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平津战役后，可文华在北平的照片
作者：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柯楚
近年来，有不少抗战影视剧，将当年的抗日战争描绘得太容易了，日寇似乎成了弱势方，总是被轻而易举地大量消灭，对观众产生误导。为还原当年真实场景，作者撰写此文，仅供参考。
我的故乡华北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多灾多难，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争夺最激烈、最残酷的主战场。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及其官兵都跑了，但家乡父老都没跑，在我党领导下，拿起大刀长矛，在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顽强抗击日寇精兵劲旅，用巨大的牺牲铸就了数不尽的慷慨悲歌！大家耳熟能详的《地道战》《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平原枪声》《百团大战》等忠烈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
当年，我的父辈投笔从戎、弃文就武，追随吕正操、杨成武将军，与日寇刺刀见红、血战华北；面对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和“铁壁合围”，多次身处绝境，死战不降，宁折不弯，与无数燕赵儿女一道，用自己的青春热血和年轻生命，共同捍卫着家乡故土和祖国尊严。
其中，我的二伯父可文华由于当时受过高等教育，一直在八路军正规部队南征北战，并在作战间隙从事文字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任部长黄克诚大将的文字秘书。听奶奶讲，二伯父原本是个爱说爱笑的人，经历了那场战争，变得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少有笑容，一直不愿对人提及那段惨烈的经历。
我长大参军后，经常利用难得的探亲之机，看望二伯父，向他了解那场渐渐远去的战争细节，探寻当年为什么一个弹丸岛国的强盗，能够一举侵占大半个中国。二伯父不仅有文化，而且很务实。在我多次追问下，他客观、理性、真实地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战争“碎片”，听起来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与当今影视剧的情景，完全是两码事。他总结当时我方的劣势，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军阀割据，缺乏团结担当
二伯父讲，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就早已经在北平建立了军营，并屯有驻军，与中国政府的军队同城而居。现在看来，作为主权国家，这是决不能容忍的！但在当时，却是事实。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时，驻京津冀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至少有22万人，而日军只有5700人。在卢沟桥附近，经过1个多月的争夺，虽然局部战斗的国军将士非常英勇，但结果是失败南撤，丢失了整个京津冀地区。
为什么众不敌寡？二伯父的看法：
一是国军不愿作战。国民党的绝大多数军队，实际上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军阀手里，这些军阀都是凭借自己手中的军队谋取社会地位的。因此，谁都不愿对日正面作战，损失自己的军队。
二是国军不团结。国民党的军队常常是眼看着友邻部队与日寇血战，但只要日寇不攻击自己，自己就不出手相助友军，害怕“惹火烧身”。
三是国军缺乏担当意识。遇到日寇来进攻自己，绝大多数都不立即反击，而是一边退却退让、一边请示上级。实质上还是不想、不愿、不敢对日作战。
严格讲，作为军人，遇到外敌进攻，不需要请示，应该直接反击。如果卢沟桥战役之初，即使不讲战术，20多万国军一拥齐上，区区5000多日寇绝不是对手，肯定会被彻底消灭。
二、国人蒙昧，国家意识淡薄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国家看成是自家的，而不是老百姓的。特别是清王朝，更是把老百姓甚至各级官员统统视作“奴才”。长期以来，中国无论是政府、军队的上层，还是底层普通百姓，完全处于“一盘散沙”状态。因此，日寇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初，国民政府的很多官员和老百姓，并未意识到“平津危机、华北危机、国家危机、中华民族危机”。
1937年下半年，日军迅速占领了华北地区的大城市和重点县城。随着国民党军队向南撤退，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也纷纷望风而逃，冀中平原地区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其中，国民党安平县政府主要官员南逃深县，躲进了天主教堂。此时，共产党组织领导当地群众，及时在冀中平原各县建立了人民政府，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图存。
到1939年初，日军基本上占领了冀中平原的所有县城，但每个县城都只有几十个、最多一二百个日军，原有的警察照样替日寇维持秩序。
到1940年前后，国民党高层分裂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当时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二号人物汪精卫在南京另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政府”之后，在日军帮助下，各地纷纷“恢复”政权。国民党政界、军界一些亲汪官员纷纷倒向“南京政府”，不少地方逃亡的国民政府官员再度回归，成为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少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投靠“新政府”，成为日寇的帮凶。
另外，表面上，“南京政府”及其领导的各级地方“政府”和原来一样，悬挂的都是“中华民国政府”牌子，张贴的都是孙中山画像，使用的也都是“青天白日”徽章……，这在当时国民文化素质、思想觉悟普遍较低的情况下，颇具欺骗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国人的思想更加混乱。
特别是基层老百姓，看到“政府”征兵、摊派兵员，也就应征入伍了。因此，汉奸及汉奸武装急剧增多，几乎每个县城都有了皇协军、南京伪政府征招的伪军、保安团等汉奸武装。有些地区汉奸武装的数量远多于日寇。当时，许多老百姓都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个“政府”虽然形式上与原来的政府一样，但它却是“伪政府”，其征召的部队是“伪军”。
河北历来有尚武之风，当时有不少武馆、封建会道门等。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学校因战乱停学，二伯父回到了老家安平县可胡林村。因在学校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想在老家把练武的人、会道门的人以及青壮年组织起来，必要时护村、自卫，但多数人都不支持，甚至反对他“惹事”，劝他安安稳稳当个老百姓。
二伯父讲，从1938年春天开始，八路军冀中军区在安平县成立，家乡就有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启发群众的国家和民族意识，动员大家抗日救国，并在各村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全面抗战的前几年，地方共产党组织和党员的身份都是严格保密的，防止有人向日伪军告密。本着“当兵、吃粮、挣军饷”的目的，参加伪军、皇协军的人也逐年增多，足见当时国民的觉悟程度。当时，的确是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启发下，群众的不当汉奸、不当亡国奴、抗日救国意识才越来越强，思想觉悟才越来越高。单就启发民智而言，共产党十分了不起。
三、平原作战，地形对我不利
1938年4月，中共冀中区党委在安平县成立，黄敬同志任书记；同时成立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同志任司令员。1943年8月，吕正操同志奉党中央电令，率领冀中军区6个主力团转战晋绥战场。之后，杨成武同志接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林铁同志任政委。
二伯父参加八路军的前几年，一直在八路军冀中军区机关，追随吕正操和黄敬同志，血战日寇。后来，担任林铁同志的秘书，在杨成武和林铁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鏖战敌伪。
冀中平原是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德州几个城市中间的区域，这几个城市之间有京津铁路、京汉铁路、石德铁路、津浦铁路相连，加之平原地区密密麻麻的公路网，对装备精良的日军，特别是对日伪军的汽车、骑兵、坦克、大炮的快速机动十分有利，而对只有步枪、大刀、长矛、两腿的八路军非常不利。特别是冀中，平原无险可守、无处可藏，对我军更加不利，经常使我军陷于被动。
八路军、游击队，只有在秋季高粱、玉米等农作物长高，形成“青纱帐”之后，才能自由活动，而其他季节则多是在夜间活动。
当时，八路军较大规模的部队都是夜晚行军、白天宿营。宿营时，通常都不会集中在一个村镇，而是按建制把部队分散在周围几个村，指挥机关则放在相对居中的村镇。这样，如果一部被敌人包围，一方面，其他几部可以实施救援和策应；另一方面，被包围的部队突围后，也有个接应和去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开展游击战争持久战，军区机关和基层部队一样，可谓居无定所，天天夜间行军、转移。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部队绝大多数移动、运动都是在夜间，几乎每天夜里都要行军几十里、一百多里。当时，我军最擅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偷袭敌伪。敌伪也经常在后半夜出动，凌晨天亮前偷袭我军，特别是我军的各级指挥机构，更是敌伪袭击的重点。再加上常常遇到的“遭遇战”等，大小战斗十分频繁。
二伯父上学时，眼睛近视，戴副眼镜，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参加八路军后，由于文化水平较高，被安排在冀中军区机关工作。他写得一手规范、俊秀的仿宋体和行书，在作战之余，主要从事文字工作。
每当部队转移到达新的宿营地或战斗结束，其他同志可以马上睡觉、休息，而他却要立即登记战果、战损，随时完成首长交办的文、电起草等事务。每当部队转移或遇袭突围时，他必须首先收好自己经管的文件和资料，一页都不能丢失。这就比其他同志更多了几分小心、更多了几分艰辛。
“在战争年代，武器就是战士的生命。而对我来说，文件比生命重要。”二伯父平静而凝重地说。因此，他平时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随时收纳文件”。也就是说，不管多累，他都是坚持一次性把文件处理完，马上把文件用麻绳捆绑成一捆，包到包袱中，然后再休息、睡觉或干其他事情。在抗战时期，他睡觉基本上不脱衣服，一旦有情况，可以背起文件包袱，抓起武器就走，不至于因情况紧急而遗失文件。
二伯父是个心思细致、缜密的人。他把上学时使用的几个硬纸夹子带到了部队，用刺刀把纸夹子划成了几块硬纸板，每次捆绑文件时，都把每一摞文件弄整齐，并分别在上方和下方各垫一块硬纸板，然后用麻绳捆紧，再包进包袱里。因此，他经管的文件十分完好，甚至连边角都无折损，多次受到首长的称赞。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良好的习惯，曾经在一次与敌人短兵相接的殊死搏斗中，不仅救了自己一命，还救了战友。这是后话。
由于无险可守、一望十里，当时多数的伏击战、攻击战、阵地战、防守战、突围战等，只能在村镇进行。每次战斗结束，我军离开后，日伪军都会对战地村镇的无辜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常常是屠村、烧村。冀中的父老乡亲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
比如，1937年10月10日，吕正操将军率领东北军691团，利用梅花镇坚固厚实的土围墙，重创南侵日军，以阵亡20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日军700多人。战后，日军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梅花镇惨案”，全镇550户2500多人，被屠杀1547人，其中46户被杀绝。二伯父讲，每当提及此事，吕正操将军的愤恨、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为了便于我军在大平原的机动和作战，尽量减少日伪军对战地群众的报复伤害，吕正操同志集中基层指战员和群众的智慧，决定开挖交通沟。冀中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把密集的乡间道路都挖成了交通沟，并在村与村之间另外挖掘多条交通沟。主干交通沟深度有2米多，宽度可以通行马车，四通八达。这样不仅破坏了有利于日伪军汽车、大炮机动的道路，而我军在大白天也能够在沟中行军和运动，隐蔽接近敌人、伏击敌伪，把很多战斗移到了村镇之外，情况明显好转。
四、训练不够，单兵素质悬殊
二伯父说，全面抗战的前几年，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正规部队的拼刺技法“华刺”，是根据传统武术演变而成，明显带有中华文化中“仁”的痕迹。在战场上，与凶残、霸道的东洋刀法和东洋刺法相遇，立显劣势。
我军也有一些从小练武、功夫出众的战士，但很难突破“强身健体，以德服人”的习武宗旨。殊不知，日军死了都不会“服”你。在战场临敌之时，许多这样的战士死于已经“落败”的日军之手。
抗战的后几年，我军经过付出血的代价，不断在战场上学习如何作战、如何对敌，才有所改善。特别是八路军，个个不怕死，明知是死、仍然拼命的气势，令日军胆寒、退缩。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着力培养国民的军国主义意识和武士道精神，从小学生开始，体育课就是刺杀训练，可谓“童子功”。当时的日军士兵，都具有高中文化程度，都是“车轴汉子”，营养很好，体格健壮，训练有素，战斗力十分强悍。
二伯父说，战场上的较量，不仅是力气和勇气的竞争，也是智慧的较量。日军的刺杀技术超乎你的想象。当时，八路军、县大队、地方游击队等武装，基层指战员很多都是挥锄种地、只字不识的农民，加上装备落后、缺枪少弹，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根本不是日军的对手，常常是七八个战士围着一个日军，如果不开枪，几分钟就会被日军刺倒。只有从陕北过来的当过红军的班长、排长，才能和日军一对一地拼刺刀，但也很难占到便宜。
当时，我军随时有可能与敌伪短兵相接，发生混战。因此，军区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各级干部、各位首长，第一要务是作战、是消灭敌人，但是所有指战员至少要能够自保，否则很难在部队活过一年。
作为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吕正操、杨成武将军，也是经常与日伪军直接作战。在抗日战争后期的1945年初，由杨成武将军亲自接待、安排盟军观察员、美军军官艾斯·杜伦一行，在冀中地区七分区、八分区、九分区“观察”期间，天天都与日伪军周旋，并多次钻地道藏身。足见当年形势之严峻、战斗之频繁、战争之残酷。
听我的三伯父可文彦讲，二伯父可文华不仅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是个有心人。虽然从事文字工作，但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首先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对敌作战是最基本的任务。因此，平时一有时间，他就找最壮实、最强悍、最有战斗经验的警卫战士，与之刻苦对练拼刺刀、摔跤及射击技术等，努力提高作战本领。他既胆大似虎，又心细如发，喜欢摆弄缴获的各种武器、弹药、地雷、电台、设备等装备，曾经多次拆卸日军飞机投下的未爆炸的炸弹，把炸药倒出来，用于抗日。在作战中，他既勇敢顽强，又机智灵活，虽然经常面对面地与日伪军恶战，但抗日战争期间，他却毫发无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石家庄战役、解放天津战役、平津战役等多数大战中，均未受伤；只是清风店战役中，受过一次枪伤，而且是皮外伤，既十分幸运，又非常神奇。
有一次，冀中军区首长派二伯父到八路军新组建的一个团，帮助工作2个月。他到达的第三天，凌晨3点刚过，哨兵跑回来紧急叫醒大家报告，团部驻地村庄被偷偷摸上来的300多名日伪军包围。当时，团参谋长正在附近村庄的营里开展工作，团部只有团长、政委、二伯父可文华、4个通信员以及20个负责放哨警戒的战士。
团长、政委紧急商议后，命令大家分3个方向分散突围，分别向驻扎在附近村庄的3个营靠拢。二伯父奉命身背装有全团重要文件和花名册的包袱，与4个战士结伴，向村东突围。
跑在前面的他，迎面碰到一个日军。“先下手为强！”他手持上着刺刀的步枪，借前冲之势，挺枪刺向日军的前胸。但不仅被日军轻松避过，后背还结结实实地挨了日军一记“突刺”。他向前踉跄了好几步才收脚站稳，眼镜受震动滑落。
当时，在一般县城或镇上，都能买到老花镜，但近视眼镜却十分难找。“离开眼镜，我就基本上成'瞎子’了！”二伯父参加八路军之初，就想到了要在作战中保护眼镜，这对自己的工作和作战非常重要。
于是，他找驻地妇救会，要了几条纳鞋底的棉线绳，绳子两端绑在两条眼镜腿的根部，又结了一个绳套，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保证了在作战中眼镜无论是向下掉、还是向上飞，都始终只会挂在胸前，尽量避免掉在地上丢失或损坏。
但他在先前的一次白刃战搏斗中，还是把眼镜左腿折断了。战后，二伯父用一段细铁丝做了一个挂钩挂在左耳上。虽然眼镜戴着不太稳固，但在当时情况下也只能凑合，总比没有强。这副断腿眼镜，伴随他经过了多年学习、工作和作战，包括在“抗大”的半年学习时光，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解放石家庄战役胜利后，才在石家庄买了一副新眼镜。
这一次与日军拼刺刀，眼镜受震动滑落，挂在了胸前。当时，天上虽然有一轮残月，但那天是个半阴天，光线很不好，加上眼睛近视，他收脚稳，挺枪回身，模模糊糊地看到，那个日军已经把一个身高足有一米八的战士刺倒在地。
其他3个战士呈扇面态势，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连连刺向日军，但均被日军避过。
二伯父重新戴好眼镜的同时，意识到这个日军是一个实战经验丰富、战斗力很强的老兵，只有开枪才能迅速消灭这个敌人。但此时，日军在他和3个战友之间迅速运动、拼刺。为了不误伤自己的战友，他只能端着步枪，寻找开枪的时机。
日军又一个“突刺”，刺中了中间一个战士的腹部，这个战士右手捂着腹部蹲下身来。
剩下的2个战士一左一右，继续与日军拼刺。日军挥枪逼退右侧的战士，回身刺向左侧战士的前胸，左侧战士用力格挡不力，被日军刺穿了左肩。
此时，二伯父抓住时机开枪，击中了日军的背部。3个人一拥齐上，才将这个日军乱刀刺死。
被刺中腹部的战士肠子流了出来。二伯父用比较干净的毛巾，托堵着那段肠子，简单包扎了一下，用腰带勒紧，背起他，同另外2个战友一起冲出村外。幸好，刚出村二三里地，就碰到了在附近东边村子驻扎，前来接应的一群战士。
一个带队的干部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就派1名战士随同二伯父和这1个重伤员、1个轻伤员向他们二营驻地集结，并报告情况。他带领一群战士和那个未受伤的战士，赶往村南枪声密集的方向救援。
这次很幸运，哨兵发现敌人围村还算及时，团长和政委也都及时成功突围，伤亡不大，部队乘着夜色向北急行军30里，天亮前摆脱了敌人。
如果等到天亮再发现敌人，大白天突围，会很困难；即使突围成功后，恐怕也很难摆脱敌人，在大平原上，就会成为日伪军的“活靶子”，十分被动。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只能就地坚守，与装备精良的日伪军打阵地战，坚持到天黑或夜深后，再行突围。而这样一支刚刚组建、编制不全、武器较差、弹药不足、多是新兵、战斗力尚未形成的部队，很难坚持整整一个白天。
突围时的这次1∶5的短兵相接，消灭了1个日军，代价是1人牺牲，1人重伤，1人轻伤。他背后4寸多厚的一捆文件被刺穿，贴身的一本《论持久战》挡住了日军的利刃。若无文件，不但自己性命难保，其他2个战士恐怕也会凶多吉少。
据我的二伯父回忆，当时，我方这个团由于刚刚组建，兵员不够，多数都是新战士，而且是在睡觉时被日伪军包围，难免慌乱，不够沉着冷静，导致战斗力下降。但这个日军的身高不会超过一米六，足见日军的拼刺技术，的确是又刁、又巧、又准、又狠。
当年，中国的老百姓、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都称日军为“鬼子”，除了表达对凶残的日军的愤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日军士兵的战斗力之强悍。
1941年秋天，20多个日军和50多个伪军出城抢粮，被我地方游击队300多人包围。伪军抵抗了一阵，大部分投降，很快被解决。
只有20多个日军，凭借良好的战术素质，顽强抵抗。
我方武器很差，“老套筒”和“汉阳造”步枪有100余支，子弹很少，其他都是大刀、长矛、棍棒、农具等。起初，本想凭借人多势众，一举消灭这股敌人，没想到动起手来，不但没打死几个日军，自己反倒伤亡很大。子弹打光后，我方一拥而上，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日军也不开枪，逐渐退到了一个打粮的场院，面朝外围成了一圈儿，手持上了刺刀的三八枪，就像一只巨大的刺猬，与围上来的我游击队拼杀，不断有我方战士被刺倒，始终难以消灭这股敌人。
幸好偶然路过的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一个连闻讯赶来，才彻底消灭了日军。一仗下来，我游击队40多人牺牲，近百人受伤。
我二伯父说，当年的友军国民党军队虽然人多、武器好、弹药足，但战斗力的确不行，与日军作战的伤亡比高达9∶1，而装备低劣的八路军正规部队与日军作战的伤亡比是3∶1。
冀中平原，地平如镜，毫无遮挡，当时的空气透明度又很高，日伪军站在炮楼上，方圆十里，一览无余。日军的枪法也很好，站在炮楼上，射杀距离很远。
部队作战频繁，凡与成建制的日军作战，每一仗打完，参战部队都会有很大伤亡和减员，新战士入伍一年之后，幸存和在队的只有二三成。所以，各个部队的花名册越来越厚、越来越重……
五、军工落后，装备差距很大
20世纪80年代，我曾问我二伯父，一些珍贵的抗日战场视频中，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冲锋时，步枪上为什么不上刺刀？就算拼刺刀是我军的弱项，冲锋时也应该上刺刀呀！
他回答，当年，中国军队手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步枪，俗称“汉阳造”“中正步枪”，新发的步枪都配有刺刀。你可别小看这刺刀，它既要有硬度，又要有韧性，必须用好钢。钢材的硬度不够，刺刀很容易弯曲；钢材的韧性不好，刺刀就很容易折断。
而我国的钢材不好，在战场上与敌人拼刺刀时，不是折断，就是弯曲，打不了几仗，刺刀就报废了。所以，多数战士手中的步枪都没有刺刀，而缴获日军的“三八大盖”上配备的刺刀，十分锋利和耐用。
他说，我们生产刺刀都如此，步枪就更不行了。由于造枪的钢材不好，崭新的“汉阳造”射击还比较准，杀伤距离能达到一、二华里远。但打过几十枪之后，枪膛就变粗了，就成滑膛枪了，由于“漏气”，射击距离和射击精度大大减小，性能和威力远远比不上日军的“三八大盖”，在战场上吃亏不小。当时的八路军战士，都希望能缴获一支“三八大盖”，很多战士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当时，八路军正规部队每个战士手中的子弹，很少超过10发。而且多数子弹都是“再生子弹”，也就是战斗结束后回到战场，依靠地方基层组织和群众，把弹头挖出来，把弹壳捡回来，集中送到边区兵工厂，重新灌装火药生产“再生子弹”。这种子弹，不仅威力远不如敌人的子弹，而且经常出现“哑火”情况。这些“哑火”的子弹，不仅误事，而且在短兵相接时，十分被动。
边区兵工厂生产的手榴弹质量也不好，铸铁弹体、灌装炸药、安装木柄。手榴弹爆炸后，弹体破碎率不高，有的只炸成两瓣儿，有的甚至只把木柄炸脱。这样的手榴弹即使扔进敌群，也只是把敌人吓一跳，杀伤力不大。而日军装备的“磕火手雷”，形状像小甜瓜，弹体有48块，一旦爆炸，48个弹块横飞，杀伤力很强。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艺术家们鼓舞抗日战士们士气的艺术作品。夺取日军的武器，谈何容易！虽然日军的武器非常好，但是，别说夺取大炮了，每夺取日军的一枪一弹，我们的战士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甚至年轻的生命！武器还得依靠自己造啊！二伯父凝重地说。
每当提及那场迅速沦陷大半个中国的惨烈战争，我二伯父的心情都变得非常沉重。他最常说的几句话是：中国人，心不齐、不团结；缺乏国家意识，缺乏民族尊严；汉奸太多，讨好日寇，残害同胞；汉奸干的坏事，不比日军少；只有经历过与敌人对决的人，才能理解什么叫艰苦卓绝！
我二伯父虽早已离世，我却常常想起他最常说的那几句话，并扪心自问，一旦外敌再来入侵，还会数月丢掉大半个中国吗？现在的青壮年会奋起抵抗吗？会迎着锋利的刺刀抗战吗？会有人当汉奸吗？会有人借外敌之势，泄私愤、报私仇、残害同胞吗？日本人打过来很多人可能会奋起抵抗，如果美国人打过来呢？但愿前辈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谨以此文，献给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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