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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兵入塞”看大明国防战略的失误

一、铁蹄残河朔

华北平原上,一队队满洲八旗骑兵纵横驰骋,扬起漫天的烟尘,所过之处,庄稼被践踏、城市化为丘墟,百姓除了逃难就只有被屠戮、被掳掠两种命运……上述情景就是“清兵入塞”典型的一幕惨剧。

清兵入塞,又称清(后金)南略,是后金和清皇太极政权在和明朝在辽西战场因无法攻克关宁锦防线而陷入僵持局面时期,绕道蒙古,从山海关西面的长城关隘进入大明北方开辟第二战场的数次攻击掠夺军事行动。因为有几次规模不大,所以究竟有几次这样的军事行动有四次、五次、六次等不同的说法。

第一次入塞

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后金十余万大军以蒙古兵为先锋,绕道喀喇沁部落,攻破长城线上的大安口、龙井关,蹂躏遵化、良乡、固安、香河、永平、顺义、迁安、滦州等地。明朝重兵皆在宁前、锦右,山海关以西军伍废弛。后金大军来攻,明总兵赵率教、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等相继率兵入援。十一月,后金军围遵化,赵率教战死,后金兵进迫北京城下,袁崇焕尾随于后至广渠门外。《清史稿》称清方设反间计以陷袁。明朝内部有人藉此攻击袁崇焕纵敌入侵,袁被逮下狱,次年八月含冤被杀。可惜这种说法与明朝处决指控袁崇焕的罪名并不符合,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开放,“反间计”一说正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和草根们所怀疑,这可能是擅长“文字狱”的乾隆帝始料未及的。后金兵转而东去﹐蓟辽督师大学士孙承宗率军陆续收复了滦州、永平、遵化、迁安四城。三年六月,后金兵还至沈阳。

第二次入塞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七月﹐后金再次发动入口之战。兵分四路向明朝腹地进攻﹐以宣府﹑大同为主要攻击目标﹐影响所及至于戒严。这次入塞,蹂躏逾五旬,杀掠无计其数。此次入塞最大的后果就是在河南包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曹文诏被调往大同抗金,以致被围农民起义军趁机突围。

第三次入塞

1635年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多尔衮、萨哈璘、豪格等率军出征林丹汗的河套地区,顺手搂草打兔子,入塞抢掠了太原府所属的忻州、定襄、五台等州。

第四次入塞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四月,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当年六月,清军由武英郡王阿济格等率领,分路入独石口,进抵居庸关,攻克昌平,直逼北京。明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皆按兵不敢战。清军遍蹂畿内,攻略城堡,阿济格的军队56战皆捷,共克昌平、宝坻、定兴、房山、安肃、安州、东安、雄县、容城、文安、永清、顺义等16城,俘获人畜17万,艳服乘骑,奏乐凯归,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明称戊寅虏变。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恇怯不敢战,自知死罪难逃,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掠夺人畜十八万。九月清军从建昌冷口出边。

第五次入塞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皇太极令睿亲王多尔衮、克勤郡王岳托等率领清军分两路,一入墙子岭,一入青山口,至通州会师,到涿州分为两道,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山河之间六路并进。朝廷急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孙承宗率领全家子孙拒守高阳城;城破,一家四十余口皆壮烈战死。明宣大总督卢象升拚死奋战,十二月在钜鹿贾庄被清军包围,弹尽粮绝,突围奋战,马蹶最后阵亡。次年初,清军攻下济南,明德王被执,全城焚毁一空。二月清退兵,入塞共五个月,转掠二千里,攻下七十余州县,俘获人口四十六万余,金银百余万两。通州、涿州、济南府等河北、山东的大量州县。“共计一府、三州、五十五县、二关。”人畜46万。后来清军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初八日至十一日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洪承畴奉命镇守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庭建议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朝廷未采纳,反以传庭为保定总督,传庭借口推辞,崇祯大怒,命将其逮捕入狱。此后李自成、张献忠再度崛起,直至明亡。

第六次入塞

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深入腹地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在贝勒阿巴泰率领下,分路从墙子岭入,会于蓟州,然后分道,一趋通州,一趋天津。十一月﹐戒严,明勋臣分守九门。清军铁骑继续南进,直入山东,清军一路上纵横千里,兵锋止步于南直隶海州一带。这次清军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五十五万头。次年四月北还。明朝将帅拥兵观望﹐无一敢战。

二、满清入塞战略的缘起及成熟

后金在夺取明朝辽东后,本想挟连胜之势,一鼓作气从辽西走廊这一最为便捷的通道直入山海关。但在小小宁远城下,后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1626年,建州酋长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受重伤,不久便一命呜呼。此后,明军就以宁远、锦州两城互为犄角,其间以多座坚固的堡垒连贯成线,在配备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宁锦防线成为后金难以逾越的屏障。

皇太极在继位后,虽然在继续在辽西战场上连番猛攻,但除了收获重大伤亡外,依然顿兵于坚城之下。宁锦大捷以后,阉党借口袁崇焕不救锦州,迫使他一度辞职。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1628)阉党事败,袁崇焕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他的用兵方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袁崇焕到宁远整顿兵马,训练骑卒,加强战守。因有袁崇焕在宁远坚守,皇太极直接进兵北京的道路受阻。对于后金这种全民皆兵,以战养战的大型军事抢掠集团,如果不能持续从战争中掳掠财富、人口,就会面临灭顶之灾。由于努尔哈赤对辽东汉人采取了“诛戮汉人,抚养诸申”杀鸡取卵的残暴政策,辽东汉人不是逃亡就是啸聚山林、反抗暴政,致使辽东大片土地荒芜,生产严重破坏。这时后金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太宗实录卷三》记载:天聪元年,“时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国中银两虽多,无外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良马,银三百两。牛一,银百两。蟒缎一,银百五十两。布匹一,银九两。盗贼繁兴,偷窃牛马,或行劫杀。”即使这时皇太极改弦更张,安抚汉人、恢复生产,一是见效慢,且结果难料;二是辽东地域狭小,难以满足军需。所以,满洲人还是觉得掳掠这个方法见效快,而且早已轻车熟路。所以,皇太极上台的第一年(1627年)就派阿敏率3万后金军越过鸭绿江,到朝鲜饱掠一番,但只是解决了燃眉之急,毕竟朝鲜国小民穷,如果不能继续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明朝掠夺更多的战争收益,后金政权就难以为继。

于是,绕道蒙古,从山海关西面的长城关隘进入大明北方的战略初步形成了。但另一方面,满清是在彻底击败漠南林丹汗,让漠南蒙古成为满清附庯之后,才对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掳掠的。皇太极绕道蒙古人地盘进攻大明京畿地区,其实是一种军事冒险,因为在第四次入塞前,满清尚未彻底降伏漠南蒙古,而当时关宁军仍控制山海关及辽西地区,漠南蒙古地区相当于满清的后路。所以,前三次入塞八旗军入塞掳掠的方位主要限于京畿和沿长城一线的宣府、大同等地区,未敢大规模深入。因此对皇太极来说,在南下入关之前,必须先解决蒙古这个后背隐患,以避免重蹈金朝的覆辙。为消弱林丹汗的势力,皇太极继位后,就对蒙古各部采取联姻、劝诱、征讨一系列软硬兼施的策略,以蚕食瓦解林丹汗所控制的各蒙古部落,终于在1634年夏逃难中的林丹汗因病去世,1635年其子额哲向皇太极投降,并献上元朝传国玉玺。1636三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至此,满清彻底控制漠南蒙古。

从此,满清开始大规模入塞掳掠,其意图已经超出了抢掠为主的经济目的,还在于削弱明朝实力,更有策应农民起义军,令明朝始终处于两线作战的险恶用心。

三、大明帝国的应对

遗憾的是,明帝国在对后金崛起后的一系列应对都很糟糕,整个战略基于消极防御,除了固守宁锦防线,对敌人“清兵入塞”这种大规模战略迂回,几乎没有任何积极对策,既没有对漠南蒙古部落努力争取,来断满清的后路;也没有利用好毛文龙这颗“敌后”的钉子,从朝鲜、辽东沿海运用自己的水师优势对后金(清)施以同样的战略进攻或袭扰。而是一任事态发展、恶化,终于左绌右支,一朝覆亡。

四、严重的后果与深刻的教训

清兵入塞一直被视为明朝灭亡的主因,盖因在第一次入塞前,满清的叛乱范围一直控制在辽东地区,并没有越过长城。满清入塞使大明伤筋动骨,对华北地区造成空前浩劫,死者无数,仅以1638年第五次入塞清兵攻陷济南为例,全城百姓死于屠刀之下的就有17万之众。更令被重重围困的农民军乘机逃脱明军的清剿,例如满清在1638年的入塞,便令被困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有喘息之机。华北地区遭此浩劫,人力物力损失巨大,以至于后来清兵入关后,再没能像两宋之际那样掀起大规模抗清活动来牵制清军南下。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大明的沦亡已不可挽回,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分析原因,汲取教训。

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明朝对北方“鞑虏”的国防战略日渐消极、保守:洪武、永乐两朝还是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以政治诱降。太祖深知仅靠一条单薄的长城是无法挡住蒙古人快速机动的骑兵,于是又在长城外建立大宁、开平、东胜(今呼和浩特附近)三大军镇互为犄角,作为战略纵深。明成祖虽然五征蒙古,并极力维持蒙古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落的均势,无疑是成祖处理边疆问题的智慧。但这种智慧不会遗传,况且成祖本人也做两件当时看起来无害,其实遗祸无穷的错误:一是把日后大明王朝的掘墓人——当时正被朝鲜人围剿的建州女真部落安置在辽东边外的高句丽故地;第二就是把大宁卫赏赐给助其夺权有功的蒙古兀良哈部落,这使开平、东胜两卫失去了依托,不能再维持下去,到宣宗年间全部撤入长城以内,全赖一条长城以拒北方强虏。

而此时,明朝的首都已定鼎北京,紧依明朝的国境线——长城,这在军事地缘上这是极其危险的:长城防线极易突破,敌骑几日内就可以抵达北京,虽然说北京城墙高大坚固,驻有重兵,但京师一旦有事,天下震动,以后瓦剌、鞑靼、满洲人屡次突入长城,威胁北京、瘫痪中枢就是明证。所以说,明朝定都北京并没有错,错在失掉了北京周围大宁等战略要地,使首都失去了战略纵深,“天子守国门”固然勇气可嘉,但让全国的心脏暴露在敌人的锋刃下无疑是愚蠢的。

再回到崇祯年间,后金叛乱自立至努尔哈赤死时,只控制了建州、海西女真部落,地理上也只拥有今天辽宁辽河以东和吉林中南部地区,黑龙江的野人女真要到皇太极后期才会臣服。所以说,皇太极刚继位时,后金的战略形势是极其危险的:西面是明军固守的宁锦防线,西北是不友好的蒙古林丹汗,南面是明朝的附属国朝鲜。大明只要经营得当,将满清绞杀在萌芽中也不是不可能。试想如果先全力支持林丹汗统一东蒙古部落,一个强大的蒙古汗国雄峙在满清的西北,满清不仅不能实施其迂回战略,且不能全力对付明朝;再说朝鲜,虽然朝鲜军队战力很弱,但经营好朝鲜至关重要。一旦后金的力量被吸引在辽西、蒙古,朝鲜方向就是它的软肋,利用明朝强大的水师从辽东沿海或朝鲜出其不意地进攻其后方,并联络辽东汉民予以响应,一定会造成后金的极大混乱,让它也尝到多线作战的滋味;最后还可以取道朝鲜,抚慰黑龙江的野人女真诸部落,封以高官、许以重利(这其实也是唐朝在东北设立渤海、黑水两个都督府的用意,意在让靺鞨人互相牵制),这样就完成了对后金的全面包围。

可惜,崇祯既无成祖驾驭夷狄的手腕,也无识人、用人的智慧,一味坐守困成,战和狐疑不定;而大明的支柱——士人官僚集团腐朽颟顸,除了擅长迂腐的道德文章和损人利己的权谋,几乎与时势无补,即使有少数的有见识的人也会在官场“逆淘汰”的规则下被排挤甚至枉死。可以说大明是坐视原先的有利形势被满洲人一一击破,最终变为自己的劣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满洲人,明朝对蒙古战略地位的认识是严重不足的,尽管明朝意识到通过与林丹汗建立友好关系可以使之成为对抗满洲人的对手,并且曾经每年给予7000两白银的奉贡。甚至在1621年,一位老臣王象乾建议朝廷每年花费100万两白银,帮助林丹汗在塞外建立一个蒙古汗国以作缓冲,但这一政策被短视的明朝廷所否定。1628年明朝与察哈尔部决裂后,林丹汗失去了对草原的控制,第二年,满洲人就借道蒙古第一次攻入塞外。而相反的是,满洲人一直把蒙古问题放到了生死攸关的地位,为了满足蒙古同盟者的需要,满洲人不仅把从中原虏获的战利品和朝鲜得到的白银分给蒙古人,甚至不惜牺牲其族众的利益,也要支援蒙古人。尽管粮食短缺,皇太极还是爽快地供应给了那些向满洲人提供马匹并同意停止与明朝朝贡贸易的蒙古部落盟友。以致皇太极在于蒙古人结盟后不久就抱怨道:“今(1633年)满官已将谷粮尽数售出,以购马匹。故无一物可食,众人皆受饥饿数年之久。”

三百多年过去了,大明的亡魂还在历史的深处徘徊,诉说着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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