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赵姨娘形象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也是让作者曹雪芹和高鹗都讨厌的人物形象。关于赵姨娘的结局，曹雪芹没有提及，但高鹗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为赵姨娘安排了一个结局：赵姨娘在贾母死后，竟然莫名其妙地死去。
在小说第一一二、一一三回，作者写贾政等人在贾母灵前辞别后，准备回贾府。赵姨娘突然病发，“只见赵姨娘还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量他还哭，便去拉他。岂知赵姨娘满嘴白沫，眼睛直竖，把舌头吐出，反把家人吓了一跳。”[i]作者一会儿写赵姨娘被鸳鸯鬼魂附体，声称要“跟着老太太回南去”，并说“我跟了老太太一辈子，大老爷还不依，弄神弄鬼的算计我！”一会儿又变成赵姨娘自己的口气，说“我想仗着马道婆出出我的气，银子白花了好些，也没有弄死一个，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谁来算计我！”大家以为赵姨娘被鸳鸯鬼魂附体，而赵姨娘自己却说道：“我不是鸳鸯。我是阎王老爷差人拿我去的，要问我为什么和马道婆用魇魔法的案件。”众人向贾政报告赵姨娘中邪了，贾政却冷淡地说道：“没有的事！我们先走了。”自己的小妾患病，贾政竟然不以为然。甚至赵姨娘的亲生儿子贾环，也准备离她回贾府。大家走后，赵姨娘不断说胡话，直至“蓬头赤脚死在炕上”。
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讲，赵姨娘因为勾结马道婆暗害贾宝玉、王熙凤，所以她的死是天理昭昭、因果报应。但以现代无神论的视野来看，高鹗这种写法显得特别幼稚，与小说的整体风格很不和谐。联系赵姨娘的出身和经历，她也是一个可怜人。而且赵姨娘的死亡出现得比较突兀，前后缺乏照应，过渡极不自然。尤其是她死亡时的情景是如此不堪和难以卒读，这就有理由使我们确信作者对赵姨娘存有某种偏见，并对赵姨娘的行为缺乏同情之理解。
高鹗对赵姨娘的偏见源于曹雪芹。首先承认，曹雪芹是伟大的，因为他创作了《红楼梦》。但若吹毛求疵的话，曹雪芹并非完全无可挑剔。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曹雪芹对曹氏家族的衰败是悲伤的，对造成自己家族衰败的原因也一直不断反思。曹雪芹声称他的创作原则是“大旨谈情”，对红楼女儿的不幸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对造成人们不幸的社会现实因素也进行了客观上的描绘。可曹雪芹在主观上显然没有意识到形成这种悲剧的更深层原因，如他对清代社会存在的婚姻制度、奴婢制度、妻妾制度等并不反感，反而多方加以维护，而这些社会制度其实就是造成红楼女儿悲剧的主要因素。例如像王熙凤这个形象，曹雪芹就多次批评她的妒忌性格，认为她害死尤二姐罪大恶极，但却几乎不对当时的妻妾制度加以批判，而且对贾琏的贪色一再宽容。另外，对于赵姨娘其人，曹雪芹更是厌恶至极，不断地对她加以丑化，甚至不惜违背自己一贯的写实原则。
根据小说的情节，赵姨娘乃奴婢出身，后来成为贾政的小妾。赵姨娘为贾政生了两个孩子：女儿探春和儿子贾环。然而按照当时的奴婢制度和妻妾制度，赵姨娘尽管生了孩子，孩子却不能称她为母亲，探春和贾环只能认王夫人为娘。在小说第二十回，赵姨娘大声责骂贾环，正好被王熙凤听到，立即遭到后者的反驳：“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在凤姐看来，贾环是主子，自然有人去教育他，赵姨娘根本没有教育贾环的资格。该回名为“王熙凤正言弹妒意”，可知曹雪芹也认为赵姨娘就是奴才，是不可以对主子说三道四的。
以现代阶级斗争的理论视野来看，赵姨娘与王夫人、王熙凤和贾宝玉是处于完全对立的阶层。赵姨娘的奴婢身份并不会因为她为贾政生了两个孩子而改变，可是赵姨娘偏偏不愿意像周姨娘那样安于奴婢的卑微地位，所以她以两个孩子为资本向王夫人的主子地位发起了挑战，暗中联合马道婆用魇魔法算计贾宝玉和王熙凤。一旦阴谋得逞，贾宝玉被害死，赵姨娘将会母以子贵，很快改变自己的地位。人们会说赵姨娘的手段不光明正大，但王夫人和王熙凤那样明目张胆地欺负赵姨娘、公开地占有并控制贾府的财产也于理不通。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姨娘的所作所为有其合理性。然而，曹雪芹并不这样看，曹雪芹是站在王熙凤的贵族阶级立场上对待赵姨娘的。像赵姨娘这样犯上作乱的奴才，曹雪芹是绝对不能饶恕的，因而他在小说中千方百计丑化她。由于这种阶级偏见，曹雪芹在创作时也失去了理性、公正和客观的态度，同时也失去了起码的同情心，于是将赵姨娘写成一个愚蠢的、可笑的女人。他无法像对待其他女性那样，以一种人性化的态度去理解赵姨娘，而是想方设法去诋毁她。其中原因不在作家的创作方式，关键在作家的世界观和阶级偏见。所以，曹雪芹一方面将赵姨娘写得如此可笑，另一方面却对间接害死金钏儿、晴雯的王夫人网开一面，在字里行间为其开脱并掩饰其罪恶。而后四十回作者高鹗延续了曹雪芹的阶级偏见，因此就有了赵姨娘莫名其妙死亡的情节。
当作家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不喜欢时，往往会在作品的结局将这个人物“写死”。这样处理人物形象未必是错误的，但关键是要写出这个人物死亡的必然性与合情合理。就赵姨娘之死而言，高鹗的描述明显不够自然，过多地照搬了明清小说写坏人遭到恶报而死的惯常套路，有点投机取巧。出现这样的硬伤，归根结底与作家的人性视野缺失与贵族偏见有关。
我们以现代人的视野要求古代作家，批评他们的偏见，毕竟是求全责备。但换一种角度来讲，如果对他们的偏见完全熟视无睹，甚至因为他们的作品是经典而盲目崇拜，以至于无原则地接受他们的偏见，恐怕也不是正确的态度。
[1] 施耐庵．水浒传（李卓吾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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