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作品能否流传后世，关键是它的艺术水平如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有时人以文重，有时又文以人重；有时事因文传，有时又文因事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算得上千古名文，它本身的艺术水平当然不低，但它之所以传诵不衰，显然与王羲之是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兰亭集序》由他本人书写并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围绕它还发生了一系列曲折奇特的故事等分不开。作为文学散文的《兰亭集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显然不及作为书法艺术的《兰亭集序》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重要。历代人在观摩《兰亭集序》书迹时，自然也熟悉了这篇文章。因而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因人重、文因书传。当然此文文辞优美，使作为书法的《兰亭集序》书文俱佳，反过来对后者久享重名也起了一定作用。
兰亭，在今浙江省绍兴市西南兰渚山麓之兰溪江畔。晋穆帝（司马聃）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其友孙绰、孙统、谢安、支遁等共四十二位名士在兰亭为修禊举行集会。修禊是远古流传下来的一种习俗，人们于阴历三月上旬的巳日（魏以后始固定在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在这次聚会上，人们采取一种“曲水流觞”的方式饮酒，即引水流环绕成弯益的渠道，与会者分散处于渠边各个位置，将酒杯放在流水的上游，任其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即取杯而饮。与会者一边饮酒，一边赋诗。王羲之时任会稽内史，是当地最高行政长官，因会稽郡名义上是当时会稽王的封地，王羲之名义上是作为会稽王府的属官来管理此地，所以官名称“内史”而不称“太守”，实际上两者职责基本相同。王羲之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很可能是用公款请客。后来有人说他召集此次聚会有搞统战的意图，是代表东晋王朝与东南地区的士大夫搞好关系，这可聊备一说。
众人所写的“兰亭诗”现存四十一首，见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三。这些作品有的是四言诗，有的是五言诗，分别出自二十六人之手。其他与会者或没有作诗，或所作已经失传了。王羲之本人所作现存两首，在众人之诗中属于上乘之作，不排除他事先作了一定准备，即所谓“宿构”。《兰亭集序》即是王羲之为这次聚会所写的序言，同属于即席之作，也不排除他在筹办聚会过程中已有所酝酿，见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卷八《王羲之传》，题一作“三月三日兰亭诗序”。
《兰亭集序》全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兰亭集会的时间、地点，描绘了周围的景色、当日的气候和聚会的活动内容，其中对兰亭一带景色的描绘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东晋以前，南北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北方著名文人多，但北方山水景色相对单调；南方山水奇异秀丽，但缺乏有才华的文学艺术家予以描画。东西晋之交，大批北方士族迁徙南方，清丽的南方山水景色在他们眼前展现出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一带尤其成为士大夫们向往的山水胜地。《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载：“顾长康（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顾恺之不愧为著名画家，善于捕捉山水景物的特点，他的这几句话就成为对会稽山水的经典性评价。王羲之更是寝馈于家乡山水之中。《晋书·王羲之传》：“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任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日：我卒当以乐死。”交代上述背景，是为了说明：第一，王羲之喜爱山水并善于描绘山水，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中正盛行一种欣赏山水的风尚，人们观赏和描绘山水景色的水平因此得到很大提高。王羲之自然受到这一风尚的影响，同时又是它的重要推波助澜者。第二，王羲之对兰亭一带景致的出色描绘，也是以他对家乡山水长期的观察感受为基础的。这样的景色可以说已经融入他的灵魂，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因此他随意点染，寥寥几笔，即能准确传神。
当然，包括王羲之在内的东晋士大夫之所以醉心山水，并不仅仅是为山水的自然景色所吸引，而且蕴涵着对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思索追寻。大约从西汉中叶至东汉中叶，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儒家的思想也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人生观、价值观。按照儒家学说，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体认和践履“仁义”的道德原则，遵循“三纲五常”，承担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使命。如果面临舍弃“仁义”与牺牲个体生命之间的选择，那么应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简言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人生本身，而在于一种道德原则和社会理想。只要体认、践履和实现了这种原则和理想，人生就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大约从东汉中叶开始，政治日趋腐败，世风日下，接着汉末大乱，三国争战。在经历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和安宁之后，又是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晋室东渡，南北分裂。儒家所倡导的社会理想成为泡影，暴露出其空洞虚幻的本质；儒家的人生理想也失去依托，遭到怀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究竟是什么，这种思索和追寻的重心也从普遍的道德原则和社会理想转移到人生本身，于是一种主体生命意识憬然觉醒并迅速滋长蔓延开来。人们意识到空洞虚幻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是靠不住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应主要在人生本身。这种意识又分化出了两种似相反而实相成的主要取向，一种是珍惜生命本身，追求顺志适意，以至放纵不羁，甚或服食药物，乞求长生和成仙；一种是深感自身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觉得成败、贵贱、生死都微不足道，于是力图超越有限人生，达到对宇宙本原（如所谓“有”或“无”）的体认。如果说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先秦两汉时代人们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认识，标志着中华民族已完全走出蒙昧时代，实现了对人类总体属性的理性自觉，那么汉末魏晋时期人们的这种主体生命意识就标志着中华民族对人的反思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已从类的总体属性深入到个体生命的层次，从类的自觉发展到了个性的自觉。
一旦确定以人生本身作为关注的焦点，人本身空间位置的大小、生命的长短等原来并不显得重要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人们开始认真关注人生本身时，才深刻意识到人生原来是如此的渺小，又是如此的短暂。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自然时间的永恒和空间的无限。人们在关注人生本身时，自然而然注意到与之相关的时间和空间问题，因此伴随汉末魏晋时期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人们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合称宇宙意识）也觉醒了。于是在汉末魏晋人关于生命的思考中，就反复出现这样的感喟：“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以上均出自《古诗十九首》）；“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陶渊明：《饮酒二十首》）。
伴随着主体生命意识、空间意识、时间意识的觉醒，人们的山水意识也觉醒了。这首先是因为，山水是人类生存必须依赖的环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与山水之间本有一种天然联系。当人们关注人生本身时，自然也开始关注山水，仿佛能从渊渟岳峙中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律动。其次，与人生的渺小和短暂相比，山水是巨大的、永恒的，因此山水是最容易使人们感受到人生的渺小和短暂的对象物，反过来也就成为人们藉以感悟和表达主体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的最佳载体。汉末以降，特别是魏晋以后，人们观赏山水的风气日盛，描写山水的山水诗、山水散文、山水画逐步兴盛起来，深层的原因还在这里。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反映的正是当时士大夫由观赏山水进而感悟主体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的思维理路。在寥寥几笔勾勒兰亭一带的山水景色之后，作者举目远望，视野扩展到整个天地之间，但见“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接着又上升到对“宇宙之大，品类之盛”的观照和思考。然后在这一深广背景下俯瞰人生。作者首先感受到的是，人生虽然渺小，但通过不同的方式，有时候还可以实现自己的心愿，“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过这种情形不可能经常遇到，一旦事过情迁，这种快乐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追忆的“感慨”了；更让人“兴怀”伤感的是，连作为勾起人们对往日欢乐之回忆的唯一线索的种种场景，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似乎要将人们愉快的记忆抹去，又似乎有意让人们在今昔对比之中唏嘘不已；然而最残酷的事实，还在于人生短暂，每个人都“终期于尽”，与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告别，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受到莫大的“悲”、“痛”了。由“快然”到“感慨”，再到“兴怀”，层层递进，最后触及人类最深的隐痛，最大的悲哀。在意识到这一切都不可改变，而且古往今来人们已无数次体验过同样的悲痛之后，作者首先对所谓“一死生，齐彭殇”的说法给予了否定，同时对当前的美景和快乐表现出加倍的留恋。他要将此景此情记录下来，让这一刻化为永恒。如前所述，“一死生，齐彭殇”也是主体生命意识觉醒后的取向之一，但与它相比，王羲之的取向从自己的真切感受出发，显得更真诚，更贴近人情，更充分地表达了当时人们的主体生命意识，也更容易引起后世人的共鸣。
与作品的思想内容真诚自然而又精警深刻相一致，本文的语言风格也疏朗淡雅，自然圆美，但又流转中度，自具章法。如从句式的运用来看，开头连用三个四字句，交代兰亭聚会的时间；接着一个九字长句，交代聚会地点；然后一个四字句，交代聚会事宜。在这个句意群内，句式参差错落，节奏或顿或延，言简意赅而又从容不迫，语气舒展，读来琅琅上口。以下各处句式的安排，也大致有同样的特点和效果。第二段以“当其”、“及其”、“况”等字眼领起一个个句意群，标示内容的层层推进，又以“感慨系之矣”、“岂不痛哉”、“悲夫”等感叹词句穿插其中，表明情感的积聚升腾。它们前后呼应，既使文章的内容显得有层次，有变化，又使全文一气贯注，浑然一体。《兰亭集序》在用词、句法、章法上的上述特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王羲之的书法在笔画、字体、章法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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