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小伙突然被确诊为艾滋病

9位艾滋病感染者真实讲述 80后小伙隐瞒家人17年

腾讯新闻

当艾滋病感染者检验报告里的HIV一栏被写上“+”，他们的人生就不得不做出许多 “减法”。疏离的亲人、远去的朋友、周遭的歧视、死亡的威胁…他们大多选择在众叛亲离的恐惧中戴上面具生活。

“太阳那么红，还是这么冷”，面对社会普遍的“恐艾”心理与异样目光，我们收集了9位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他们，是构成中国71.8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群体的最小基数，也许就是你们身边的千百人之一。（本文所有人物皆为化名）

从不信命的梁明（化名）在确认感染后去道观求了一签，签上写：桥已断，无路可走。

七年前，他在得知一名同伴感染艾滋病后前往疾控中心检测，结果是“HIV，阳性”。作为一名同志，艾滋病对于梁明来说并不陌生，然而一直注意防护的他还是不幸感染。确诊后他虽然表面平静，却悄悄把自己的QQ名改成“末班车”，因为“感觉自己搭上了人生的末班车。”

这些年梁明每天瞒着家人偷偷吃药，平时注意健康，身体状况恢复良好。现在他期待着把妻女送到海外定居，这样既能给她们一个更好的环境，自己也能轻松许多。“我教女儿不要受性别和年龄的束缚，一定要自由地活着”， 梁明说“我做不到的事，希望她可以。”

小刀（化名）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六年，三十三岁的他头发已经花白，“之前吃了一瓶安眠药自杀，抢救过来后头发就全白了。”

他早年从农村来城里打工，感染后隐瞒家里两年还是忍不住跟妈妈坦白。“我爸小时候总打我，我不敢告诉他。”他清楚记得坦白第二天，他在妈妈扎针灸的中医院看到她偷偷抹眼泪，医生问怎么了，妈妈说：“没事，今天的针有点疼。”

小刀现在工作努力，业余时间开了家淘宝店，但他不满意这种“宅”的状态，他期待能多赚些钱，以后回村里开一家农家院，“太封闭了容易抑郁”，他笑着说。

老庞（化名）在2009年老伴去世后他查出感染艾滋病，决定向儿子坦白后一直独居至今，生活上已无太大思想负担。“唯一的烦恼是就医歧视”，老庞说。

2013年老庞因鼻窦炎住院治疗，一个原本很快就能做完的微创手术却因他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而四处拒诊。“医生捧着脸给我看鼻子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有艾滋病，吓得他大叫一声马上弹开。”老庞说，“还有一次我走进电梯，两个护士看见我撒腿就跑。”

这场医患闹剧最终以他威胁着“不治疗就从13楼跳下去”告终，老庞终于等来了他的手术。然而老庞的病历本上永远缺失了一页，那是被老庞撕掉的、上面写着刺眼“HIV”的一页。

2010年，教练（化名）在陪别人检查时意外查出自己感染艾滋病，瞬时大脑一片空白。他记不清自己如何走出那扇门，只记得开车到了一片空地，在那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两个小时，那时他在想：“我是不是要交代后事了？”

生病这几年，教练的心态从恐惧慢慢变坦然，然而最让他不能释怀的，是一个26岁艾滋病感染者的离世，“人有再多想法，好好活着是前提。”从那以后，教练推掉了自己的全部生意，开始锻炼身体，游泳、乒乓球、跳舞样样精通，他不但带着其他感染者一起玩，还总会告诉大伙“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快乐都是自找的。”

“最后的时候只有我陪着他，是我亲手送他走的。”提起十年前的往事，小芸（化名）仍然会记忆犹新。

小芸，这次受访者中唯一一名女性。十年前，她和前夫查出感染艾滋病，不久，前夫在病痛的折磨下离开了人世，这让小芸一度曾想“跟他一起走了算了”。如今，小芸再次组建了家庭，对方也是感染者。小芸说，如果不是家人执意让她找个另一半，她会选择一个人走下去。

现在病毒的侵扰使小芸无法正常工作，只能靠现任丈夫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和窘迫的生活条件让这个家庭难以为继，关于未来，小芸并没有什么期望，“能活一天算一天吧。”

当老郭（化名）坐着时，你会注意到他从骨子里透出的霸气与自信，以及眼里透出洞察世事的智慧；当他站起来时，你注意到的又会是他紧握的拐杖和别扭的走姿。

2006年老郭因偏瘫住院治疗，却因发现感染艾滋病而被拒诊。连续的转院使治疗延误整整半个月，也让老郭落下了左半个身体不能行动的终身残疾。从社会的精英阶层跌入谷底，老郭说苦都可以自己咽，唯一对不起的是女儿，“她原本应该有非常安逸舒适的人生”，老郭说：“我作为父亲没有给他一个依靠。”

现在他利用电商创业，在外人看来这只是小本买卖，但对他来说这是最有尊严的“重生”方式。

“你是同性恋吗？你吸毒吗？你滥交吗？”两年前，小丑鱼（化名）被医生这样问。他对第一个问题撒了谎，而医生递过来的检查报告上写着“HIV，阳性”。

“查出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的同伴也去查，很不幸他也感染了。”对于同伴，小丑鱼一直心有愧疚，但同伴从没怪他还一直不离不弃。“我的心态从每晚大哭崩溃到现在已经调整很多，跟我们相互扶持分不开。”现在他仍然瞒着父母，作为家中独子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下一个孩子。“以前想过找一个女性同性者结婚生一个孩子，现在只能想想了吧。”

老吴（化名）今年52岁，2000年被查出感染艾滋病，那时他刚离婚不久，却也因为染病没有再婚，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

这些年老吴没有正式工作，只能流落在大小饭店打零工，一旦被人发现是艾滋病感染者，他立即就会被雇主开除。“我吃药的药瓶有一次忘在了厨房，小服务员看到脸都吓白了，很快老板就把我请走了。”由于频繁更换工作，老吴没有太多积蓄，生活比较拮据。“我们虽然是艾滋病感染者，但我们仍然可以正常工作，我们不应该受到这种歧视。”

快四十岁的卓然（化名）面对父母的催婚总是很无奈，从2008年检查出感染艾滋病至今，他一直小心翼翼不被家人、同事发现，同时隐瞒的还有他的“同志身份”。

有一次卓然定的吃药闹钟在办公室响起，同事随口一句“这谁啊？干嘛呢？”就把他吓得再也不敢定闹钟。“有点杯弓蛇影的感觉”，卓然说。“有时同事之间会开一些关于同性恋或者艾滋病的玩笑，我只能随大流跟着取笑几句，但心里非常难过。”

截至2017年6月，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71.8万例，在2017年1月～6月新报告的病例中，性传播占94.2%（异性性传播占68.6%，同性性传播占25.6%）。（2017年11月13日，北京艾滋病防治国际研讨会，盛京仁爱社会服务中心提供）艾滋病传播的三种途径分别是：母婴、血液和性，日常生活中与他们接触并无风险，然而很多人还会以异样眼光看待他们。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生活或许就像埋着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何时就会分崩离析。而心态的调整不是确诊的那一瞬间，那一天，而是陆陆续续的半个月，一个月，甚至直到离开世界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