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诗研究札记（二十五）
■蔡显良
（五十一）欲说还休的赵孟頫
握手传玩余，
欢喜见颜色。
刻意学古书，
池水欲尽黑。
书记往来间，
彼此各有得。
我时学钟法，
写君先墓石。
这首《哀鲜于伯机》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元代书坛领袖赵孟頫，此诗作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是为悼念鲜于枢逝世五周年。赵孟頫博学儒雅，历经元朝五位皇帝，官拜从一品，名满四海，声名显赫，曾让元世祖忽必烈惊为“神仙中人”，被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比之“唐李太白、宋苏东坡”。而“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的鲜于枢，辗转扬州、杭州和金华等地，做的是掾吏之类的七品小官。地位的悬殊并未影响到二人的友情，赵孟頫从二十余岁结识比自己大八岁的鲜于枢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的最大原因，恐怕非书法莫属。正如赵诗中所记的那样，刚认识不久，二十余岁的赵孟頫，即曾以钟法书鲜于枢先君墓石。此后他们常在一起切磋书法，交流艺学，共同促进了元代书法的发展。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愁深无一语，月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赵孟頫长诗《罪出》中的诗句，表达的是他作为宋皇室后裔出仕元朝的矛盾心态。但矛盾归矛盾，在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的再三举荐下，赵孟頫终于弃隐而仕。对赵孟頫的出仕元朝历来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他的出仕即属失节，关乎人品。亦有人认为赵孟頫是在宋室灭亡已近十年后才仕元，故已无关气节，何况赵孟頫出仕后为传统艺术作出很大的贡献。现在看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如果赵孟頫一直隐居不仕，未能获得帝王的宠信与推重，就未必能获得那么高的社会地位，那么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对于当时与后世的影响肯定有限，也许元代的书画史今天就要重新改写了。鲜于枢与赵孟頫并称“二杰”，同为元代书坛巨擘。赵孟頫云：“仆与伯机同学书，伯机过仆远甚，仆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题伯机临《鹅群帖》）对于这样一位恐怕是赵孟頫唯一赞扬过的当代书家、能独树一帜且与之分庭抗礼的鲜于枢而言，假如不是过世较早，假如赵孟頫未能出仕，两人书法成就之孰高孰低，还真不易判断。
书法在古代还肩负着实用功能。尤其是唐代，当使用“身、言、书、判”作为遴选官员的四个标准时，书法与官吏的渊源关系便更加根深蒂固，以至“书而优则仕”成为千百年来的一大官场特色。反过来政治与仕途对于书法的传播与影响，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帝王的重视与否确是非常重要的。远至唐宋时期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蔡襄、苏轼，近到清代的王文治、翁方纲、刘墉、翁同龢、康有为，等等，无不在政治上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与影响。人格力量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其中的作用亦很彰显，佳者对其书法更起推动作用，典型即为颜真卿；恶者必受损，蔡京、秦桧之流可谓咎由自取，而赵孟頫、王铎等人则深受其害。而书法本身的好坏，当然还是关键中的关键。赵孟頫书法尽管亦有激烈抨击者如明代项穆，批其“妍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但终究凭借书法水平及其对元代书法的贡献而名垂青史。即使“薄其人遂恶其书”的董其昌、傅山二人，晚年均对赵孟頫重新评价并叹服。
“学书工拙何足计，名世不难传后难”（《赠彭师立》）。赵孟頫设立的书法理想显然很远大，故他为了改变元初书坛“书法不传今已久”（《论书》）的荒疏与单调局面，提倡复古：“刻意学古书，池水欲尽黑。”（《哀鲜于伯机》）并寄情二王：“千古无人继羲献，世间笔冢为谁高。”（《赠张进中笔生》）“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论书》）而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去俗求雅，振兴书坛：“谁能精专换骨髓，扫除俗尘不瑕秽。”（《题黄素黄庭后》）
对于时风的批评与纠正，赵孟頫有时也是力不从心的：“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字，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差，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尚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未尝敢以语不知者，俗流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赵孟頫批评颜书又不敢明说和公开的原因除了积重难返之外，恐怕政治因素才是赵孟頫欲言又止的最大心结。颜真卿是因为刚正不阿的名士气节和忠君形象被宋代树立起来的忠臣书家，赵孟頫自己作为宋室后裔而仕元的这一内心隐痛，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米芾那样大胆地跳出来公开反对颜书。
（五十二）元代书法复古运动的副将——鲜于枢
兰亭化身千百亿，
贞观赵模推第一。
百家聚讼漫纷纭，
正传宁到山中石。
论书当论气韵神，
谁与痴儿较形质。
除了这首《题赵模拓本兰亭后》，鲜于枢还有两首论书诗《题唐模兰亭墨迹》《王大令保母帖》，表达的均是对于二王书法的尊崇之情。不但赞扬《兰亭序》“三百二十有七字，字字龙蛇怒腾掷”，而且还批评虽谓“集古字”却喜颠狂“墨戏”的米芾：“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学何书。”当然，鲜于枢明白假若一味复古甚至守旧，显然没有出路，因此他才鲜明地喊出上述口号：“论书当论气韵神，谁与痴儿较形质。”
鲜于枢书法由唐人入手，再上溯魏晋，直追二王，善悬腕作字，强调骨力。小楷法钟繇，圆润遒劲。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王祎对鲜于枢的复古书学思想有很好的评述：“渔阳鲜于公草法盖本于右军大令父子，至于其展为大体，则自其法而变者也。”据传还是鲜于枢在赵孟頫尚沉迷于宋高宗书法时“令其从右军入手”，奠定了他成为元代书坛巨擘的基础。“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张即之)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子昂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虞集显然是慑于赵孟頫的声名而作的总结，事实上，比赵孟頫年长8岁而且更早出道的鲜于枢，可谓元代书法复古尚晋的先导性人物，只是因为仕途踬踣（zhì bó），又天不假年，影响了他包括书法在内的声誉，故当后来赵孟頫声振寰宇的时候，鲜于枢只能屈就出任元代书法复古运动的副将了。虞集又云：“大德、延祐间，渔阳（鲜于枢）、吴兴（赵孟頫）、巴西（邓文原）翰墨擅一代。”张雨在跋邓文原《临章草急就章》卷时云：“早岁大合作，中岁以往，爵位日高，而书学益废。”对于邓文原而言，仕途反而影响了他的书法成就，因此元初唯一能够跳出赵孟頫书风笼罩的书家且能独树一帜者，唯有鲜于枢一人而已。由于一为吴兴人，一为渔阳人，所以人们习惯上称赵、鲜二人为“南北二雄”。据野史所载，鲜于枢“书名与赵文敏松雪相埒（liè），或谓遒劲过之。好事者至云松雪每以己书三幅易困学一幅焚去，以其轧已也”。料想一向沉稳谨慎的赵孟頫不会有如此轻佻的举动，但虽然戏说成分更大，亦从一个侧面证明鲜于枢在当时书名极盛，足以与赵孟頫抗衡：“一自昭陵藏墨本，书名谁复更超群。忽传河朔专行草，不让吴兴变隶分。”（贡师泰《题张子固所藏鲜于墨迹》）
鲜于枢书法得以成就的原因，除了研习古法之外，善于妙悟以至创新亦为一途。苏天爵云：“常闻故老云，鲜于公早岁学书，愧未能若古人。偶适野见二人挽车行淖泥中，遂悟书法，盖与昔人观舞剑器者同一机也。”传说他早岁学书不得笔法，后来偶然在郊外见到二人在泥路上挽车，遂领悟了书法的奥妙。鲜于枢见泥路挽车而悟笔法，与古人妙悟笔法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讲的都是书法上善于创新之人在苦思冥想与刻苦训练之余，得一偶然之机而妙悟笔法，从而书艺大进。汉代的蔡邕看扫帚刷墙而创飞白书，唐宋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怀素观夏云多奇峰、文与可观道上斗蛇、黄庭坚观长年荡桨、雷简夫闻平羌江声，以及明代的姜立纲观风波行舟等，皆言说此理。严羽《沧浪诗话》云：“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书道亦然。但是，凝神遐想不是瞎想，心领神会不能盲目，妙悟的偶然必须建立在长期训练的必然性基础之上。坐井观天，梦想天上掉馅饼，显是徒劳。
同时期的文学家、诗人柳贯（1270—1342）曾评价鲜于枢：“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遇其得意往往为人诵之。”人称“髯公”的鲜于枢表里合一，身材魁梧，慷慨豪气，桀骜自负。常与上司争论是非，一语不合则拂袖而去，拒绝同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交往，被认为是“世外奇崛不凡人也”。陈绎曾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瞋目伸臂曰：胆！胆！胆！”鲜于枢崇尚魏晋是为了借古开新，思索改变宋末元初衰陋的书坛风气，其大字楷书雄逸健拔，行书真力弥满，尤其草书创作，笔法纵肆，欹态横生，难说不是与他那超脱不凡、“酒酣骜放”的性格密切相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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