需要一批人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不幸被选中，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正常的教育秩序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对他们自己的一生意味着什么。充斥他们头脑的是“革命小将”、“接班人”之类虚幻的“高帽”。在他们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的崇高目标，让包括“老高三”在内的“老三届”放弃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绝好机会”。伟大领袖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他老人家的雄才大略及所创立的丰功伟业，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与之媲美？！
“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氛围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之高，是大学望尘莫及的。随后，他们又杀向社会，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搅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们被打斗、驱赶，颜面无存，家破人亡。实践证明，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自己心中的“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待到“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券在握，不再需要“革命小将”们上火线、打头阵时，高校却不招生，已经千疮百孔的企事业单位也难以吸纳他们，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精神却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由动力变成了负面力量。
山花依然烂漫，“老高三”，乃至整个“老三届”却笑不出来了。原本读大学如同囊中取物的骄子们，能在城里谋个岗位就很不错了，摆在多数人面前的只能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再教育”，在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里“炼红心”，为各自的生存而奋斗。
笔者就是一个“老高三”，原本有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班集体，待到离校时，却枝叶凋零，花蕾尽落，前途渺茫、心情沮丧，连一张毕业照都没有留下，足见当时之窘况。我常常为此遗憾，后来我发现，没有留下毕业照的“老高三”绝非特例，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细想起来，也很正常，我们这届老高三原本十几天后就要步入高考考场了，却遇上了大学“推迟”招生，一推就是11年！“老高三”群体的这种际遇，在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近现代中国既有过列强入侵，也有形形色色的国内战乱，与当时任何一届高中学毕业生相比，“老高三”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请问，你见过哪个国家、哪届政府，能使整整一届毕业生长达11年失去升学机会？我们的“老高三”却遇上了。
我们下乡后知青组唯一的合影（摄于1969年2月）。我们13位同学来自山东烟台市二中等几个中学，于1969年1月下乡到山东文登县小观公社徐埠头大队。
前排左起：宋春荣、姜淑娜、王明明、李彬；中排左起：王作琳、李建军、冷寿中（本文作者）、马永平、范梅生；后排左起：张莲华、宫学静、周洪珍、徐莉。
11年之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的力主和敦促下，“高考”得以恢复。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由十八、九岁的“花季”，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艰难、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难于上青天”了。“老高三”确实有人通过1977、1978年的高考，圆了大学梦，但在这个群体中十分有限。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的“学弟”、“学妹”们纷纷走进了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相比之下，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就幸运得多了。不仅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顺利考上了大学，就是落榜生也大多有一个较好的去处，与1964年的高中毕业生相比，下乡、支边人数都大幅度减少。恰恰是这批1965年进入高校的学哥，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其所学专业知识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批人同“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其他年级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改革开放以后不久，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多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也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甩到了后面；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都要摊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实际上，“老高三”这拨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作出自己的巨大贡献。“老高三” 中的少数佼佼者，才干适逢机遇，进入了精英层，在科技界，教育界，在商贸圈中，在文艺圈中，各自创业前行，执着敬业，独树一帜。“老高三”中的许多人经历了上山下乡，使得他们生活的积累成为个人宝藏。在贫困和劳顿中他们懂得了生活；边疆、农村造就他们意志的坚强；上上下下的历练，使得他们平易宽容。可以骄傲地说，虽然生活愧对了他们，但是他们的爱国之心永恆，生活激情永在，助人热肠永存，未来希望永驻。
当年闭塞的乡村因为他们的入驻而打开了通往外界的大门，乡野文化与精神得到了提升；劫后的城市因为他们的回归而构筑一层坚实的地基，这批城市儿女加倍珍惜返城后所得到的机会，将一腔热血尽洒在家乡的土地上。不是吗？在集体户，在兵团连队，只要有“老高三”成员在其中，就多了一份稳定，让学弟、学妹们多了一份依靠。回城后，无论是工厂学校，无论是机关处所，无论是商店街道，哪里有这批人，哪里就多了一份热忱，多了一份放心，多了一份责任。
当年一起下乡，47年后重聚。摄于2016年10月，
作者在前排左二。
他们从苦难中来，最易知足，他们从最低层提升，最懂珍惜。他们忘我，锲而不舍，他们拼命弥补当年耽误的青春年华。他们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努力追回失去的宝贵光阴。“老高三”啊“老高三”，从中随机找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曲折的故事！
好在他们的晚年遇上好时候，能以他们的良好心态和素质，以他们的乐观和亲和，在灿烂的夕阳里，构筑各自的幸福生活。给他们补上一份道歉吧，因为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因为他们分担得太多；给他们一份关爱吧，因为他们史无前例，因为他们承上启下；给他们一份祝福吧，因为他们劳苦功高，因为他们构筑和谐。
冷寿中，山东烟台知青。1966届高中毕业，1969年1月下乡。3年后到胜利油田工作。1979年进入中国石油大学从事学校后勤和研究。有近100篇论文发表在20余家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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