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江湖秋 2012-11-24 22:14:39
那一年，身居江湖而心忧庙堂的范仲淹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一年，蜀中有父子三人赴京赶考。
那一年，一名三十七岁的中年男子开始在汴梁城中，开席讲《易》。
那一年，写“爱莲说”的周敦颐的两名弟子也来到了汴梁。
那一年，王安石正在常州担任知州，看到了王朝的诸多弊端，却苦无人手相助。
那一年，大宋王朝似乎是走到了盛世的顶点，在位的官家，正是可以被称为千古第一仁君，死后庙号被冠为“仁”字的宋仁宗。
那一年，科举开考。
那一年，北宋嘉佑二年。
科举制从隋始而至清末终，基本上是每四年一次，间或有加恩试，若有战乱等非人力可抗因素除外，每次录取数百人数不等。中进士者，则由民身晋为官身，由浊流升为清流，由寒门变为高第，为历代统治者最爱，乃是调节社会矛盾，打破阶级壁垒的良药利器。我没有考证过自有科举制度以来，共有多少次科考，也没有考证过共有多少人鱼跃龙门，由白身而朱紫，但北宋嘉佑二年的这一届进士榜，却绝对值得浓墨重书。
北宋嘉佑二年龙虎榜，之所以号称为千年科举制最闪耀的一榜，是因为其对后世的影响，横跨了文学、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多个领域。其将北宋文化的繁华推向了巅峰，却又埋下了北宋覆亡的根基。乃至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更有人叹出“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之语。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年科考的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醉翁之意不在酒”说的就是他了。当其时，朝廷科举最流行的应试文章被称为“太学体”。什么叫做太学体呢？估计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学了无数篇让人头疼不已的古文，有骚、有赋、有策、有论、有诗、有词、有曲、有散文，却惟独没有太学体。为什么呢？因为太学体实在是太坑爹了，我们现在看古文感觉头疼，可太学体坑爹到连古人都觉得头疼。写太学体的要旨在于“险、涩、奇、怪”。换句话说，写得越好的太学体，越是没有人能够看得懂的。于是，欧阳修怒了，发起了古文运动，要求写文章要向两汉学，言以载物，文以饰言。可古文运动难以开展啊，因为关系到前途命运的科举要的是太学体。终于，欧阳醉翁同学当上了嘉佑二年的科举主考官，于是大笔一挥，所有太学体的考生，全部擢落，一个不取。于是，灿烂到让人炫目的嘉佑二年龙虎榜新鲜出炉了。
让我们看看究竟有哪些牛人在这一榜上出现。
苏轼、苏辙、张载、程颢、程颐、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我总共列了十个人出来。因为这十个人，都或深或远的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我将其称为“嘉佑十子”。这十个名字，有偶像级的，如苏轼；也有让人完全感到陌生的如吕惠卿，但倘若对中国政治历史的影响，吕惠卿却远远超过了苏轼。他们之间，命运纠缠难休。嘉佑二年，他们成为同年，插花骑马游街赋诗共享琼花盛宴；十年之后，他们相互厮杀折磨，致死方休。如果让这十个人聚在一起，同唱一首“十年”，想必会非常精彩。
这十个人，有三人名列唐宋八大家，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
苏轼、苏辙，这两兄弟，真的不想在这里再描述了。唐宋八大家，这哥俩再加上他老爹，一门父子三人就占了三个名额，你让别的文人情何以堪。光是《六国论》，父子三人都各写了一篇，真正是标题党一派。特别是苏轼，更是雄霸词坛榜首千年不易，更留有东坡肘于后世，堪称中华文化的偶像级人物。与他相比，曾巩的知名度就低了很多。关于此次进士中榜，苏轼与曾巩却有另一番趣谈故事。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既然能名列唐宋八大家，其文笔水准想来亦是超凡脱俗的了。当欧阳修阅卷之时，读到一篇绝妙好文，醉翁同志心想，能写出如此好文的，定是爱徒曾巩无疑，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徇私舞弊，因此，不敢将此文点为魁首，仅列为第二。结果，苏轼同学屈居第二却是顶了曾巩同学的黑锅。
我们先将苏曾二人的这段公案放下，他们此时都还年轻，就算到了未来，他俩的纠缠也很浅。而我此刻，有点迫不及待的想推出下面三个重量级的人物了“张载、程颢、程颐”。
他们是亲戚，程颢、程颐是兄弟俩，张载是表叔。他们却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儒学思想家，甚至可以被后世读书人尊为准圣贤的人物。从他们以后，儒学被划了一道深深的红线，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就我个人感情来说，我是极其喜欢甚至于仰慕张载的，而对于程颢、程颐，我却是非常乃至于极度痛恨。“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让真儒变为腐儒的话，就是由他俩开始说出来的。没错，中华文化中不得不提，却争议巨大的“程朱理学”中的“程”说的就是他俩了。
他们三人虽然是亲戚，但张载和程颢、程颐两兄弟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
张载，北宋思想家、教育家，号横渠先生。他所创立的气学，有着深刻的二元辩证思想，对《易》的理解非常深入，嘉佑二年，于汴梁城中开席讲《易》的就是他。可惜他死得太早，死后门人学徒均投入了二程的门下，气学就此失去真传，变成了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实完全不然，气学和理学可谓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体系，理学更偏向唯心主义而气学更偏向辩证唯物主义。气学的“气”，倘若用现代汉语来注释，当是“物质”。气学，也就是物质学。
我之所以仰慕张载，因为张载用四句话，说出了儒学的真谛，那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振聋发聩的四句话，正是流传千古的横渠四句，为后世无数心系生民的真儒们所推崇，所引用。张载，真正的大儒宗师。在北宋那个“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时代，张载赋予了儒学新的生命和活力，倘若气学能够流传下去，必将突破儒学在故旧纸堆里寻找先哲只言片语的窠臼，从而推动中华文明走向另外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可惜，倘若仅仅只是倘若而已。
张载并非仅仅只是一名简单的思想家，其军事政治才能亦在当世难有匹敌。北宋名将种师道就是他的弟子。倘若想了解张载更多的事迹，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呵呵。
关于二程，程颢和程颐的事迹，因为个人好恶的原因，在此也不想多提了，大家也可以百度。关于他俩有个成语叫“程门立雪”，说的就是在他俩家门口罚站的故事。但若说对中华思想的影响力，不得不承认，二程远远超过了张载。程朱理学在南宋朱熹同学的努力下，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并为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采用。理学以超高的道德标准要求所有人，所谓的“礼教吃人”，正是由理学开始。人非圣贤，当无法达到理学的道德标准，却又不敢说出来时，自然也就只能成为伪君子。可以说，理学最大的作用，就是为社会培育了无数的伪君子。
所以，南宋灭亡时，数千士大夫争相蹈海而亡；而明灭时，却不见理学家们为江山社稷殉葬，反而转头紧紧抱住了满清的大腿。
讲完三名思想界的大宗师，让我们在来看看后面三位人物吧：吕惠卿、曾布、章惇。
吕惠卿，福建泉州人。曾布，江西南丰人。章惇，福建浦城人。我们可以将这三位称为改革家，因为他们都曾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手下的得力干将，堪称安石门下三走狗，也因此，三人都很荣幸的同列为《宋史》奸臣列传。名列奸臣列传的不一定是奸臣，就好比婊子也可以立牌坊，学雷锋的不一定就是雷锋。然而三人在仕途上，却远远得意过嘉佑二年龙虎榜的其余人等。此三人都或先或后的位列宰执之位，对于三个南方人来说，这是很了不得的成就。要知道，北宋太祖曾于禁中刻石留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不得不说太祖此言很有先见之明，当徽宗当朝之时，蔡京（福建人）为相，童贯（唯一被封王爵的宦官）为帅时，北宋也就灭亡了。（竞猜：唯一当了皇帝的宦官是谁？呵呵~）
宋朝是“君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体系。北方的士大夫，是传统的大士族，以经营土地为业，而南方的士大夫，是中小士族，以土地兼经商为业。以现在流行的阶级划分法，北方的大士族，代表的是大地主的利益，南方的中小士族，代表的是中小地主兼手工业者和工商业的利益。在南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
我们常说，治乱循环，300年一个王朝。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因为土地的兼并。在王朝早期，人少而地多，中国人都勤劳肯干，故只要不遇到一个千古昏君，几乎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盛世。而随着社会发展，则人多地少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这就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背景。
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触动的是北方大士族的利益，于是，司马光为代表的北方政治集团就和王安石干上了。王安石在传统的政治集团中找不到援手，不得不从南方中小士族中寻求帮助，于是，吕惠卿、曾布、章惇成为“幸进”之徒，成为了王安石门下走狗，宋朝的政治也就正式进入了“党争”政治。新党和旧党全面开火。
吕惠卿、曾布、章惇、王韶、曾巩属于新党，苏轼、苏辙、张载、程颐、程颢属于旧党。先是新旧两党互相攻讦，而后，新党为了实现自我的政治抱负，将旧党驱逐出朝堂，贬斥于外。也因此，“嘉佑十子”中的旧党，多长于“文学和思想”，而“嘉佑十子”中的新党更擅于政治。
其实，并非新党都是小人，而旧党皆是君子。仅仅是屁股决定脑袋而已。倘若后来修《宋史》的不是旧党而是新党的话，只怕旧党诸人俱会被列为《庸臣录》。
但是，话又说回来，吕惠卿，新党的第一干将，王安石同学的头号打手人品确实非常有问题。首先，私德有亏；吕惠卿同学治家不严、贪腐有道。其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且在变法中期对王安石落井下石，意图取安石而代之，以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王安石变法，可以说成也吕惠卿，败也吕惠卿。吕惠卿个人的才华、乃至政治智慧、施政手腕都是非常高超的，所以，在吕惠卿的强力推动下，新法能够持续推广开来，以至于大宋的国库终于扭亏为盈，国力强盛，方才有后面王韶对西夏的熙河大捷，拓地数千里。而后，由于吕惠卿于变法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任用小人，让许多利民之举变为了残民之暴，也直接给了旧党攻讦新法的借口，让新法终于功亏一篑。
曾布是第一个看穿吕惠卿私德有亏的，于是，在关于《市易法》的调查中，曾布和吕惠卿分道扬镳，却为王安石所误会，被贬斥出外。
章惇是个奇人，嘉佑二年中了进士，却因为不满自己仅为二甲，而其侄儿章衡同在嘉佑二年中取了状元，于是，干脆辞而不受，于嘉佑四年重考了一次进士，再次获中，名列头甲。现如今，大学重考的同学有很多，而进士重考的，我却仅知有章惇一例，大概是因为我比较孤陋寡闻吧，故深感惊奇。章惇和苏轼在青年时期即为好友，章惇位列副相时，苏轼因为反对变法被贬斥在外。那时，章惇还经常写信安慰苏轼。而等到旧党复辟，章惇被贬时，苏轼却又上去了。章惇因此而和苏轼绝交，估计是心理不平衡吧。终于，新党又占了上风，这次章惇下了狠手，将旧党全部贬斥，而且全是蛮荒之地，苏轼甚至于被贬到了惠州和海南。当然，相信惠州人民和海南人民是很感谢章惇为他们送来了苏轼的。可以说，章惇和苏轼的纠缠，是一生的，是至死方休的。更离奇的是，章惇的儿子还是苏轼的学生。实在是难以理解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基情啊。
章惇和苏轼之间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胆子大，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词。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章惇却无动于衷地走过去，从容在石壁上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完了又走回来。苏轼拍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王韶。王韶最大的成就熙河大捷，可以说是北宋一朝最大的一次对外军事作战的胜利。做为一个文人军帅，（范仲淹、韩琦、司马光、文彦博等北宋名相都曾做为使相领兵在外）王韶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一位。取得了范仲淹等皆未能取得过的好成绩。真可谓是谋必胜、攻必克。熙河之役，拓边二千余里，收复熙、河、洮、岷、叠、宕六州，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收回被吐蕃侵略的二十万平方公里故土，史称：“宋几振矣！”。由于熙河大捷的胜利，让北宋重新占据了对西夏积极进攻的有利态势。王韶本想继续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蚕食甚至平灭西夏，只可惜，王安石被旧党攻击，不得不下台，让王韶失去了新党的支持，也终于，北宋失去了最好的平灭西夏的机会。
终于介绍完了“嘉佑十子”，倘若对他们有兴趣，可以都去百度一下。最后再总结一下，文学上，苏轼、苏辙、曾巩之后，骈文开始退出了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大兴。而苏轼，更是独领风骚千年，于文学上，立下了一座几乎无法超越的丰碑。思想上，张载、二程对中华哲学史做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而程朱理学，更是决定了中华文明的走向。个人认为，是中华文明近代走向衰败的罪魁祸首。政治上，变法虽然失败了，可其毕竟是一次资产阶级思想的首次萌动，只可惜，后面陷入了党争。北宋政治的君子之争就此消失，仅剩下了党争政治。只求目的，不求手段，只看立场，不看对错。而党争政治，正是北宋灭亡的真实原因。军事上，王韶同学，您是我的偶像。
嘉佑二年，真是独特的一年。嘉佑二年龙虎榜，千年进士第一榜。
（终于写完了，后面越写越疲倦，想说的还有很多，却因为见识不足，尚不能完整的表述清楚，留待后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