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成为谁，直接作为现代人四处漂泊的推动力，让我们一直行走在路上。一个人只有明白了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成为谁这三个问题之后，才能够触摸到内心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归属。
有一天，10岁的女儿突然而又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是一群有家而没有家乡的人。我知道她对这句话的直接体验，来自于每次面对别人关于你的家乡是哪里的问题时，那种需要沉思却也不能简洁回答的尴尬。这种对于自我的来路、起源和归属的问题，对于一个成长的儿童，恰恰是一次激发存在感的契机。迷茫和困惑的追问和思考之余，她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穿越这迷雾，虽无法找到最终的答案，却要历尽艰辛。
我们有家而没有家乡，最初的起源是地理空间的转换。我的祖父乃至祖父的祖父据说自隋朝以来就世居于黄河和济水之间。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整个村庄的四分之一地盘都是郑氏家族的居住地。然而1949年乃至文革之后，代表封建腐朽文化的族谱和宗祠都被焚毁，没有留下任何可见之物。整个家族的凝合力平日里有两个机会体现，一是与村落中其他姓氏家族发生纠纷的时候，同姓本族的内在凝聚力就被激发出来了。族内的每个人，从大人到顽童，都在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的激情中体验自己的身份归属，血亲和血性混杂成家族的神圣感。另一个家族的身份根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尤其是在春节家家户户拜年的时候。行走在村子里，从小生于斯长于斯，举手抬头之处，都是四奶奶、五婶、姑奶奶、六爷爷的称呼，村里的老人对于“五服”的范围非常清楚，后辈们只管喊就行，但是近几十年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在忙于挣钱的生计，青壮年极少和那么多长辈打照面，所以每当春节那几天，借着拜年的档口彼此重温亲族关系的称谓，并明确家族内部的人伦血亲的辈分和秩序。我的一代代的族人和长辈，就是这样在祖先世代居住的村落里，繁衍生息，血脉相连，并将自己的身份深深地扎根于此。
没有什么能挡得住改革的步伐。1978年之后，顾不得大家族的温情挽留和阻拦，我父亲铁了心要实现自己的小家庭内部的“农转非”。其实父亲已经是国企工人，他的最终目的就是再也不愿自己的孩子重蹈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了。与其等着将来以高考和参军的方式跳龙门，不如先行一步。作为企业技术工人，借着筹建国家“七五”特大型企业的机会，我的父亲带领我们举家迁徙到省内的另一个地方。在全家实现“农转非”的身份转换之后，我们慢慢地从原来大家族的亲戚联系中退出，无法日日相互守望生活，只能转换成年节期间有限的看望。我至今无法体味更传统的父亲，对于举家迁徙离开家族、父母、兄弟、亲朋的感受：究竟是眷恋，还是逃离家长制的爷爷向往解放？
把自我嵌入到家庭之中，把小家庭嵌入到大家族之中，把家族嵌入到山水故土之中。这样的层层嵌构关系，形成了每个人的身份归属关系。我父亲的这次举家搬迁，彻底隔断了小家庭和大家族的归属。那一年我13岁，对我在家乡和家族中生活的世界，刚刚有所感知和领悟，就移居他乡，所幸还有父母在身边。我在家乡只有小学同学、儿时玩伴、家族亲人。搬到了新的地点，就需要重建自己的周边世界，中学的同学和朋友，父亲的同事和朋友。对于千里之外的家乡，探望的时间间隔一次比一次长，印象也渐渐地模糊，曾经熟悉的人们都已慢慢地故去、儿时玩伴的面孔伴随着青春期蓬勃棱角分明地生长，各自的心事变得陌生而遥远。但是当别人问起我的家和家乡，我会明确地回答出两个不同的地点。
从生活了13年还未来得及扎根的故乡地，辗转至此，短短的六年时间，我又踏上了外出求学的路。这一次漂泊，又是许多年。为了生活和自己的梦想，我不断地四处迁徙。最终在女儿十岁的时候，我重复了当年父辈走过的道路，举家离开父母所在的城市，到遥远的亚热带南方，那里江河密布、多雨水、花木四季常青，这与四季分明、寒冬萧瑟一片的北方截然不同。当我们在父母身边居住的时候，我的女儿知道自己的家乡就是我的家乡，但是来到南方之后，她的困惑逐日加重。小小的孩童心里，需要想明白并向同学和朋友解释清楚，她从哪里来，她的家乡是哪里。为了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无数次，却依然不能清楚地说明白，哪一个地方，才是她的家乡？我的父亲在他的家乡生活了36年，我在同一地方生活了13年，然后迁徙到另一个地方生活了6年，又四处求学，继续迁徙到现在的地方。
女儿的困惑在于空间的漂移不定。其实她还没有意识到几年之后的四处求学和新的生涯，必定让她生活的空间和地点更加支离破碎。我们在每一个固定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家庭，但是却没有家乡。家乡所代表的生活世界，是自己的生活之地，是天长日久的生存、发展的栖息之地，是世世代代的根脉所系之地。但是这对我的父亲、我、我的女儿来说，都从我们的身份中慢慢地剥离。短短的数年间，不断的迁徙无法形成对于某一个村落、某一座城市的扎根、了解和依恋。这空间不断转换的背后，是内在的漂泊感。
游移不定的漂泊心灵深处，是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追寻和界定。这就是那个古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探寻的是自己的根脉来源，这在空间层面上往往可以由明确的家乡所在地来定位。我要成为谁，直接作为现代人四处漂泊的推动力，让我们一直行走在路上。一个人只有明白了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成为谁这三个问题之后，才能够触摸到内心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归属。然而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巨变时代，如果心灵的漂泊感仅仅靠空间的定位就可以解决的话，显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不安和迷茫了。
个体的身份归属，往往需要把自我镶嵌到一个生活世界的背景中，这个背景有可能是一个村落、社区、民族、国家，还有可能是一种文化、一套语言。每一个人都是这些经纬编织而成的节点，这些因素密布交织在一起，建构成我们的身份。正如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说：地方空间中生活的个体，使自我存在于他人之中、存在于社群之中，共享一致的语言和文化，建构自我的存在感，并在彼此的互动中接受群体的道德规范，明白恶之所指、善之所向、尊严和荣誉之所在，这些精神意义同样建构于故乡的空间聚落之中。可是漂泊中的现代人，我们在微观层面上已经逐渐地散落，远离了故土和家乡，而在宏观层面上，民族、国家和中华传统文化又是如此宏阔。然而对于身份认同的追问，却不会休止。
在空间之外，在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漂移者，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边际人。早在1928年，记者出身的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者罗伯特·帕克在《人类的迁徒与边缘人》一书提出了“边际人”（marginalman）概念，“边际人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是文化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群中，并亲密地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互相渗入或紧密交融。”所以在空间的游移和时间的变迁纵横交织中，我们所谓的失去家乡，更具有心灵和精神的寻觅和旨归意味。从农村来到城市、从北方到南方、从山东话到客家方言区，从传统的村落到现代都市的生活，从举手投足和道德标准的传统根基到市场交换的契约精神、从臣民到公民，等等。这些二元的张力，渗透在个体的身上，无法摆脱，只能面对，但至少在寻找到自我的身份认同之前，我们依然作为一个边际人，徘徊、游荡在这些丛林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个体的叙事，而是现代人的整体困境：知道自己的根脉所在，却再也回不去，知道身处巨变之中，却苦苦寻觅无处扎根，对于传统的记忆慢慢地建构成了浪漫主义的乡愁，寻找，只是寻找。
互联网的兴起，看似给“乡愁”中人们的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围绕多元的议题、兴趣和观点，人们各自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平台形成了不同的网站、聚落、论坛、群组。每个人的网络身份五光十色，穿插于虚拟的世界之中，乐此不疲，好像找到了精神的归宿。然而由于身份的匿名、兴趣的分散、热点的转换，网络空间的归属群体更多的是方生即灭。互联网只是给人们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却不能保证身份归属的持久性和意义建构。这种困境无疑不是解决了身份认同，反而加剧了“乡愁”的无根感。互联网世界中的“精神共同体”，抛开各种文化、性别、民族等身份的羁绊，专注于“群体共识”本身，并持之以恒地拓展和推进“共识”，或许能够缓解人们无所停驻的心灵饥渴。现代生活的多元异质性，在带来生活的转瞬即逝和关系的碎片化之外，也赋予了彼此的宽容和开放。网络线上和线下现实生活的互动，提供了另一种凝聚“身份共同体”的可能。
有一个朋友曾经叹息到：每个角落的风景都是一样的，人们究竟在看什么呢？现代社会中人们更多匆匆的脚步，看似在不断的追寻什么。其实恰恰是人们想在这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把握自己的身份归属，包括空间和心灵。为了一个终极的目的，不得不四处漂泊。每一个地点，每一个阶段，停住的脚步抵挡不住远方的诱惑，生活在别处反而成了常态，这就是现代生活的诡谲之处。我们总是在路上，却总是想寻找到什么。海德格尔在德国黑森林南部的托特瑙堡村的小木屋里思考“存在”的时候，透过窗户外面看到：群山无言的庄重，岩石原始的坚硬，杉树缓慢精心地生长，花朵怒放的草地绚丽又朴素的光彩，漫长的秋夜里山溪的奔涌，积雪的平坡肃穆的单一。他说：我自己从来不“观察”这里的风景。我只是在季节变换之际，日夜地体验它每一刻的幻化。
或许，只有漂泊，才能抵达故乡；只有历尽变幻，才能投入生命存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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