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诛心之论”到“诛心之术”，其底牌不过如此

所谓诛心之论，是说不问其事迹，只就其动机、用心而加以责备的言论，出自《后汉书·霍谞传》：“《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故许止虽弑君而不罪，赵盾以纵贼而见书。”

可见，诛心之论，在很多时候就会成为一种言辞凿凿的“莫须有”。但是，这种污蔑，对方却无力辩驳。这种无力的背后，实际上是遭遇了秩序性倾轧。

所谓秩序性倾轧，即个体与群体形成了某种可能的对峙。而群体对个体的围剿，总是借助于群体中通行的法则。

这种可能，在帝国时代，一般就是功勋卓著者与皇权的对峙，开智民众者与统治意识的对峙。比如自古文武全才带兵的，秦有白起、汉有韩信、宋有岳飞，等等。

他们所遭遇的，看起来是谋逆，实际上不过是权力争斗中，借用最高秩序，对他们进行了一次权力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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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禁忌越多，诛心之论就越丰富。

可以说，禁忌的发明，实质上是为了给某种目的以最高等级的保密，因此，与禁忌有关的叙事模式，基本都是充满了神秘，以及恐怖色彩。这种叙事模式，往往最能使一般民众与禁忌保持足够距离，并在心理层面构建起一种恐惧范本。

所谓秩序禁忌，在帝国时代就是皇权天授，是不容质疑，不能违背，不可觊觎的。这种禁忌，通过仪式、身体语言、权力设置等途径，达到一种无可复加的强化。

可以说，儒家之所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上千年，就在于其设置了种种礼仪规范，种种身体语言，尤其是叔孙通的跪礼，几乎以一种极其卑微的身体媚态，以上千年的强化，而塑造了帝国时代一种卓绝的奴性。

在柏杨看来，叔孙通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使人权、民主，受到严重践踏。或者，我们换个角度看，也正是这些诸如“见皇帝不跪要被杀头”的禁忌式的秩序，在不断规训人们对皇权的惧畏之心。

那么，当一种秩序，拥有越多的禁忌，也就意味着，个体犯错的几率也就越高了。于是，能够为有心之人用以制造“诛心之论”的“借口”，也就更多了。

在帝国时代，无论是功高震主者，还是对于平民，只要有人想要对付他，那么，只要找到这个人可能与秩序禁忌形成关联的东西即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大概就是这种“关联”的最大冤大头。

如今想来，当年遭遇“乌台诗案”的苏东坡，在监狱里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也正是因其深知，这种“诛心之论”的可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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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心之术，是诛心之论的实践闭环。

从诛心之论到诛心之术，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前者，是给出一个结论。如果这个结论获得了高层级权力体系的注意，以及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结论里包含的质疑、打压、攻击，是有一定的心理情绪基础的。比如那些因功显赫的人物，如果不收敛一些，就必定树敌，或者招致嫉恨。

一旦发起者，确定了这种高层和群众情绪基础，那么，这个结论也就90%以上，已经可以成立了。

于是，后者，便是为真正成立进入了论证阶段。论证，即搜寻证据。

从历史看，这种所谓的证据，其实没有多少科学性。大多是人为的，除非当事人真有问题。事实上的证据，基本都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确凿的。

第一种方式：根据诛心之论里的条款，量身定制证据。

一般情况下，在抛出结论的时候，基本就已经设置好证据的可操作性。比如栽赃，比如诬陷，等等。一旦面临这种强塞证据的手段，当事人往往没有争辩的机会，实际上是争辩也没用。

第二种方式：崇尚口供主义。

所谓口供主义，就是自己主动承认罪过。之所以崇尚这种方式，是为了体现皇权、官权的慈悲心肠。你看，是人自己招认的。

也正是这种方式，或许就衍生出了无数的酷刑，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坦诚不讳。

当年的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如果没有公主儿媳，或者也就坦诚不讳了。周勃那声叹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这么大的权威？”可见酷刑之下，冤狱当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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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凡诛心之论成立，一定是对高层级权力体系构成了利害关联。

只要高层级权力体系对利害关联的权衡偏向“害”，那么，诛心之论，就一定会走向诛心之术。这种“走向”，实际上是高层级权力体系，对这种结论给出了“默认”，并赋予了授权。

就像西汉的韩信、周勃、彭越，都是属于“有人检举型”结论一样，实际上是高层级的权力体系默认了这种结论。可以说韩信是刘邦检举的，周勃是刘恒检举的，彭越是吕雉检举的。如此而已。

于是，历史上能够功成身退，或者于风浪里能自保的人，都是智者。前者如范蠡、张良，至于后者，王阳明或许也只有在风雨呼吼的龙场悟道之后，才能明白当初的据理力争，是多么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