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争——政客之争
温体仁是崇祯皇帝当政期间最长的阁辅，死于1638年，距离崇祯上吊约6年，他很难推脱明朝崩溃的责任。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人（今湖州），明思宗即位后任礼部尚书，他与礼部侍郎周延儒两人在1627年明思宗选择阁辅时，以收贿名义打击钱谦益及其同党，并且使明思宗相信了党争，或者说温体仁是党争达于高潮的肇事者，后来崇祯皇帝愤而自杀关键的是丧失了自信心，而毁灭崇祯信心的就是党争。
党争制造者的温体仁不可能放弃他的法宝，1628年政治上成功的温体仁与周延儒一起入阁，但是不久，温体仁又排挤周延儒，自己出任阁辅。温体仁当政八年，一个工于党争的庸人却让明思宗以为他是不组党羽的孤立之士。但是他既然不断地排挤他人，也难免引发众怒，1637年刘宗周等人上奏指出温体仁的十二大罪，而最后太监曹化淳向明思宗告密，指称温体仁自有党羽，终使明思宗免除温体仁的阁辅之职。
刘宗周是东林党人黄尊素临难托子的明末硕儒，即黄崇羲的老师。后来刘宗周以身殉国，对黄崇羲震撼之重，无疑是黄崇羲终身献身于新文化的动力之一。明史将温体仁列入奸臣传。崇祯年间的民谣“三句半”称“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探花榜眼，有些惶恐。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八篾片，总是遭瘟”讽刺的是温体仁的当政，可以见证钱谦益和他的东林党人的一点正义性，至于走太监曹化淳的路子，其实包括太监魏忠贤的行为而言，反映的都是那一时期的党争，而归根到底是东南经济的发展在各个区域的不平衡在政治上的反映。
党争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关键的是这一时期的党争成为政治上的倾轧，而不能成为良性的互动，这一点确实是中国人的不幸。这一点几乎就验证于现代中国台湾的政党斗争中。它对人性的伤害，尤其是对那些政治漩涡中的人们的伤害，常常超乎想象――这一点甚至可以以“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作为定评。
党争本质上是利益之争，温体仁故里所产蚕丝，质量匀细洁白，用以织造，光彩夺目，人皆喜爱，乃以产地为名，称辑里丝，温体仁在帝后前又大肆宣扬，内宫及诸织造局，均选作上品丝织原料，声誉遂大扬。当代中国是一个经济场，种种经济利益的交叉为党争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二、温体仁与袁崇焕
袁崇焕在熹宗朝时奉命监军辽东，他胆略过人、精通兵法；治军严谨、处事得当，到任后很快重振宁远、辽东等边地城防，使昔日风雨飘摇的城镇壁垒森严、固若金汤，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商贾可以安心买卖。在粉碎了后金的几次军事骚扰后，辽东地区的局势更加稳定了，袁崇焕因此深得民心，被百姓看做庇护神。朝庭上下也都交口称赞袁崇焕的军事才能，将他和他的将士们喻为“辽地长城。”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适逢努尔哈赤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组织兵力奋勇抗敌，大败金兵，取得了“宁远大捷”。就在这次战役中，努尔哈赤被明军的流炮击中，身负重伤。金兵抬着负伤的太祖皇帝仓皇北逃，回到黄龙府后不久，努尔哈赤终因伤势过重而一命呜呼。从此，后金对袁崇焕既闻风丧胆，又恨之入骨。皇太极即位后，在夺取天下的壮志中不忘杀父之仇，为报国恨家仇，他发誓一定要除掉袁崇焕。一年后，崇祯帝登基，这位明庭新皇帝猜忌、多疑，自以为是，朝野上下弥漫着一种不信任感。皇太极敏锐地发现这是个可利用的时机，打算使用反间计。除掉袁崇焕。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后金军队再次出动，却避开与明军正面交锋，绕过明军防备严密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然后由喜峰口入关，直驱京畿地区。袁崇焕得到情报，立即率部众日夜兼程赶回京都保驾。袁崇焕命令大军在左安门外安营扎寨，严阵以待，密切观察后金兵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拚死抗敌。
此时的北京城内一片混乱，朝廷命官惊恐万状，相互埋怨；市井百姓唉声叹气，听天由命。崇祯三天两头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布置防卫以备不测。可是，崇祯朝庭如临大敌、惊慌失措，而后金只是按兵不动；崇祯君臣越是不知道皇太极的葫芦里到底装些什么药，就越是心神不定、疑神疑魁其实，皇太极表面上按兵不动，背后却正在大做文章。他派奸细混入城中，到处放风说袁崇焕暗通后金，图谋不充；此番后金起兵，已与袁崇焕密秘约定：里应外合，推翻大明。金人又收买了两个汉奸，跑到官府作假证，一个告发袁崇焕曾托他给皇太极捎过信，另一个谎称自己知道袁督师勾结后金叛国谋反的全部事实。官府竟然问也不问就信以为真，立即煞有介事地汇报给朝廷。
金兵入关时顺便捉住了两个太监，皇太极正好利用他们实现自己的反间计。他先是叫部下在关押太监的帐外窃窃议论袁崇焕之事，说袁崇焕与后金订约，不久大功即可告成。故意让两个太监“窃听”了去。然后又创造条件让他们“越营逃跑”。果然，两个“死里逃生”的宦官自以为刺探到了绝密情报，逃回京中后立即向崇祯皇帝密奏了袁崇焕通敌的假情报。崇祯这一向总是听说关于袁崇焕投敌谋反的风言风语，听了两个太监从敌营中刺探来的情报，心中的疑云更重了。就在崇祯将信将疑之际，心如毒蝎的温体仁乘机落井下石，两次密奏崇祯，劝他赶快逮捕袁崇焕。
温体仁为什么这么急不可待地想除掉袁崇焕呢？细说起来，袁崇焕与温体仁并没有什么太深的个人恩怨。一个是领兵在外的武将，一个是弄权朝中的文官；袁崇焕也没有机会参与朝中的党争，自然没有得罪过温体仁。
但是，透过这些表面现象透视温体仁的内心，也就不难理解他的居心何在。
三、袁崇焕的支持者钱龙锡在政治上的失败
一年前，通过钱谦益事件，温体仁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为自己爬上高位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次事件并没有给他带来实在的好处，由于握有朝中实权的宰辅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等人替钱谦益辩护，斥责他居心叵测，用意不良；随后又有一些朝臣上疏弹劾他的不法行为，温体仁没能实现共挤入内阁的野心。因此对钱龙锡等人怀恨在心，伺机陷害。袁崇焕投敌反叛的谣言一起，温体仁立即紧抓不放，他知道，钱龙锡、王洽十分器重袁崇焕，事事支持、维护袁崇焕，便想以袁崇焕事件为利箭，狠狠射向钱龙锡等人，从而铲除异己，为自己夺取大权扫平道路。温体位打着“尽忠”“报国”的旗号向崇祯大进谗言，怂恿皇上惩办袁崇焕，同时又提及钱龙锡、王冶等人包．庇、袒护袁崇焕，诬告他们实为一党。
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果然以通敌谋反的罪名处死了袁崇焕，从而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使朝廷凭白损失了一员大将，毁坏了边防长城。而温体仁通过袁崇焕冤案一箭双雕，不仅进一步取得了崇祯的信任，而且铲除了异己势力：钱龙锡被罢斥戍边，王洽死于狱中。
如果说崇祯皇帝出于维护王朝利益的动机冤杀了袁崇焕，是失于明察；以封建君主的标准衡量，崇祯不是一个明主圣君。而温体仁为了争宠夺权的一己私利，置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于不顾，诬陷袁崇焕，为敌人的奸计推波助澜，成为误国误民的罪人。无论照何种礼教标准衡量，温体仁都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奸佞之臣。
对钱龙锡的政治报复
钱谦益受到排挤打击而罢官，这种官场上常见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似乎司空见惯，却有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色彩——隐隐约约带有天启年间围绕东林人士的党争阴影，人们若明若暗地感觉到，“阉党逆案”中人企图通过打击东林人物达到翻案目的。温体仁的亲信、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把这种动向直白地表达了出来，公然扬言，推举钱谦益是礼科都给事中沈惟炳与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瞿式耜一手操纵，是“东林主盟，结党乱政”。
随着袁崇焕案件牵连出来的钱龙锡案件，“阉党”余孽翻案的企图就愈加明显了。挑起这一事端的，是因“阉党逆案”而革职、再由吏部尚书起用的御史高捷，他诬陷内阁辅臣钱龙锡，向袁崇焕“发纵指示”、“诡计阴谋”，毛文龙之死，袁崇焕不过是出了“提刀之力”，幕后策划者是钱龙锡。
其实，袁崇焕慷慨激昂提出“五年复辽”，钱龙锡有所怀疑，退朝后到袁的寓所当面请教他的“方略”。据朱彝尊写的《钱龙锡传》，两人的对话是这样的：
钱龙锡问：你的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答：不外乎东江（即皮岛）、关宁（山海关、宁远）两路进兵。言外之意是，东江的毛文龙与关宁前线的后金，都是他的对手。
钱龙锡不解地问：为什么对东江海路如此重视？
袁崇焕回答得很干脆：譬如下棋，东江毛文龙是一个棋子，可用就用，不可用就处死。
对话至此结束，钱龙锡并未表示可否，更没有“发纵指示”。因此高捷指责钱龙锡纵容袁崇焕杀死毛文龙，是没有根据的，更加谈不上是什么“幕后策划”。显然这一切都是“阉党”余孽为了政治报复，而捏造出来的诬陷不实之词。
钱龙锡无端受到诬陷，被迫辞官而去，那班小人依然不肯罢休，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如文秉《烈皇小识》所说：“群小合计，欲借此以起大狱，翻逆案。”而幕后主使人就是周延儒、温体仁，关于这一点，夏允彝《幸存录》说得最为清楚：“当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遍织时贤，周、温实主之。”意思十分清楚，“阉党”余孽企图通过钱龙锡，对一批贤能之士扣上“东林党”的帽子，进行打击报复，幕后主使人就是周延儒和温体仁。
围绕钱龙锡的斗争已经大大超越了袁崇焕事件，愈演愈烈，钱龙锡从松江府华亭县家中被逮捕，关入锦衣卫监狱。原因就在于，钱龙锡参与了当年“阉党逆案”名单的确定，那班小人对他恨之入骨。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为钱龙锡写传记时，就指出了这一点：“逆案既定，党人衔怨刺骨，祸机一发，几杀其身，可畏哉！”《明史?钱龙锡传》也说：“逆案之定，半为（钱）龙锡主持，奸党衔之刺骨。”因此对于钱龙锡的迫害，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报复。这场报复实在厉害，钱龙锡居然被判处死刑，连刑场都准备好了，迫于舆论界的强大压力，才改为流放，使他在定海卫度过了十二年的流放生涯。
对钱龙锡的迫害，最大的受益者无疑就是周延儒、温体仁。在钱龙锡罢官之后，朱由检突然下达特别圣旨：任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不久又给他加上太子太保衔，改为文渊阁大学士。周延儒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极力向皇帝推荐姻亲吴宗达，以及政见一致的盟友温体仁，一起进入内阁。朱由检以为温体仁“孤忠”，可以信任，很快下旨：温体仁、吴宗达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周延儒、温体仁在内阁中联手，把钱龙锡案件搞得复杂化，指使锦衣卫官员攻击内阁首辅成基命在此事件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迫使他不得不辞官而去。于是，周延儒轻而易举地成为内阁首辅。
四、平庸首辅温体仁
正当周延儒官运亨通、志得意满之际，由他援引入阁的温体仁却在一旁窥测时机，盘算着如何取而代之。
周、温二人同在《明史?奸臣传》，都是奸臣，“奸”的方式和程度却有所不同，周的特点是老奸巨猾，温的特点是阴险毒辣。两个这种品格的人是难以长期合作的。根本的冲突是权力与利益，逐渐使得两人由先前的狼狈为奸，一变而为互相倾轧。在倾轧中，温体仁略处上风。他一方面百般讨好皇帝，充分发挥柔顺、佞幸的本事，使得皇帝愈来愈倾向于他；另一方面对周延儒表面上极尽曲谨献媚之能事，暗中使用计谋，准备取而代之。吏部尚书王永光罢官以后，他起用同乡亲信闵洪学执掌吏部，排斥异己，任用心腹史、高捷、唐世济、张捷等人，把持权力部门，处心积虑要搞垮周延儒。
温体仁(1573～1639)，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字长卿，浙江乌程(今湖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崇祯初年，升为礼部尚书。
崇祯元年(1628年)冬，在推荐内阁候选人时，东林党人钱谦益势在必得，指使自己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到处活动，使吏部把呼声很高的周延儒排斥在名单之外，按例该进内阁的温体仁也受到排挤。温体仁于是发难攻击钱谦益，上疏《盖世神奸疏》，揭露钱谦益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接着和周延儒一起在文华殿当着崇祯的面把钱谦益批驳得理屈词穷。结果 钱谦益被罢官，他的学生给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壮等也受到降职处分。文华殿对质后不久，御史毛九华弹劾温体仁曾经写诗歌颂魏忠贤，御史任赞化也弹劾温体仁纳娶娼妓、夺人田产等不法 行为。温体仁再次与毛九华、任赞化等人展开辩论。在他的当面质问下，毛九华无言相对。于是温体仁趁机说二人都是钱谦益的死党，崇祯帝觉得他说的很对。后来经过浙江巡抚的调查，毛九华弹劾的事情根本不存在，于是崇祯对温体仁所说大臣结成朋党的话深信不疑。
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周延儒进入内阁。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三年六月，温体仁也进入内阁。但是在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产生分明代的文具歧。于是温体仁开始图谋取而代之。而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自己又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身为首辅，周延儒纵容家 人，在家乡为非作歹，违法乱纪，导致京城里舆论对他十分不利。加上周延儒和宦官的关系不好，于是温体仁唆使太监诬陷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听后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困难，于是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帮助，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于崇祯六年(1633年)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首辅。
温体仁最初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 的想法。但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未做首辅时，就曾经以经筵讲解不好为借口，罢去东林党人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找借口将东林名人詹事姚希孟贬到南京。崇祯八年(1635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后来，又打击和文震孟友善的庶吉士郑鄤，制造了著名的“郑鄤杖母案”，使崇祯帝将郑鄤磔死，重臣黄道周因为替郑鄤营护而被贬职，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因言及郑鄤案被斥为民。
后来东林党人庶吉士张溥建立复社，由于张溥名气很大，因此复社很快壮大起来。而历来痛恨东林党的温体仁想法设法找机会摧毁复社。崇祯十年，苏州监生陆文生上疏揭发张溥复社乱天下，苏州推官周之夔也弹劾复社称霸地方。于是温体仁 便想兴起大狱，将他们一网打尽。正在此时，常熟人张汉儒告发钱谦益、瞿式耜在家里胡作非为。温体仁想将钱谦益、瞿式耜抓起来审问。钱谦益向司礼太监曹化淳求救。曹化淳答应为他想办法。这件事被温体仁知道了，于是他秘密奏报皇帝，并请惩治曹化淳。他没有想到的是，崇祯竟然把自己的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案子完全翻过来，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而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温体仁进退维谷。崇祯十年(1637年)，温体仁上奏称病，想 以此试探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没有想到奏章刚送上去皇上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下来，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身为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都没有任何计策。他所推荐 提拔的人也大多是平庸无能之辈。但是由于温体仁善于逢迎，因此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左柱国，兼支尚书俸禄。崇祯十二年(1639年)温体仁死去，终年66岁。崇祯帝闻讯后，赠官太傅，谥文忠。但是到南明弘光朝廷时，他的赠谥皆被削去。
五、结束语：
晚明失败在于人心丧尽！后来的南明除了一些慷慨激昂的豪杰们，事实上人人之间已经难以建立基本的信任，那时候，富者无美国可逃，为官者无美国可匿，读明末清初文章，哀鸿遍野，而人心崩溃，中国从此一盘散沙。
今人能不戒乎？！
壶公评论编辑、评论于20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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