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六月雪
崇祯1610年出生，1614年母亲去世。1620年父亲病逝。1627年兄长天启帝病逝，他即位为帝。1644年自缢，终年34岁。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命运悲惨。他是历朝历代唯一一位朝代末期最勤劳节俭、清正廉洁的皇帝，然而，却无力挽救大明。他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却“无力回天”，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之一。
1644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守将先后开门迎降。崇祯帝得知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但未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寿皇亭，卸下皇袍，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循着崇祯悲剧的17年，我们可以悟到许多东西。
积重难返，灾祸连连，崇祯无力回天
崇祯在位17年。即位之始，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烽烟四起。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崇祯从其皇兄朱由校那里接收一座腐败不堪、国库亏空的江山。其实早在万历时代，整个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奸臣当道，阉党横行，明朝已是千疮百孔、气息奄奄。加之灾害连年，老百姓饿殍千里，怨声载道。以至陕川出现李自成、张献忠等辈饥民造反。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崇祯虽事必躬亲、日理万机，却也回天乏术。尤其是内忧之余，外患也接踵而至，公元1638年，清兵已攻入山东一带。之后，大学士孙承宗死难，大督师杨嗣昌殉国。令崇祯焦躁不安，一筹莫展，以至自毁长城，处死袁崇焕，造就弥天冤案，加速了明王朝灭亡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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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明史》）
世传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谓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明思宗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囚禁审讯半年后，在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明思宗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及至城下，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罪名于三年八月碟刑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行刑那天，袁崇焕毫无惧色，他被五花大绑，押上刑场，“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整肃吏治挥舞双刃剑
当时的明王朝外有后金连连攻逼，内有农民起义军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将骄兵惰。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与前两朝相较，朝政有了明显改观。但是，崇祯的改革，始终是一把双刃剑。
其一：清除阉党清明了朝政，也失去了对朝中朋党的制约。
崇祯皇帝继位伊始，大力清除阉党。明天启七年十一月，朱由检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铲除了魏忠贤集团，曾一度使明王朝有了中兴的可能。但是也失去了对朝中朋党的制约，致使崇祯的政策受士大夫集团的摆布。
其二：监督外廷大臣复致阉党势力膨胀。
因对外廷大臣不满，朱由检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宦官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宦官权力日益膨胀，统治集团矛盾日益加剧。
其三：反腐倡廉却失掉官心 。
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很难维持正常的开支。清官海瑞生活在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集体贪污受贿，成了官场潜规则。崇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大谈节俭，简单地用儒家道德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结果毫无作用。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1645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百万大军从西安出发，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局势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
国库没钱，崇祯无奈，只得求文武百官捐助。崇祯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他捐10万两，起表率作用。老丈人一个劲地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１万两。他却暗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５千两。其他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门上贴上“此房急售”的字样。
用人多疑致使无人可用
后人评价崇祯和他的大臣：“君非亡国之君，臣尽亡国之臣。”明朝总共有163位大学士，崇祯皇帝的祖父万历皇帝，做了48年皇帝，只有19位大学士，而崇祯当政的17年里，他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越是急于求成，越是事与愿违。
历史学家认为，大明虽多庸臣、惰臣、和善于内耗的“乱臣”，但还不至于无人可用。崇祯频繁换人，多因他自己的问题。人们普遍认定他多疑，其实，他不仅严重不信任大臣，也极度缺乏自信，因而导致了他的六下罪己诏，多次诛杀、惩治大臣。
屋漏逢连雨天，多重灾难纷至沓来，使崇祯对自己和大臣的不信任接近偏执。“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1人、尚书4人、总督、督师7人、巡抚11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1644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是侮辱。为此，他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罪己。同时宣布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许诺如有人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封万户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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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臣锦衣卫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云：“烈皇帝以仁俭英敏之主，遭家不造，忧勤十七年卒以亡。天乎其人邪！凡祸之所以来，非无故矣。治国必需经济之才，而以八股取士，所取非所用，故内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乱致治之才，满朝无一人。皆贪污奸佞，诈伪成习，惟知营私竞进，下民共咨而不恤，纲纪日坏而不问，百政废弛，举天下事委之吏胥。而在位者率朝夕饮酒赋诗，戕民取钱以自乐，循资格致卿相而已。嗟乎！上即位，诛逆珰，斥抑宦官，虚心委任大臣。而所谓大臣者类如此，天下事尚可为乎？以致边疆日蹙，秦、晋、中原，盗贼蜂起。环顾中外，无一足恃者。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图匡济。而廷臣方持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以陷之，务置之死而后已。而国事皆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害。使天子徇众议以用人既不效，排众议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败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展转相循，贼势日炽。天子孑然孤立，彷徨无所措，而宗社随之。然则国家沦亡，谁之罪也？每召对大臣，窃闻天语煌煌，询问安危大计，而廷臣非惭汗不能言，即嗫喔举老生之常谈以塞责。间有忠鲠敢言之士，而所言又皆疏阔迂腐，不知时务，不可用。实堪遗恨千古！”
放弃南迁，失去延续国祚的最后机会。
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崇祯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共识。但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出“南迁”。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崇祯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李明睿极力身申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有中兴希望。崇祯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大臣们都缄口不言。陈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崇祯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和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对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认为反对南迁的光时亨等躬身投降李自成，说明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另有所图。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计六奇的评论极是。
图为明代崇祯时期生产的五彩文王招贤图罐，现为英国巴特勒家族藏。
让后人同情和争议的亡国之君
崇祯皇帝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宁可煤山自尽，也没把宁远铁骑调进中原打李自成，客观上实现了自朱棣起历代明皇们对臣民的承诺：“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崇祯的是非功过充满争议，“无力回天”概括了崇祯的帝王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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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
1660年,明朝灭亡后的16年，清朝第一任皇帝顺治帝在十一月十四日，前往明十三陵祭扫，十七日致祭思陵，失声而泣，连呼：“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顺治将祭崇祯帝的祭文刻于碑亭后东门左，写道：“惟帝英姿莅政，志切安民。十有七年，厉精靡懈。讵意寇乱国亡，身殉社稷。向使时际承平，足称令主。只以袭敝政之余，逢阳九之运。虽才具有为，而命移莫挽。朕恒思及，悯惜良深。今巡幸畿辅，道经昌平，陵寝在焉，顾瞻增感……”
崇祯的大臣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描述：“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弘治帝），英果类世庙（嘉靖帝），白皙丰下，瞻瞩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如盈寸，手笔如欧阳率更。有文武才，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讲射观德殿，挽三石弓，发辄命中。暇则用黄绳穿坠石而用手擎之，曰：吾以习劳也。既莅事，视容端，手容庄。”
明朝遗民在《甲申传信录》中写道：“上英断天挺，承神庙（他祖父）、熹庙（他哥哥）之后，黜邪党，励精图治，勤勤然有中兴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内虚，加以饥谨荐至，寇攘横出，拮据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遽覆，遂死社稷。呜呼，英睿献猷，宵衣旰食，曾不一舒其怀，其留憾何极耶。”
李自成《登极诏》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清人撰写的《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给他的评价是：“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历史学家孟森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思宗虽有心为治，却无治国良方，以致酿成亡国悲剧，未必无过。
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 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却又心细多疑，优柔寡断；既刻薄寡恩、翻脸无情，又多情柔肠；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经常征求大臣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任用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置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政得失，与臣下论兴亡之道，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终成孤家寡人，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
综观崇祯17年当政，作为普通人，他少有可爱之处；作为帝王，多有悲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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