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察人之过，不扬于人。觉人之诈，不愤于人。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欲为苍鹰，勿与鸟争。
我们用辩证法分析这句话。
辱和荣构成了一组正反面，所以，这里面有辱，就可以补充荣。而之所以受辱，正是因为自己不荣，所以，要发展自己的荣——增长自己的力量，也即也即存在了增长自己力量的任务和需要。
所以，很多强人，就是默默的去做这个事情去了。而不是反辱以击、结果增加了自己夭折的可能性。
第一方视角
他辱了自己，它的反面——使他受自己的辱。那么自己有没有使他受辱的力量呢？所以，在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使他受自己的辱——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当然，如果只是使他受辱，这么单一的目的，就显得自己这个行动太低效了，当然还要增加其他的利益，并使这个受辱服从于其他目的。
第三方视角
他辱了他人，它的反面是——他人辱了他。所以，在自己得势时，可以让他人去辱他。
这里没有要动色的，所以说——受人之辱，不动于色。如果动色，只会引得对方更加的侮辱自己，即——使侮辱从小走向大。
比如，
凯丰：“毛同志，你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吗？你会打仗吗？你不过是天天抱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学了一些古代的军事皮毛罢了。”
受人之辱，毛主席声色不动，只是理性的反问，
毛主席：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翻了翻《孙子兵法》，这是增长自己的学问和力量。
比如，
毛主席：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
受人之辱，脑回路是——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而不是立即反击。
过和功构成了一组正反面，所以，此时，需要补充功。过，又是错误的性质，错误和正确构成了一组正反面，所以，此时需要补充正确。
人，是个别的性质，个别和一般构成了一组正反面。此时，此时需要补充一般的性质，即让众人知道，即——扬于人。
过，对人造成的是伤害的性质，伤害和保护就构成了一组正反面，所以要补充保护——不扬于人，就是一种保护。
扬过的同时，把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这就形成了保护、也可以使他从过走向功。
《后汉书 索卢放传》：使功者不如使过。
当手下人才不足时，就可以用这样的办法，使他成长。
所以，符合辩证法的做法是——把过扬于人，但不把犯过的人扬于人。同时补充正确的做法，补充能立功的做法。补充他曾经立过的功。并继续交给他任务。
如果自己力量小，犯过的人力量大，这种扬过——就是树敌、会招致敌对的态度，这就致自己于失败的地位。
比如，
毛主席：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
这就是察人之过，但不扬于人，甚至更进一步——不扬于他自己。
比如，
毛主席：林彪杨爱源二部在此区域，亦属暂时性质，无持久可能。判断该地域只能支持数千人的游击战争。
这就是察人之过，但不扬于人——甚至到不扬于他自己，只是提出正确的做法，供对方去比较。
诈，即欺骗的性质，即与设想的相反的性质。所以，不上人当、不受人诈的办法——让自己能对付相反的两种可能性。
人性本来就是欺骗，也就是欺骗具有必然性，也就是说，还会再发生。所以，对于必然的事，就不要对抗，而以之为现实——才能得到自己的自由。
所以，让自己能对付相反的两种可能性，才是自己该做的。
如果觉人之诈，就愤于人，那么除非降低自己的敏感度，否则就天天的愤于人了，使自己成为了一个被愤支配的人了。
与其说反人性，往往是反情绪的。对他人——顺彼人性做事，对自己——反己人性做人。
比如，
毛主席：并请注意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
这就是想办法积极应对——这恶意中的诈，而不是纯粹的愤怒。
器，即工具。人和工具构成了一组正反面，人要走向工具——人要用工具实现自己，也要使自己工具化——他人才能以之为价值。
这是一种工具化思维，即把事物进行工具化。对对象进行工具化，是对对象的一种保护、使对象能长久。
待时，即时机。时机，一般的表现为，
1）一组正反面中，在敌人只有一面的时候，此时敌人不健康。
2）自己是正反面兼具的时候，此时自己往往是健康的。
3）自己处在正面，敌人处在反面时。
4）敌人只准备了一种可能性的时候。此时，以敌人未准备到的可能性，打败敌人。
……
时机，又分为两种，
1）走向死亡，救死的机会。
2）走向淘汰，取代的机会。
也即是生和死的正反面——从生走向死，即存在了救死的机会；有和无的正反面——从有走向无，即存在了被取代的机会。
在大势不利的时候，藏器于身——坚持学习，
毛主席：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
毛主席：他们还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呢?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
在这段被孤立的日子里，研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使自己能够写出《矛盾论》和《实践论》这样的经典著作。
在遵义会议时终于动作——待时而动，奠定了自己第一代领导人的地位。
毛主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此时可以以对方的马列主义理论击败对方了。如果没有那个时间里的研读，那么，在对方马列主义理论的防卫下，只怕重蹈之前被击败的覆辙，这个会议也便不能开得成功。
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
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这就是待时而动。
争——这是得与失，欲为——这是需要。也就是说，要从自己的需要出发，不要从得失出发。
得失中的一个病——患得患失，就会使自己陷入恐惧的心理。恐惧会使人失去行动能力，从而导致不健康。
需要和可能构成了一组正反面，从需要出发，就会去可能性（技术、方法等），这是最容易化不可能为可能的。
得和失构成了一组正反面，从得失出发，当遇到不想失去的时候，就会使自己陷入困境——此时就需要狠。如果对自己不够狠，就会使自己止步于此，再无更大得的可能。
比如，
毛主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
不管什么鸟，都与其谈判。
比如，
毛主席：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
正所谓是欲为苍鹰，勿与鸟争！
商鞅：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
不是与鸟争，而是使鸟为己用。不是与鸟争，而是使鸟不得不为己用。这才是真正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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