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出孩子的生存力》
大前研一：一路都念名校的高材生，未来是一场悲剧
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人好巧不巧都不怎么热中于学校课业，但我从不曾命令他们「快去念书，去写作业」。这是因为，我个人并不认为学校教育有多大的价值。
这么做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两个果真都在十几岁的时候，给我自世人口中的安定轨道脱队了。
我的次男广树从小便喜欢电玩，国中时更变本加厉，把学校的功课撇在一旁，热中于程序设计。我特地让他进可以直升大学的一贯制学校，他却说：「要念计算机不能待在日本」，不愿去念附属高中，自己找了一间美国的住宿制高中，选择去留学。之后进了一所名校的计算机工程学系，他又说没东西可学了，决定辍学。
长男创希也一样，原以为他会朝自己喜爱的化学之路前行，但同样也在大学时突然转换跑道，最后也没有毕业。
那么，这两人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创希在20多岁时自行创业，是网络顾问公司「CREATIVEHOPE」的经营者，底下约有45名员工。广树则是提供游戏开发中介软件的「Unity技术公司」日本区总监，同时他也另开公司，自己担任社长，大显身手。
两人虽然在学生时代绕了不少远路，但看来似乎都坚强地在这个严苛的时代生存下来了。
不管把他们丢到世界哪一个角落，都活得下去。就算是赤手空拳，也能靠自己挣一口饭吃——我认为培养孩子这样的「生存力」，才是教育最大的目的。
在教养这件事上，我自己也时常碰壁，经历过许多失败，但在培养孩子「生存力」这方面，「大前家的教养之道」就算没有一百分，至少也能拿到及格分数吧。对于这点，我得以悄悄发出安心的叹息。
在校成绩愈优秀的孩子，将来愈需要担心
二十一世纪是个没人敢说「只要这么做便行得通」，没人知道正确答案的时代。换言之，也就是「没有答案的时代」。
只要看近几年日本政治的混乱情况便很清楚，任职于日本企业的众多商务人士想必也对此深有所感。现在也是一个「成功楷模＝正确答案」的观念已经过时，「解答千变万化的时代」。
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自然不会是那些善于背诵「标准答案」的人。而是不管处于何种状况，拥有「靠自己的头脑想出答案的能力」，以及拥有「传达信息、策动人心能力」的人。
日本的学校如果能把孩子培育成这样的人才，自然最为理想。但现实又是如何？在学校里，老师不过是把文部科学省（注：相当于台湾的教育部）所制订的学习指导要领上头写的「答案」，照本宣科告诉学生罢了。这么做不仅无法培养出「自主思考能力」、「洞察力」、「判断力」、「传达力」——这些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不可或缺的能力，反倒会把小孩子宠坏。
再者，靠这样的做法，也绝对培养不出今后最需要的多样化团体管理能力和领导力。
说得明白一点吧。现在的学校制度所教出来的，是照本宣科背诵教科书上的文字，听到「向右转」指令便毫无疑问向右转的学生。
在现今的时代，人们必须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从没有路的情况中走出一条路来，而那些受到良好「调教」，一旦没有答案和模板，便什么都无法做的人，是最不具价值的一群人，「生存力」也最低。
因此，就算孩子成绩不佳，父母也没有哀叹的必要。需要担心的反倒是那些过度适应现代校园的优等生。尤其是那些毕业于一流大学的学生，你可以想见会是一场悲剧。因为他们一直误会自己是优秀的人才，以致踏入社会后，更容易受强烈的反作用力打击。再加上他们「生存力」较弱，倒下之后往往一蹶不振。至今我已经看过好几个这样的高材生了。
人必须活到老学到老。在校成绩优异的人出社会后之所以难以进步，或许是因为他们抱有「我在学校已经学得够多了」的误会吧。
偏差值不是唯一标准
学校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是偏差值。（注：日本对于学生学力测验的计算公式值，偏差值大于50，表示成绩优异，有能力考上好大学。）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都曾经提出，从偏差值仅能看出一个人在国中或高中阶段，人生中某一短暂时期的记忆力，无法反映出那个人的综合能力和将来的潜力。尽管如此，学校却将偏差值视为绝对，用这个数字来决定学生的升学和职业。
接受这样的教育后，学生会养成「只要选择符合自己偏差值的地方就没错」的思维，即便出了社会，往往也不愿承担风险。同样的，也难以培养出挑战更高目标的气概。如此一来，他们永远无法长成独立的大人。换句话说，他们无法凭一己之力活下去。
除此之外，人们在听到初次见面的对象毕业于东大，往往便认定对方一定头脑很好。即便离开学校，他们依然无法脱离偏差值高便是优秀人才的思维，这也可以说是偏差值教育的弊害之一。
尽管二十年来饱受经济不景气所苦，但大部分日本人却没有怨言地继续忍耐着，这便是因为人民抱着「由高偏差值集团所组成的执政机关总有一天会替我们想办法，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的心态所导致。日本社会之所以失去自动回复力，或许正是因为有不合时宜的领导引擎坐阵中央的缘故吧。
是否混淆了「教育」与「调教」？
如果不能期待学校，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孩子拥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呢？
很简单。我们只需在各自的家庭中教导孩子那些真正必要的知识就行了。孩子的教育从前是父母的责任，现在只是回到原点。
父亲说：「孩子的教育全部交给妳。」然后把责任全部丢给母亲；母亲则把责任转移给学校、补习班老师或家庭教师……，像这类不合理的情况必须立刻停止，这是第一步。
这么做之后，下一步，则是改变对教育的心态。
「不要这么做，不准那么做」，用这种方式管教孩子，把孩子塞进既定的框架，不让他们踏出一步，你是否认为这就是教育？
依我看，这叫做「调教」，和养成自主思考能力的「教育」似是而非。
然而，我们一直让孩子白天待在学校接受这样的「调教」。回到家后，如果父母还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小孩子很难不变成被驯服的狗吧？相反的，父母亲应该抱持的心态是去保护孩子的大脑，使他们免受试图把孩子塞进既定框架的学校教育的危害，换句话说，让他们回复到人类原本的柔软状态，可以靠本能来思考判断的状态。
比起被逼着做某件事，人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会比较有活力，愿意下工夫，大脑也因此能够获得锻鍊。父母应该仔细观察孩子，找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时最朝气蓬勃，得到答案后，在家庭中为他们打造出适合的环境。
这种时候，最好不要太介意做那件事是否对孩子的将来有所帮助，或是孩子是否有那方面的才华。重要的应该是：孩子为什么会对那件事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做那件事？只要能清楚掌握这些，其他的事就不必操心了。
当然，才华这种东西有总比没有好，但绝不能以没有才华这种理由来阻止孩子的发展。因为就算天赋不够，只要有充沛的热情，便能催生出破坏力和持续力。一个人是否能成器，比起才华，这两种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
绝对要教给孩子的「四个责任」
无论孩子长大后「生存力」有多强，如果他成为一个给家人或社会带来困扰的大人，也只能说「对这孩子的教养是失败的」。因此，不只是发展孩子的能力，教导他们承担责任，也是父母重要的工作。
这些责任包括对自己人生应尽的责任；如果有了家庭，对家庭应尽的责任；如果去公司上班，对公司应尽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更进一步，对社会、对全世界应尽的责任。我虽然不会命令孩子去写功课，但从儿子还小的时候，我便严格灌输他们对「自己」、「家庭」、「公司」、「国家社会」的四个责任观念。
所以，当次男说想去美国留学，不去念附属高中的时候，我问他：「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是的，我会负起那四个责任。」于是我安心地送他出国。
说得极端一点，只要你能肩负起这四个责任，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从事什么工作，你都能活得下去。然而，如此重要的做人道理，学校却完全没有教，只能由父母来教导孩子了。
父母改变，国家便能改变！
想抑制日本国力的衰退，当务之急是增加更多「能够在世界舞台一争长短的人才」。
于是，至今我在创业家学校教过6千人，在培养政治人才的一新塾教过5千人，我把自己的看法灌输给他们，把他们送到外面的世界。现在，平日我在自己创设的BBT大学和管理学校等地方，指导大约一万名学员。
我也同时针对国家教育提出意见，「至高中为止为义务教育，由国家与自治团体负起责任，教授学生身为社会一员应尽的义务与责任，以及赚取最低限度生活费的能力与技术。成人年龄标准则降18岁，并授以投票、饮酒、抽菸、考领驾照、婚姻自由等权利」，为了因应二十一世纪的制度改革，我在各方面持续提出自己的建言。
然而，无论我再怎么努力，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更重要的是，每个家庭如果不重新审视孩子的教育，转以培养「二十一世纪型人才」，这个国家便无法走上光明之路。相反地，如果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能有所察觉，有所改变，便能改变国家。
最后，我衷心期待10年后，20年后，当现在的孩童长大成人时，国家能够变得焕然一新，脱胎换骨。
书籍资料
书名：教出孩子的生存力：大前研一给父母的24个教养忠告
作者：大前研一
大前研一
国际知名趋势大师。194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学士，东京工业大学原子核工学硕士，麻省理工学院（MIT）原子力工学博士。曾任日立制作所原子力开发部工程师，1972年进入麦肯锡顾问公司，历任总公司资深董事、日本分公司社长、亚洲太平洋地区会长。离开麦肯锡之后，仍以全球观点及大胆创见，为国际级企业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国家提出建言。
2005年设立日本第一所利用远距教学的管理研究所「商业突破研究所大学」（Business Breakthrough School, BBT），并担任校长，致力培养日本未来优秀人才。
著作有《美国，再见？》《再起动：职场绝对生存手册》、《专业：你唯一的生存之道》、《一个人的经济》（以上均为天下文化出版）、《企业参谋》、《异端者的时代》、《看不见的新大陆》、《无国界的世界》、《新．资本论》、《思考的技术》、《M型社会》、《全球舞台大未来》、《OFF学》、《后五十岁的选择》、《即战力》、《研磨商业力》、《质问力》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