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边区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占武汉后，我党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来的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它东起安徽的宿松，西至湖北的荆当，北始河南的午阳，南至湖南的洞庭湖畔，这个根据地是以桐柏、大洪、大悟等山区为中心，沿长江、汉水两岸和平汉铁路两侧，面积约九万平方公里。在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地区的抗日民主力量，就活动在这块土地上。鄂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是随着我党在这一地区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建立而建立，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抗战期间，这里的各级政府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抗战，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七七事变”后，武汉沦陷前，边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当局奉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因此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闻风而逃，日寇很快占领了华北。十月，上海沦陷，紧接着南京沦陷。这时，日寇为了抢占中原，步步逼近武汉，广大抗日救亡青年和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在国民党“保卫大武汉”的口号下，云集到武汉。但是，国民党并不是真要保卫武汉，而只是口头虚伪宣传，以掩盖其丧土之责。国民党对革命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不但不予以支持，相反的还要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破坏。所以，人们都把领导抗日救亡的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便积极主动地领导他们，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先后组成了“湖北乡村巡回宣传团”、“青年救国团”等等，深入到鄂豫边区各县，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从而促进了鄂豫边区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在此同时，我八路军驻武汉代表董必武同志又与国民党上层爰国人土李范一、石瑛等协商，决定在应城汤池举办合作人员（抗日干部） 训练班，派陶铸同志为我党的公开代表，全面负责领导训练班的工作。陶铸同志到汤池后，一方面在训练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方面联络大革命时期留下的党员，积极发展组织，散播抗日火种，准备迎接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于是，汤池就成为我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的鄂中抗日基地了。这个训练班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在汤池办了三期，在武汉办了一期，招生对象为京沪流亡大学生及武汉附近的大、中学生。以后由于顽固派的破坏，训练班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停办了。不久，我党为了满足各地区流亡青年的求学要求，又开办汤池临时抗战学校，一直办到武汉沦陷为止。另外，在这个期间，我们还在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的所在地竹沟镇（确山县境） 、湖北省委和鄂东特委的所在地七里坪（红安县境）开办了教导队和党员训练班，吸收抗日救亡青年和各地党员参加训练班。这些训练班的开办，它不但为以后边区党政军的建设，培养了干部，创造了条件，而且点燃了鄂豫边区人民的抗日烈火。在鄂中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同时，鄂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我党的领导下也发展起来了。为了巩固和发展鄂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好形势，一九三八年八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鄂南特委，统一领导鄂南的工作。何功伟同志任书记，特委机关设在咸宁县仙人墩。在鄂南特委的领导下，抗日烈火在鄂南各县普遍地燃烧起来。中原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大好的抗日形势，它是我党经过艰苦奋斗的结果。二、武汉沦陷后，敌后各县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抗日民主政权应运而生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占领了武汉，武汉外围各县相继沦陷。因此这些地方的国民党政府都土崩瓦解了，正如陶铸同志当时所说： “一切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我们坚持抗战的共产党人没有被这种乱世危局所压倒，仍在原地坚持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日。在我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五战区命令成立了以石毓灵、李范一为首，陶铸同志为顾问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陈超、李相符、范文澜等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地址，开始设在大洪山的均川镇，全体委员在这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以后就迁到大洪山顶的长岗店办公。抗敌工作委员会下属的政治指导部及其工作队，也都设在附近的村庄里。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李范一先生是一位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团结进步的爱国人土，所以他上任以后，能够密切地与我党合作。他同意我党提出的委派坚决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为青年，敢到敌后打游击的人去担任敌后各县的县长，同意我党将原先派到各县去的合作社指导员改为各县的抗日游击队指导员的建议，并亲自提名委任坚持抗战、主张国共合作的爱国人士孙耀华为应城县县长和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的司令，还提出降低国民党高薪人员的工资和多派抗战青年到各县去开展救亡工作的意见。但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鄂豫边区国民党游击司令石毓灵表面同意这些主张，实际上只派了孙耀华一个县长，其他各县的县长一个都没有委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同石毓灵进行斗争，一方面根据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发动群众，在乡村普遍组织了抗日十人团、农救会、妇救会、商救会等许多群众性的抗日团体，在应城，京山. 信阳、汉川、安陆、云梦等几个重要的县都建立了抗日的新政权，逐步打开了抗战的新局面。但是，心怀鬼胎的石毓灵对此恨之入骨，他一方面攻击李范一先生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的苦口良言就是拥护延安，就是加入了共产党的证据，一方面污蔑抗故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的工作。所以，成立不到半年的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被五战区无理地撤销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正值日寇进攻大洪山区之际，石毓灵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几万正规军已被日寇围困，他们不谋策破敌，却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的谎言欺骗陶铸、孙耀华和我去开什么县长会议，公然借此机会把陶、孙二人拘留起来，要我回应城把县印交给石毓灵委任的所谓县长曾宪成，并宣布撤销爱国人士孙耀华先生的县长职务，驱逐陶铸同志出境。我回去后立即把情况向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同志作了汇报，区党委指示要与石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是，我们就在应城掀起了挽留孙擢华、拒绝曾宪成的斗争，坚决反对石毓灵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使曾宪成无法到任。事实证明，我党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撤销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拘留陶铸同志和孙耀华先生，是国民党顽固派在鄂豫边区破坏抗战的铁证。一九三九年九月 “竹沟惨案” 发生后，刘少奇同志从延安抵达竹沟，指示撤离竹沟，进入鄂豫边区，开辟敌后根据地。为了统一鄂豫边区领导，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原局决定成立鄂豫边区党委，由陈少数、李先念、陶铸等十一人组成，统一领导鄂豫边区的党和武装，同时又把我们党所领导的边区抗日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部队改编后挺进到鄂豫边区。在半年的时间内，消灭了近二万日伪军和土匪，并摧毁了应城、云梦、汉川、安陆等除县城以外的敌人据点和伪政权，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扩大，挺进支队扩编为挺进纵队。随着我新四军南下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反“扫荡”反摩擦斗争的需要，一九四0年三月，边区党委决定邀请各县政府负责人和开期士绅一起开会，讨论成立鄂豫边区宪政促进会的问题（“宪政促进会”名称是根据蒋介石空口主张实行宪政，我们为了促进他兑现而提出出的）。会议最后通过了成立宪政促进会的决定，并推选陶铸同志为宪政促进会的主席，我是做具体工作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京山的丁家冲举行的，出席人数以鄂中各县为最多，豫南次之，鄂东因为隔着一条平汉铁路，没有来人参加。由于会议召开时，正是日寇“扫荡”之际，所以形成边开会边打仗，边转移边讨论的开会形式。日寇的枪声增加了我们这次会议的团结气氛和抗战决心，因此大会开得很热烈、很成功。陶铸同志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讲话。会议通过了大会宣言。宣言号召全边区拥护抗日的人民和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有钱的出线，有力的出力，坚持抗战到底！这一号召受到了全体与会代表的拥护和响应。这次大会还颁布了实行拥军优属、合理负担等重要政策。会后宪政促进会还派人下去推动各县的政权建设工作。因此，宪政促进会就成了我们鄂豫边区最早的统一的民主政权雏形。一九四0年八月，边区党委和新四军挺进纵队根据刘少奇同志电示，在白兆山的九口堰联合召开军政干部大会（大多数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扩大部队和根据地，克服财政困难和减租减息等同题，并决定成立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构，统一领导和加强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因此，一九四0年九月一日，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了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按照我党中央提出的“三三制”原则，选举了鄂豫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的成员，推举我为办事处主任，文敏生同志为副主任（没有到职），贺健华同志为秘书长，下设民政、财政、教育、人事、 建设、公安、司法等处，主要负责人是：娄光琦为民政处长，贺健华为秘书长兼教育处长，财政处副处长沈德纯、李健，人事处长余益安，建设处长彭绳吾，司法处长涂云庵，公安局长刘慈恺，保安司令郑绍文，下设有鄂中、豫南、鄂东、天汉和襄西五个专员公署和办事处，鄂中的专员是徐休祥，豫南的专员是蔡韬女同志，天汉是童世光同志，鄂东换过几次，第一任的专员记不清楚了。办事处成立以后，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颁布了边区县以下政权组织暂时条例，通令各县广泛开展民选活动，组织县参议会和各级政府。为扩大解放区，颁发了关于恢复敌占区政权工作的决定和汉奸自首条例；为推动扩军动员工作，颁发了优待抗日军属联合章程；为统一边区财政经济的管理，设立了边区贸易局。本着不伤民不资敌的原则，实行贸易统制和粮食统制，还整顿了各地的税收，统一税收制度等等。这些条例的实施对支援部队坚持长期抗战和巩固、扩大边区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命令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由子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边区党委决定将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改为边区行政公署。为此我们在京山向家冲召开了边区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正式选举，成立了鄂豫边区行政公署，推选我为边区行政公署主席，涂云庵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各项坚持抗战，保障抗日民主权利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法令。这次大会加强了边区各阶层、各党派抗日人士的团结，对巩固和发展边区的抗日民主力量起了重大作用。随后，在边区普遍开展了乡、保政权的民选工作。一九四一年三月，应城县经过民主选举，成立了边区第一个以共产党员张谦光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权。其他各县也先后进行了抗日民主政权的选举工作，共民主选举了十二个县级政权，边区范围已扩大到了十七个县。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抗日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正如陈少敏同志在《艰苦奋斗的三周年》一文中所说，我们边区的民主政权是“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一切抗日的人民都有参加政权的权利。边区行政公署成立以后，领导边区人民与敌顽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边区人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粉碎了敌伪对我边区的多次“扫荡”。随着反对敌顽斗争的胜利，到一九四一年底，边区的范围又从十七个县扩大到二十二个县。这时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是如何加强和巩固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问题。因此，边区党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决定从一九四二年起，全面地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提出了要加强和巩固民主政权的具体措施, 为此，于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在京山向家冲召开了鄂豫边区第一届抗日民主代表大会，到会正式代表一百二十六人，其中有台湾代表一人和日本反战同盟一人。代表大会选举了陈少敏为驻会委员会主席，涂云庵为副主席，高云晖为副秘书长。驻会委员会负责处理大会休会期间的日常事务。大会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最后通过了《鄂豫边区施政纲领》。施政纲领共二十五条，是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结合边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大会根据“三三制”的原则，改选了边区行政公署委员会，继续选举许子威为行政公署主席，杨学诚为副主席（杨学诚病逝后，刘子厚为副主席）。行政公署部门负责人是：行政公署秘书长陈守一，民政处长娄光琦，财政处长刘子厚（兼）、张旺午，建设处长彭绳吾，教育处长李实，司法处长柳野青，人事处长余益安、陈任远，政纪检查团长余益安，公安局长刘慈恺， 边区保安司令郑绍文。新的行政公署成立后，各级行政干部的行政效率和行政纪律，都比过去加强了，党的政策和法令贯彻得比较好，基本区、游击区的战争动员，民、财、，建、司法、公安工作都比过去有所改善。由于一九四二年是我区反“扫荡”反摩擦斗争极其尖锐的一年，又是边区旱灾最严重的一年，边区行政公署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成立起来，它所担负的任务是极其繁重的。由于边区党委的正确领导，我们加强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效率，全边区军民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利用政权的力量，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当时的重重困难。在抗战即将进入反攻的时刻，敌顽更加加紧了对边区各地的 “扫荡 、破坏和封锁，于是，建立巩固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便是我党当时的战略方针。一九四三年九月，党中央派郑位三同志来鄂豫边区指导工作，随即党便作出了巩固边区，英勇斗争，组织人民大多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决定，边区各级政府在党委的领导下，坚决地执行于这项决定。首先，在运动未开展之前，区党委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在会上党委提出“组织人民大多数是当前党的中心任务”，并且提出了六项准备工作（详细内容见郑位三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组织人民大多数” 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其重点是：组织发动农民，实行减租减息，搞好农业生产，支援抗战。为此，我们在边区组织了变工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解决农业生产力不足的困难，同时，组织民兵，保护生产。这实际上是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这样一来，边区的开荒种田，水利建设挤得很热闹，边区各级政府并为此开展了竞赛和评模活动。这一工作的开展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由农救会具体负责组织的（县、区、乡都有）。它是以贫农为骨干，吸收中农参加。边区党委和政府加强这项工作，曾经开过几次农救代表大会，讨论关于扩大组织，搞好生产的问题，同时还派了许多干部到基层帮助工作. 当时，陈少敏同志还亲自担任过礼南县安来乡的乡长，进行试点，总结经验。由于党委和政府对“组织人民大多数”工作的重视，因而调动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地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逐步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做到了人人有吃有穿。所以“组织人民大多数”的运动，实际上变成了边区贫雇农的翻身运动。为了总结这段工作的经验，一九四四年六月，边区第一次参议会召开了。大会选举郑位三同志为议长，陈少敏同志和涂云庵先生为副议长，继续选举许子威为边区行署主席，刘子厚同志为副主席。参议会热烈讨论了边区党委提出的建设方针，实行减租减息，组织人民大多数的重要任务。到会的议员人数比历次代表大会的人数都多，代表各阶层发表的意见也最广泛。例如，在讨论减租减息的问题时，贫下中农的议员发言. 表示热烈拥护；地主、富农的参议员发言也很踊跃，谈的内容就不一样。像黄陂陈筹九、胡康民等人，在讲话时连说带笑地讲，所谓减租减息不过是“和平缓共”而已。但他们还是按照抗日政府的法令执行了一面减租减息，一面交租交息的原则的。说明这样的地主都是应该团结的，也是可以团结的。当然，这是由当时的环境特殊决定的，他们不靠近我们，敌人来了对他们不利。此外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辛亥革命老人潘怡如（他是党中央直接联系的共产党员），年老多病，随身带着注射器来参加边区议会。他的发言很亲切诚恳，使人感到兴奋和鼓舞。还有应城陈家河的膏盐矿商黄建宇先生，是代表商界真心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进步人士，每次开会他都必到，日寇投降后，国民党部队向我们解放区进攻时，他在火线上光荣牺牲了。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的有力措施, 从而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起来，这样位于中原的这块抗日根据地，就象一盏明灯，亮在大别山区，鄂豫边区成为中原地区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向往的地方。边区行政公署在边区党委统一领导下，还领导边区人民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的斗争。同时还认真地作了争取国民党军队人员和沦陷区与大后方的进步青年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 在反对敌人经济封锁方面。当时因敌人把我们团团围住，我们吃穿用都很困难，连报纸也难买到。在李师长南下前，我们主要靠应城县征的膏盐商税和一部分边区的田赋公粮来供给边区党政军开支。李师长南下后，部队扩大了，到编纵队时就有一万多人，到编五师时有二万多人。这样大的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光靠基本区收税供给就不够了。于是我们就采取扩大征收田赋公粮的地区，田赋公粮可以一直收到敌占区附近，甚至敌占区也有人向我交粮。因为他们也有人的家住在我们这边。另外，征收商业税，规定边区辖内的一切坐商都要向我们交税，他若不交，我们就用一种能够着火的枪弹投到他们的船上，把船上的东西全部烧掉，这个办法对棉花船最有效，因此，他们不得不向我们交税。更艰险的是战斗在边沿区和敌占区的财贸人员，往往是只身带着一支手枪，甚至赤手空拳，深入龙潭虎穴，机智勇敢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税收任务，以保障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的供给。与此同时，我们还整顿了边区的货币流通。当时主要有四种货币，我们采取的政策是：（一）日本人的票子，汪精卫的票子，不能在边区使用。（二）蒋介石国民党法币可以在我们边区使用，（三）在边区主要使用我们自己的 “鄂豫边区建设银行”票子，因为它的信用高。这几项政策的实施，对于我们战胜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财政经济困难起了重要的作用。（二）在争取武汉沦陷区和重庆大后方的青年来边区求学就业方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大后方的爱国青年，特别是敌占区的爱国青年都自动来到我边区谋求工作或求学深造，当时在党的领导下，为了满足这些来边区的爱国青年求学要求，我们先后办了一个洪山公学和建国公学。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我们又办了一个民主建国大学，郑位三同志当校长，刘子久同志当副校长，李昌同志为教育部长，董必武同志还来校讲过活。同时还办了中学、小学、文化艺术学校。这样就使当时从武汉和重庆大后方来的爱国青年，都各有其所，绝大多数最后都参加了革命，成了我们的同志，比如日本投降前，两个伪满洲国到边区来谋求工作的学生，其中有一个是某大学毕业生，他们不远千里从满洲到重庆到我们这里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入了党，他现在是北京海军医院副院长。（三）在争取国民党的军队人员来解放区安家方面，我们也是有成绩的。例如，黄陂县的任鹤宾先生原任国民党的县长多年，中原突围前夕，他带着全家老少十余口，都到我们解放区安了家，我们给予了帮助。还有国民党高级将领高X X先生在中原突围前夕，亲自把三个女儿送来交给我们教育，现在这些人已经成为我们的老干部。这些人来到解放区安家与工作，对国统区的人民群众影响极大。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十月，党中央命令王震和和王树声两支八路军部队南下和北返，同新四军第五师会合，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总司令部。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将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及时地改组为中原行政公署。从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原突围，共有十个多月。中原行政公署领导边区军民，在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方面，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抗战胜利后，当时我兼江汉行署主任。江汉区党委和江汉军区司令部与我们江汉行政公署都在大洪山顶上的长岗店办公。我们各级政府都根据党中央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指示，首先我们利用美蒋的和平口号，促使联合国救济总署，对抗战有功的边区人民进行救济。根据党的指示，当时我以中原解放区救济分会主席的名义，要求联合国救济总署对贡献和牺牲较大的中原解放区人民进行公平合理的救济工作。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杨显东和几十个外国人到边区农村参观后回去了。湖北分署驻宣化店办事处主任吴显忠，当时都是和我们关系很好的进步人士（他们以后都是共产党员，中美两方的副主任），回去以后送来了一些救济物质，数量很少，其中有一列车面粉，在当时粮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是急需的物质。这个空列车回去，我们又顺便要它带了一批伤病员到华北解放区去了。与此同时，我们边区各级政府还根据党中央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指示，向边区人民和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号召群众努力工作，积极生产，重建家园。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工具，我们还用了一些报废枪支作制造农具的材料。此事使当时在宣化店参观的画家欧阳乔很受感动，他当场挥笔作画，画了一幅题为“化干戈为玉帛”的水彩画，画得很好，感人至深。这表明遭受八年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是多么的渴望和平啊！其次为了制止内战，争取国内和平，配合重庆谈判，我们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节节进逼的情况下，还顾全大局的作了有计划有原则的让步。江汉行署工作人员和我，都从大洪山退到京山县，后又退到应城县，最后回到宣化店。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战争。我们根据党中央和周总理指示，决定突出敌人包围圈，实行战略转移。在突围前不久，周总理、董老和国民党武汉行营及美国代表都到宣化店谈判。谈判代表团离开边区后，接着国民党军队就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此全面内战就爆发了。边区和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的美好愿望破灭了。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和行署一部分同志随军突围，当时我正在患重伤寒，不能步行，坐担架走到离柳林店不远的地方，陈大姐骑着马来看我，对我说：“你重病在身，随军突围太危险，中原局决定派人护送你化装到华北解放区去。”我一方面深深感谢党对我的关怀，同时又坚决表示不愿意离开队伍，一定要随军突围，生死都和部队在一起。大姐同意了我的意见，所以，我和大军一起突破了敌人三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胜利到达了转移阵地一一豫陕军区，在这里继续参加建设新根据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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