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文刊登于《名作欣赏（上旬刊）》2017年第4期
1956年7月底的一个中午，中国画家张大千偕年轻貌美的四太太徐雯波，在翻译陪同下来到法国南部戛纳“加里富尼”别墅，拜访艺术大师毕加索。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错位发生，给后人留下迷惑和悬案。张大千拜访毕加索，便是其中之一。
一说起张大千，人们脑海中浮出的，是一个道袍修长、美髯飘胸的风流道士，与矮小精悍、目光如鹰、喜好斗牛的西班牙人毕加索很难扯到一起。这两位，一个是中国画界顶尖级的临摹高手，一个是西方画坛首屈一指的创新狂，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会见，目前唯一可资证明的史料，是张大千晚年以“摆龙门阵”方式自述而成的《张大千的世界》（台湾《征信新闻报》出版），而在毕加索那一方，迄今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张大千摆这场龙门阵时，已是古稀之年，距离那次会见已有十二年。事实证明，老人的回忆往往不可靠，其误差不仅来自记忆，更来自心理，乃至人格精神。张大千的自述告诉我们：会见毕加索之前，他与这位举世闻名的绘画同行素昧平生，会见之后，也没有增加兴趣和探究的欲望。张大千的知识背景、艺术趣味无不显示：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者，对西方绘画尤其西方现代绘画殊无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甚了了”（李永翘：《张大千年谱》，以下张大千的话语均出自此书）。
张大千（中）夫妇拜访毕加索（左），戴上面具合影
据张大千自己叙述，他会见毕加索，起因是《大公报》上的一篇名为《代表毕加索致东方某画家》的文章，该文章以毕加索的口气，骂他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而他的习惯是“凡对我捧场奖饰的文章我可以不看，凡对我批评、挖苦、骂我的文章我倒要仔细看，看人家骂得对不对”，看了这篇文章，他不仅不生气，反而产生了“见见毕加索”的念头。然而，笔者仔细检索了当时的《大公报》，并没有发现此文。
在笔者看来，促使张大千拜访毕加索的，另有他因：张大千本是一个喜欢热闹、名利心旺盛的人，并且深谙通达之道，一生结交达官贵人无数；更何况，此时他已积累了相当的艺术资本，尤其是那次史无前例的敦煌探险，使他名声大噪，在某些西方艺术评论家的眼中，俨然就是东方画坛的代表。1956年夏，张大千应邀在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在法国卢浮宫艺术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特别是后一个展览，为吸引观众的眼球，主办方特意将张大千的展览放在卢浮宫东画廊，同时在西画廊举办“野兽派”艺术大师马蒂斯的遗作展。此举的客观效果，是将张大千与马蒂斯置于东西方绘画双星并列的位置，使他更加踌躇满志、自信堂堂优游于巴黎世界艺术之都。不像徐悲鸿将西方现代绘画视若洪水猛兽，不遗余力抨击，张大千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大中华心态对待之，一切复杂的文化问题由此消弥于无形。张大千有一段自己的画论：“在我想象中，作画根本无中西之分，初学时如此，到最后达到最高境界也是如此。虽可能有点不同的地方，是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工具的不同，在画面上才起了分别。”此论貌似公允，实际暗含玄机。在卢浮宫西画廊参观马蒂斯的作品时，张大千就认定：“马蒂斯是学敦煌的，尤其是人物素描的线条。”这套“西学中源”的逻辑，是张大千的画论核心。
令张大千最为得意的是，他是在没有任何人引荐、周围朋友认定不可能的情况下，自报家门会见毕加索的。作为世界级艺术大师，当时的毕加索声誉之隆，脾气之怪，架子之大，确是事实。难怪当张大千表示要“会会毕加索”时，周围的朋友都面露难色，不仅赵无极——那位已在法国画坛小有名气的中国画家不赞同，怕他丢了面子，就连替他筹办展览的卢浮宫艺术博物馆馆长萨尔也不敢受这个托，怕吃力不讨好。对此，张大千颇不以为然，自信堂堂地说：“艺术家只要互相尊重，有什么不能见面的？毕加索架子大，我张大千去拜访他，他就有面子了，万一他谢绝我的约会，他总要说个理由。”于是，张大千找了一个姓赵的中国翻译，电话直接打到毕加索府上。事情顺利得出人意料，毕加索约他第二天上午就见面，地点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的陶器开幕式会场上。然而好事多磨，第二天上午，陶器开幕式会场上人头济济，在众人的簇拥包围之下，张大千根本没机会接近毕加索，二人差点失之交臂。幸亏赵翻译身高马大，冲上去拉住毕加索责问，毕加索做了解释，约他明天中午到自己的别墅会面。
其实，毕加索如此爽快地与张大千见面不是没有原因的。作为后人，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一切与齐白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一个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过毕加索，代表团中的画家张仃，将一套荣宝斋的本版水印《齐白石画册》送给了毕加索，毕加索对之产生极大的兴趣，之后一直都在临摹这套画册。因此，正如张大千叙述的那样：落座甫定，毕加索就捧出五大本学习中国画的习作，全是学齐白石的，请他指正，他没想到，这位名扬世界的西画大师竟是中国画的爱好者，于是就向他讲了中国画“墨分五色”的用笔技巧，毛笔的工具性能，不求形似重写意，听得毕加索频频点头。接下来，轮到毕加索说话了，这位西班牙老头很不客气地问张大千：“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见张大千惊讶的样子，他解释道：“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只好说你太客气了，毕加索进一步强调：“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种人有艺术，除此而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
仔细琢磨这番话，颇有令人生疑之处：毕加索尽可以赞美中国的艺术、日本的艺术、黑人的艺术，不见得非要妄自菲薄，宣布“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何况，毕加索自己就是白种人。这不禁使人疑问：毕加索的原话果真是这么说的吗？时过境迁，一切已无从证实，我们只能做这样的推理：作为一个个性强烈、对西方现代文明充满批判精神的艺术家，毕加索发出偏激之论并不奇怪，但说“白种人根本无艺术”这种话则不大可能，问题也许出在赵翻译，站在中国的文化立场，不经意间将毕加索的话做了曲译；而更大的可能是，张大千自己引申和发挥，于是，毕加索对西方艺术的批判性话语，就变成了“白种人根本无艺术”，因为它非常符合张大千“万物皆备于我”的文化心态与“西学中源”的逻辑。
在张大千的叙述中，有一个花絮也值得一提：毕加索陪同张大千夫妇参观自己的古堡庄园时，一位画商在一旁恭候，带着几幅要求鉴别真伪的毕加索作品，毕加索随手递给张大千，请他代为鉴定，张大千经过一番辨认，立即分出真伪，令毕加索大为高兴，在一旁的画商更是惊得目瞪口呆。这个讲述同样值得质疑，张大千虽是中国古画鉴定高手，但对毕加索的创作素无研究，对他的立体主义和魔术般的变形更是不得要领，这从毕加索赠《西班牙牧神像》给张大千夫妇一事就可看出。此画变形剧烈，方形人头，大嘴嘻开，眼睛一大一小，鼻子歪在一边，满头蝌蚪似的须发。张大千这样讲述赠画的过程：“我们看毕加索的画册这段时间里……翻到这幅画时，我当时无以名之，只觉得是鬼脸壳子，足见画得很怪，我太太忍不住要问：‘这张画是啥子哟？’毕加索说：‘画的是西班牙牧神。’否则我也不知道是西班牙牧神。外国人总是比较尊重女士们，他见我太太发问，总以为她对这幅画感兴趣，毕加索反问了一句：‘画得好不好？’我太太当然只有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结果嘛，他认为我们最欣赏这幅画，就把这幅画送给我们了。我太太还懊悔呢，她说早知道这样，我该挑一看来顺眼的再表示兴趣……”这证明，张大千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艺术手法完全不得要领，既然不懂，何以鉴定真伪？
从张大千的“龙门阵”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张大千的四太太徐雯波在这次会见中起了重要的润滑作用。不妨设想：当一位道袍修长、美髯飘胸的东方奇人偕一位年轻貌美的东方佳人出现在毕加索眼前，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刺激！西方本来有“女士优先”的风气，何况毕加索是一个浪漫成性的男人。或许这个原因，平时不轻易赠人画作的毕加索此时一反常态。留客人共进午餐后，毕加索还亲自带领他们参观他的古堡庄园，那天张太太带着照相机，一向不喜欢别人给自己拍照的毕加索，这次应徐雯波的请求，爽快地答应了。毕加索还带他们到花园，与他们合影，他让张大千戴上一个马戏团小丑用的大鼻子，让张夫人斜戴一顶船形小帽，自己则拿一张报纸剪三个孔后蒙在脸上做面具，在众人的大笑声中，三人合拍了一张“化装照”。其时，花园中有一位等待毕加索接见的意大利画家，见此情景，凑上来想与毕加索合影，却遭拒绝，这位画家转而请求张夫人，这才如愿以偿，看在这位东方佳人的面上，毕加索同意与该画家合影，当然是由佳人亲自拍摄。
在艺术史家的期待中，张大千一定会以这次拜访为契机，与毕加索建立长久的友谊，以此作为通向西方现代艺术的桥梁。遗憾的是，张大千并没有这样做。拜访过毕加索之后，张大千回到巴黎，作一幅《双竹图》作为回礼寄给毕加索，在画上张大千这样题款：“毕加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张大千爰。”张大千这样解释送这幅画的原因：“因为我们在阅画谈画的时候，毕加索特别提出来问我，中国画的竹子怎么画？我想他对我国画竹的笔法一定很有兴趣，所以我画了一幅竹子送他。”而“外国人学我们中国画不易学的，就是在下笔后墨分五色，互见层次的功夫。我绘赠毕加索的《双竹图》，右方一株竹，浓墨凸现，竹叶都是向上伸张的姿态，左方一竿竹，则是淡墨衬影，竹叶都是向下垂布的姿态，双竹之间不仅显出了距离，也更见了浓淡的层次。”与这幅画一起，张大千还送给毕加索一套中国汉代画像石拓片和几支精制的毛笔。张大千与毕加索的交往就此画上句号。此后毕加索的艺术动向与生活情况，均不在张大千的关注中，以至于十二年后张大千向记者“摆龙门阵”时，并不知道毕加索当年的情人杰克琳已成为毕加索夫人（杰克琳是毕加索的最后一位夫人，与毕加索同居数年后于1961年正式结婚）。可见他对毕加索的了解，始终停留在那次拜访所获得的印象上。
尽管如此，张大千从不怀疑毕加索的艺术才能与艺术功力。六年以后，张大千重游巴黎，在义妹费曼尔经营的“大观园”餐馆里，见到了毕加索画的中国画《草上刀螂》。据说是毕加索光顾这家餐馆时因主人的热情款待及其与张大千的“义妹”关系而赠送的。张大千这样叙述：“这次我看到这幅画，我不敢说，比起六年前在毕加索家里看到他学的中国画进步，我却感觉到已经更加有中国画的神韵。我一向说我不懂西画，但我认为画无论中西，都是点、线构成的，不要说毕加索乱画，我们学画的人，由他几笔线条，就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尽管有人批评毕加索标新立异，但艺术贵创造，他要有了深厚的造诣与功力之后，才能创新！”这是比较中肯的评判。
张大千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数得上的大玩家，一方印章“游戏人生”，一副对联“百年诗酒风流客，一个乾坤浪荡人”，概括了他的一生。张大千一辈子游戏人生，游戏艺术，游戏爱情，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甚至连他的爱国，都含游戏的成分。20世纪50年代初，张大千将三幅中国古代名画（其中有顾闳中的《韩煕载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低价卖给大陆，以此表明自己爱国。而据可靠的证据，张大千是在美国卖画到处碰壁之后，才将这几幅画卖给大陆的，那时朝鲜战争刚结束，中美关系紧张，美国政府禁止美国博物馆收藏中国的文物，而日本由于各种原因，都不可能出高价收藏中国古代名画。张大千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委托香港中间人将画卖给大陆。令人齿寒的是，其中的《潇湘图》竟是假画，张大千临死前两个月在给友人谢稚柳的信中承认这是赝品，明知其假还卖，他的爱国实在爱得可以。后来美国限制中国的政策解禁，张大千收藏的中国名画源源不断地卖给美国各大博物馆。自那以后，再也没见他将收藏品低价卖给过大陆（参阅陈传席的《张大千卖画报国内幕》，《陈传席文集》4卷）。
平心而论，像张大千这样聪明绝顶的玩世者、社交家，是不可能将全部生命交付给艺术寂寞之道的，当然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大师。当年傅雷凭犀利而纯正的眼光，一眼识破张大千的庐山真面目，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大千是另一路投机分子，一生最大本领是造假石涛，那却是顶级的第一流高手。他自己创作充其量只能窃取道济的一鳞半爪，或者从陈白阳、徐青藤、八大（尤其八大）那儿搬一些花卉迷人唬人。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与他同辈的溥心畬，山水画虽然单薄，松散，荒率，花鸟的taste（趣味）却高出大千多多！一般修养亦非大千可比……”（《傅雷书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32页）。可谓一针见血。联系以上这一切，再来解读张大千关于会见毕加索的“龙门阵”，便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对于张大千来说，毕加索终不过是他人生游戏的一个筹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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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兆忠，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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