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与秦州
★杨迎勋
杜甫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尊称“诗圣”，而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迫使杜甫和人民一起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唐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秋天，诗圣杜甫携眷从长安去成都西行途中，落魂秦州，客居天水，以诗歌记录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巨大变化，“诗圣”杜甫坎坷的一生，与羲皇故里秦州结下了不懈之缘。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今防西西安市东南，一说祖籍襄阳〕。唐代天宝年间，34岁的杜甫，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来到京城长安，他在长安居住10年，又在关中各地颠沛流离4年多，还在甘肃陇右地区度过了一段艰苦跋涉的生活，杜甫在关中长安和陇右地区的艰难生活经历写下的诗篇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被称为“诗史”。是他写出“诗史”，成为“诗圣”的关键时期。
杜甫初到长安，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751年，唐玄宋在长安举行祭祖和祭天地大典，让杜甫作《三大礼赋》进行歌颂，玄宗惊异他旳才华，命他待制集贤院，淮备考试录用，使杜甫在长安名噪一时，但因李林甫从中作梗，未得官职。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处境窘困的杜甫不再把根光局眼在上流社会，而转冋下层人民。在上下两重天旳強烈对比中，杜甫深感统治阶级的腐朽私人民旳痛苦，清醒地认识了外表昌盛，內育危机的盛唐社会，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更加战熟。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就在这年〔755〕冬天，爆发安史之乱，在这场持续8年之久的空前浩劫中，杜甫颠沛流离，忧国忧民。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公元755年11月，杜甫从长安回奉先探亲，当他看到幼子饿死的悲惨情景，国亊家事，使杜甫无限优愤。他慷概悲伤，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上冻死骨”的不朽名句，即“三吏”、“三别”。写下了许多千古流芳的诗章。757年冬，唐军收复长安，杜甫也回到京城。但因玄宗和肃宗的权力之争，把他贬出京城，调任华州〔陕西华县〕司功参军，杜甫于758年6月，离开长安，在华州待了一年，杜甫一家离开华州之后，逶迤向西，一路上少不了沐风栉雨，餐风露宿。从“迟回度陇怯”和“昨忆逾陇坂”等诗句看，他们是越过现的在陕西省陇县和甘肃省张家川交界处的陇山（今称关山）来到秦州的。 初秋的关陇驿道，蜿蜒曲折，荒无人迹，时而断木横路， 时而乱石当道，时而又浊流隔阻。路两边，老树残枝，荒草萋萋，受惊而起的怪鸟不时扑楞楞地窜入阴云四布的天空。翻越关山，就如同西出阳关一样，留给杜甫他们的，是一团迷茫的烟尘。是充满着悲伤与无奈但也不乏冒险意味的一种行程。
此时杜甫奋笔疾书，写下了后来在文学史上著名的《秦州杂诗二十首》的第一首：“满目悲生事，因人做远游。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鸣鸟鼠秋。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公元759年，杜甫刚刚进入秋天的秦州。杜甫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他是一个诗人，他的身上有着一生好向名山游的诗人天性。从他的秦州诗里看，杜甫蹬着两只麻鞋好像首先是隗嚣宫，然后是南山寺。南山寺，即现在的南郭寺。很多年了，南郭寺静静地矗立在秦州城外的慧音山麓，忍受着时光缓慢的流逝，仿佛就只是为了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他大约是黄昏时分走进了南郭寺红色的山门，来听北流泉的淙淙水声，来抚摸中庭那棵苍劲的柏树。他看到秋花紧挨危石而开，借危石之阳刚，显示着自己的柔美。危石高高耸立，其状怪异。夕阳如金，倾泼于草丛中。草丛里有一口废钟寂然倒卧。潮润的山风吹来，吹动杜甫的千思万想，于是杜甫不由得脱口而诵曰：“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俯仰悲身世，溪风为飒然。”
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倦追求和卓越成就，并没有给他落魄的政治生涯和贫困的家庭生活带来丝毫光亮，黑暗的社会和腐败旳官场，使极度失望的杜甫毅然于公无759年弃官携家来到陇右秦州。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时年48岁的杜再和家眷到秦州后，先投奔堂侄杜佐，住在东柯谷的杜佐家里，时间不长，又搬到秦州城內居住，靠釆药卖药和亲友周济度日，杜再在釆药过程中，杜甫一生，曾经种药、采药、晒药甚至卖药。杜甫寓居秦州时曾以挖制草药、悬壶行医为生。可以想象的是：“药生活”是杜甫秦州期间除了不言而喻的“诗生活”——写作秦州诗及“目生活”——游山览水——之外一个相当重要的生活内容。所以，对公元759年秋登临秦州的杜甫，不能视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游历者或者逃难者，他在秦州的每一次佝偻的登临，显示着他的两重身份：一个辞官远游的诗人和一个头戴方巾、身着长衫、肩背药篓，手里倒提着一把药锄的采药人。一代诗圣被奸佞之人排挤出庙堂之后,流寓秦州,虽结庐于荒野,但秦州秀美的山川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使诗人的眼睛更加聪慧,他一边挖药卖药以维持生计,一边游览秦州的山山水水,写下了享誉诗坛的《秦州杂诗》117首,同时也奠定了诗人在中国历史诗坛上诗圣的地位和不朽的身影。
　　诗人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秦州。

站在南郭寺“二妙轩”诗廊前,品读60余首宋刻杜诗,我们开始了与诗人的对话,每一首诗都是一幅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写实照片,诗人没有因为自己的不幸而满目生悲,美丽依然,激情依然,只是美丽与激情中微微透着一点忧苦,毕竟奸臣当道,国家危难。
杜甫他在陇右写成旳117多刻画秦州风物和沿途纪行昀诗章。这段时间是杜甫一生诗歌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这些诗作突出地描写了独特的陇右自然风光，记写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人文景观，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这本身就构成了天水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圣”与“名城”的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构成了天水历史文化的一大特色。霍松林先生说：“杜甫在秦州的“所见、所闻，具有迥异关中的陇右特色，为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把他的诗歌创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世世代代的天水人民，一直深情着伟大的诗人杜甫。天水人爱杜甫爱得亲切而随意，年年有个“四月八”，俗成的南郭庙会。这一天，南山之幽，人山人海，鼓乐喧天，热烈而隆重。扶老携幼的天水人，朝南郭寺必朝杜公祠。拜观音只是走形式，拜杜甫却是满腔虔诚。在天水人心目中，杜甫与神佛绝不能相提并论，神佛虚无缥缈，而杜甫却实实在在；神佛享受香火，心灵难通，而杜甫则不同，有诗可诵读，有足迹可寻觅。诗人的故事传说，家喻户晓。娃娃们咿呀学语，大人们必以《秦州杂诗》启蒙开智，人学习字，先生们就录社诗作影帖，世代相传，感染熏陶，难怪人说天水“文脉深厚”“民风古朴”呢。在杜甫的一生， 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了最高成就。诗圣杜甫的光辉形象和不朽诗篇，将与秦州大地和人民永世同存。千年以来，“诗圣”杜甫与天水的诗歌之缘备受敬重和珍爱，已成为天水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杜甫在秦州的行踪及其高品位的文化内涵在天水构成了天水丰厚的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天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杜甫跨越了时空，从历史走向现实，千百年来一直生活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印在祖国大地上的足迹长看长新，忧国忧民的面容抬头可见，警世骇俗的诗章永远给人以启迪。诗人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永远是做人的楷模。这现象颇引人深思；阵阵涌来的当代诗潮让人眼花缭乱，诗人们占山称王，各树旗帜，不少诗作玄玄乎乎，如谜如山，诘屈聱牙，高深莫测。诗歌创作远离民众，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是诗坛的幸还是不幸呢?但有一件事实让人深信不疑，不论诗歌如何变换花样，再过一千年一万年，杜甫仍然受到人民群众的深切怀念和衷心的爱戴。杜甫不朽诗卷的思想力量和艺术魅力还会放射出迷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