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宋文人中，苏轼可谓是留下趣闻逸事最多的。苏轼的好友陈季常，畏妻如虎，皆因妻子柳月眉就是所谓的河东狮吼，这个故事因电影〈〈河东狮吼〉〉的上映而获得了现代阐释。苏轼的至交谢瑞卿，对升平郡主情意暗生，却阴差阳错，被封为佛印和尚。轼幼妹苏小妹，聪慧灵巧诗词冠绝，新婚之夜，仍要三难新郎才子秦少游。后来，轼再结良缘，与名妓王朝云患难见真情，纳云为妾，相濡以沫，缱绻终生。
以上故事可能为后人传说而成，但下面这段佳话却是史书记载。苏轼一向不喜欢柳永的词，觉得他的词浅近艳俗。他也很想听听别人对柳词和自己的词是如何评价的。有一天，他坐在翰林学士院，又想起这件事。正好身旁站着一位非常善于歌唱的幕僚，东坡问他：“先生觉得我的词比柳永的词如何呢？”那位幕僚听后不加思忖就回答说：“柳郎中的词只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拍板，姿态妖娆，燕歌莺啭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苏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弹铜琵琶，高唱‘大江东去’。”一座人听了都拍案叫绝。苏一时兴起，又令这位幕僚唱起自己被贬黄州时写的《赤壁词》来：
苏东坡，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一身，他用他的处世之道修身之法为古典生存精神做了一次极好的注解。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个社会人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即人格的提升与世功的双重圆满，并提出了做事先做人，做人先修心的圆满之路。所以，自上古以来，中国无论儒、释、道三家还是其它百家之学者均以修身正心为本。内心得道，是世功得道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个人建立无漏之业的根本基础。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儒、释、道各家又无一不强调天人合一，儒家的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道家老祖宗老子说：“人法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强调“识心见性”、“见性成佛”。另外被顾准先生批评的史官文化也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它们都讲求内省，依靠人自身的修为达到一定的境界，这就使中国文化走上了和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文化讲求强制他律完全相悖的另一条道路，西方学术界的“无赖定理”、“理性人假设”前提现在国内的还有些人觉得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学术源头使中国知识分子讲求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文人的政治热情和人文关怀在激扬文字中充分发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以及法、墨等诸子百家。佛教是外来的宗教，但它一传到中国就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结合，成了“中国化”的佛教。道教起于下层，却逐渐成为官方宗教。儒、释、道都从不同角度为统一的中央政权服务，虽然它们之间也有差异冲突，但总的发展方向却是融汇贯通。佛家认为一切皆苦，要脱离尘世，出家修行。儒家肯定是积极入世的；道家也是重视现实世界的，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精神解脱，实现超越。儒道都不主张出世。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受群小攻击诽谤，被贬谪黄州，写出了借题发挥的千古绝唱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辉煌词作，传诵当时和名垂后代。他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也是在深受儒家思想主导的同时，能深谙佛道真谛，忘情世俗，超然物外，以旷达襟怀，阅历人生，化险恶政治风浪的冲击于物我两忘之境，才能历经忧患，把雄浑浩然之气溶入诗词歌赋之间，蔚成一代词宗。他仕途得意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失意时，又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中找到慰藉，表现出达观超脱的生活态度，“小舟从此逝，江海任余生。” 《容斋随笔》载：“朱载上，为黄州教授，有诗云：‘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东坡公见之，称赏再三，遂为知己。”这是因为苏东坡的思想是于儒、释、道、法，甚至纵横家无所不包。特别是在他政治上受到打击而贬到黄州之时，更以庄周思想以事解脱。所以他将也有“无为而治”思想的朱载上引为知己。苏东坡用他的人生态度处世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这三重境界做了最好的诠释。林语堂曾写《苏东坡传》，对于苏东坡这样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文豪，林语堂并不单纯为一个宋代学者立传，而他更多的是褒扬苏轼旷达幽默、超脱政治的独特个性。“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方面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无家的小孩。”当然，林语堂与苏东坡相比，并不缺少人生的坎坷，但显然缺乏苏东坡的那份超脱，那份在高压下的乐观精神。走近东坡，就能感觉到他的胸襟，他的风骨，坚韧积极，襟阔境高。“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清新怡然；“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深沉超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壮怀激烈；“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头棒喝；“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澄澈顿悟。后代伟人，亦不乏与东坡心有共鸣。即便寻常百姓，即便遥隔近十个世纪，东坡那至理哲语，依然亲切如昨，仍具现实生命力，在人生不同的心境里，都会折射智慧、旷达、欢愉的光芒。“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间有味是清欢”；“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高处不胜寒”；“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是，苏东坡的旷达，并不意味着他的真正的超脱，从他的诗作背后透出的，是他对人生的悲凉无奈的深刻体会。中国文人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很早就对悲凉之境有深刻的体验。他们虽然没有西方文人那样强烈的宗教感，虽然有过于关注现实（此岸），而对未来（彼岸）相对忽视的弱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人缺乏忧患意识，没有悲观主义和失败意识。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痛感人生的痛苦与短暂，一切奋斗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徒劳，他们才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所谓的乐观、知足常乐等来掩饰内心的空虚。如果说西方文人能够以宗教信仰多少转移一些对于人生苦难与死亡的恐惧，那么，中国文人就由于必须直面于斯而直接导致悲观主义。其实，无论是人生的失意者还是所谓的成功者，都有着挥之不去的人生荒诞感和悲凉感。实际上，一部中国文学史，始终回响着这样慷慨悲凉的声音，正如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表述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据《人民日报》载，欧美大报、法国《世界报》2000年介绍了1000年的12位英雄，包括神圣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等，其中惟一的中国人是苏东坡。《世界报》用两个整版的篇幅详细评介一个中国人的生平，尚属首次。其视角与一般中国人有所差别，是把苏东坡置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赞扬东坡不为官位迷惑，忠君观念淡薄，关心民间疾苦。更为难得的是，东坡不是简单的清官，其思想虽融合了儒、释、道的成份，却迸射着超时代的光辉，从而给后人的生存境界留下了永恒的启示。（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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