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赵煦（1076年1月4日－1100年2月23日），北宋第七位皇帝（1086年—1100年在位），是前任皇帝宋神宗第六子，原名佣，曾被封为延安郡王。神宗病危时立他为太子，元丰八年，神宗死，赵煦登基为皇帝，是为宋哲宗，改元“元祐”。在位15年，享年24岁。谥号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葬于今天河南巩县的永泰陵。 
| 姓名 | 赵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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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号 | 哲宗 |
| 谥号 | 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 |
| 陵墓 | 永泰陵 |
| 政权 | 北宋 |
| 在世 | 1076年1月4日—1100年2月23日 |
| 在位 | 1085年—1100年 |
| 年号 | 元祐：1086年—1094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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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基本简介
宋哲宗
宋哲宗赵煦（一○七六～一一○○），神宗第六子。元丰五年（一○八二）封延安郡王。八年，立为太子，同年三月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元祐八年（一○九三），太后去世，亲政。在位十六年，建元元祐、绍圣、元符。元符三年卒，年二十五。庙号哲宗，葬永泰陵。事见《宋史》卷一七、一八《哲宗纪》。哲宗登基时，只有10岁，由高太后执政。高太后执政后，任用顽固派大官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一上台，就把神宗时的“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全部废止。宋哲宗对于司马光与高太后的执政与压制感到不满。到了元佑八年（1093年），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哲宗亲政后表明绍述，追贬司马光，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一带)，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敦、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绍圣”，并停止与西夏谈判，多次出兵讨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元符三年（1100年）1月病逝于汴京（今河南开封）。
宋哲宗是北宋较有作为的皇帝。但是由于在新党与旧党之间的党争不但没有获得解决，反而在宋哲宗当政期间激化，种下了北宋灭亡的远因。 
宋哲宗-太子登基
元丰八年二月， 宋神宗病情日趋恶化，不能处理朝政。 王赵佣为皇储，由皇太后高氏暂时听政，神宗表示同意。 高太后出身尊贵，其曾祖是宋初名将高琼，母亲为北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姨母是仁宗曹皇后。幼年时，高太后与英宗都住在宫中，曹皇后视她如亲生女儿。后来，仁宗和曹皇后亲自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之说，这种世家与皇室之间的联姻无疑有助于巩固高氏在宫中的地位。高太后经历了仁、英、神三朝中发生的仁宗立储、英宗濮议风波和神宗熙丰变法等事，政治经验很丰富，她在保证哲宗继承皇位一事上起了重大作用。
神宗生病时，他年龄最大的儿子延安郡王赵佣才10岁，而两个同母弟弟却年富力强，雍王赵颢36岁，曹王赵頵30岁，论声望、地位和出身，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有资格做皇帝。当时，大臣蔡确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们曾想通过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绘和高公纪达到目的。邢恕以赏花为名将二人邀请到自己府中，对他们说神宗的病情已无回天之力，延安郡王年幼，雍王和曹王都很贤明，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高公绘大惊，明确表示，这是邢恕想陷害他们全家，急忙与高公纪一起离开邢府。蔡确和邢恕见阴谋难以得逞，便决定拥立赵佣，以夺策立之功，并趁机除掉与蔡确有矛盾的王珪。蔡确在与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时，问王珪对立储之事有何看法，暗中却派开封知府蔡京率杀手埋伏在暗处，只要王珪稍有异议，就将他杀死。王珪胆小怕事，是出了名的“三旨宰相”（他上殿奏事称“取圣旨”，皇帝裁决后，他称“领圣旨”，传达旨意是“已得圣旨”）。见蔡确相问，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赵佣。王珪这一次却很有主张，蔡确无法，便只好四处张扬，说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却反诬高太后和王珪有废立赵佣之意，此事在后来给他招来大祸。 
不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赵颢和赵頵也极为关注选立皇储一事。他们时常去皇宫探视神宗病情，看过神宗后，赵颢还径直去高太后处，试图探听或是谈论些什么。神宗只能“怒目视之”，似乎也察觉到弟弟们的意图。到了神宗弥留之际，赵颢甚至还请求留在神宗身边侍寝。高太后见两位亲王居心叵测，为防万一，便命人关闭宫门，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寝宫，实际上是要他们断了念头。同时，加快了立赵佣为储的步伐，还暗中叫人秘密赶制了一件10岁孩童穿的黄袍，以备不时之需。 
米芾书于宋哲宗元佑三年（1088），米芾三十八岁时，共书自作各体诗八首，计71行658字，署黻款。是米芾三十八岁时（1088年
这年三月，在大臣们前来觐见时，高太后当众夸赞皇子赵佣性格稳重，聪明伶俐，自神宗病后便一直手抄佛经，为神宗祈福，颇是孝顺，还将赵佣所抄佛经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齐声称贺，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赵佣，宣读神宗诏书，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皇储之争总算平静下来。数日后，神宗去世，皇太子赵煦即位，改元元祐。从此，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掌握大权达8年之久。
宋哲宗-太后垂帘
宋哲宗废后孟氏的画像
高太后被后人誉为“女中尧舜”，但她在政治上却极为盲目和固执。神宗时代，高太后就是变法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她曾与仁宗曹皇后一起在神宗面前哭诉王安石新法败坏祖宗家法，害苦天下百姓。高太后垂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反对变法最坚决的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变法时隐居洛阳达15年之久，百姓都知道他日后可能复出，称他为“司马相公”，而许多赋闲在家的反变法官员也很钦佩他，这些人是司马光执政后更化的主要力量。司马光被召回朝廷后，立即打出“以母改子”的旗号（以神宗母高太后的名义来变更神宗朝的政治措施），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带进了自己10多年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个人情绪的影响。然而，高太后却不仅一味信任司马光，委以重任，还在司马光死后，将其反对变法的措施执行到底，并起用大批反对派官员如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又将支持变法的官员吕惠卿、章惇和蔡确等人逐出朝廷，从而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
米芾《箧中帖》（又称《致景文隰公阁下尺牍》、《天机笔妙帖》） 行草书。纸本。信札一则。约书于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
高太后在哲宗即位时，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静，垂帘听政是出于无奈，但她却丝毫不放松手中的权力。在高太后垂帘时期，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处理，年少的哲宗对朝政几乎没有发言权。大臣们也以为哲宗年幼，凡事都取决于高太后。朝堂上，哲宗的御座与高太后座位相对，大臣们向来是向太后奏事，背朝哲宗，也不转身向哲宗禀报，以致哲宗亲政后在谈及垂帘时说，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臀部和背部。到了哲宗17岁时，高太后本应该还政，但她却仍然积极地听政。而此时，众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谕必听太后之言，也不劝太后撤帘。高太后和大臣们的这种态度惹恼了哲宗，哲宗心中很是怨恨他们，这也是哲宗亲政后大力贬斥元祐大臣的一个原因。
宋哲宗-成长教育
尽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帘时没有考虑哲宗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放松对哲宗的教育。高太后任吕公著、范纯仁、苏轼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哲宗的侍读大臣，想通过教育使哲宗成为一个恪守祖宗法度、通晓经义的皇帝，尤其是让哲宗仰慕仁宗，而不是锐意进取的宋神宗，因为仁宗创下了为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清平盛世。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对哲宗的管教也很严格。为避免哲宗耽于女色，高太后派了20个年长的宫嫔照顾他的起居，又常令哲宗晚上在自己榻前阁楼中就寝，相当于限制了他自由活动的空间。但元祐四年（1089）十二月，民间却传出宫中寻找乳母之事。大臣刘安世得知后大惊，哲宗此时才14岁，后宫竟然寻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声色？刘安世上奏章，告诫哲宗自重。另一大臣范祖禹直接上疏高太后，言辞极为激烈。高太后对外解释说，是神宗遗留下的几个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顾，但私下却将哲宗身边的宫女一一唤去审问。哲宗后来回忆说那些宫女们个个红肿着眼，脸色惨白，他心里很害怕，后来才知道是刘、范暗中告了状，而自己却浑然不知。高太后的这些做法虽然目的是为了照顾和保护哲宗，但却使得哲宗感到窒息，无形中增强了他的逆反心理。
宋哲宗-政治斗争
宋神宗
更让哲宗难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对待其生母朱德妃也过于严格，甚至是苛刻。或许是她有着某种隐忧，担心哲宗母子联合起来，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朱德妃出身寒微，幼时遭遇极坎坷，其生父早逝，她随母亲改嫁后，却为继父不喜，只得在亲戚家长大。朱德妃入宫后，初为神宗侍女，后来生了哲宗、蔡王赵似和徐国长公主，直到元丰七年才封为德妃。朱德妃温柔恭顺，对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毕恭毕敬。元丰八年十一月，朱德妃护送神宗的灵柩（ｊｉù）前往永裕陵，途经永安。当时，大臣韩绛任河南知府，亲自往永安迎接灵柩。朱德妃走在后面，韩绛也去迎接。高太后知道了此事，竟勃然大怒：“韩某乃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礼？”吓得朱德妃淌着眼泪谢罪。哲宗即位后，向皇后被尊为皇太后，朱德妃却不能母以子贵，只被尊为太妃，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待遇。在如何对待朱太妃问题上，朝廷中曾有不少意见。有人想趁机拍高太后马屁，欲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级，以凸显垂帘的太皇太后。有人想着将来终究是哲宗掌权，主张尊崇朱太妃，以显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却另有打算，想压制一下朱太妃，直到元祐三年秋天，才允许朱太妃的舆盖、仪卫、服冠可与皇后相同。哲宗亲政后，立即下令母亲的待遇完全与皇太后向氏相同。从哲宗生母的待遇问题上，可以看出其间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
宋哲宗-夺回政权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们所做的一切，对于哲宗来说，负面影响非常大。哲宗早慧，八九岁时便能背诵7卷《论语》，字也写得很漂亮，颇得父亲神宗的喜爱。元丰七年三月，神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时年9岁的赵佣随同。赵佣虽然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却表现得极为得体，得到父亲的夸赞。哲宗即位后，辽朝派使者来参加神宗的吊唁活动，宰相蔡确因两国服饰不同，怕年幼的哲宗害怕，便反复给哲宗讲契丹人的衣着礼仪。哲宗先是沉默不语，待蔡确絮絮叨叨讲完，忽然正色问道：“辽朝使者是人吗？”蔡确一愣：“当然是人，但是夷狄。”哲宗道：“既是人，怕他做甚？”言辞极锋锐，蔡确无言以对，惶恐退下。
少年老成的哲宗面对不将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哲宗和高太后奏报时，哲宗都沉默不语。有次高太后问哲宗为何不表达自己的看法，哲宗回道：“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弦外之音就是自己无非是一个摆设而已。哲宗常使用一个旧桌子，高太后令人换掉，但哲宗又派人搬了回来。高太后问为何，哲宗答：“是爹爹（神宗）用过的。”高太后心中大惊，知道他将来必会对自己的措施不满。大臣刘挚曾上疏，让高太后教导哲宗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说：“我常与孙子说这些，但他并不以为然。”高太后由此愈加担心，当然更不敢放下权力。 
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改元绍圣，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拨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也许在最初，哲宗对父亲神宗的理解只是出于崇敬，但元祐时期被冷落和忽视的经历加剧了他对元祐政治的不满，便极力推崇神宗。可见，在哲宗的政治抱负中，有着浓厚的个人感情因素，使得他的人生多了些悲剧色彩，也使得朝野上下的分野益发清晰。 
宋哲宗-变法党争
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留下诗文千百篇，笔迹墨存百余首。北宋哲宗皇帝感激茅山道士为其母治病，亲赐“玉印、玉圭、玉符、哈砚”等八件珍品，被定为镇山之宝。
宋哲宗-政治动荡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东坡被贬为琼州别驾。他先住在儋州官舍里，后被上司逐出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汝窑瓷器的使用，大约在北宋哲宗到徽宗（1086-1106）的二十年之间。时间虽短，却在作品中流露出跨国界的交流意象。莲花式温碗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宋哲宗孟皇后
哲宗像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此外，章惇在贬逐元祐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绍圣四年（1097），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宋哲宗-皇后孟氏
贤淑温婉。公元1092年，哲宗十七岁太皇太后高氏和向太后，选出了端庄娴雅的孟氏为皇后。哲宗专宠容貌俏丽的刘婕妤，刘婕妤恃宠成骄，经常冒犯皇后。
皇后孟氏
皇后的福庆公主病重，孟皇后的姐姐懂医道，前来医治，便将道家符水拿来，替公主治病。皇后见了，立即禁止。一天，皇后主动把这事告诉了哲宗，哲宗也不介意，刘婕妤抓住这件事不放说孟皇后搞符咒厌魅。过了些天，刘婕妤又巧立名目和哲宗说："皇后搬神弄鬼。"哲宗一听立派内侍押班梁从政等人审查。他们逮捕宦官、宫女三十余人，严刑拷打，而后又伪造供词，哲宗以皇后"旁惑邪言，阴挟媚道“废居瑶华宫，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名冲真。”
刘婕妤斗败了孟皇后，进升为贤妃。三年后，生了皇子，立为皇后。不久，皇子和哲宗先后死去。
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迎回孟氏，尊为"元佑皇后".向太后死后，刘皇后逼徽宗下诏废去孟后。公元1102年，孟皇后重回瑶华宫，瑶华宫失火，她移居延宁宫，延宁宫又毁于火，她只得住进弟弟孟忠厚家。
公元1126年，金兵攻陷汴京。将微、钦二帝和六宫有号位者尽被掳北上。孟皇后因住在民居，竟免于难。公元1127年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位为宋高宗，史称南宋。高宗尊孟氏为"元佑太后".为了避其祖父孟元之讳，改称"隆佑太后".高宗不敢抗金，从南京逃到扬州，又逃到镇江，最后跑到临安（杭州）。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曾任太学正的大词人周邦彦，被贬溧水县令。带着一腔愤懑和满身疲惫，周邦彦向溧水走来。
公元1129年三月，护卫统制苗傅、刘正彦发动政变，拥立三岁的皇太子赵囗（fu敷）为帝，企图让孟太后听政，被孟太后拒绝。不久，韩世忠、张浚等平息兵变。
公元1135年春，孟太后患了风疾。死于越州行宫，终年五十九岁。谥号"昭慈圣献皇太后"，葬于宋六陵。
宋哲宗-家庭成员
夫妻：
昭慈圣献皇后孟氏
昭怀皇后刘氏
子：献愍太子赵茂，昭怀皇后刘氏为贤妃时所生
女：邓国公主，早殤。 陈国公主 秦国康懿长公主 扬国公主，早殤。
宋哲宗-死因
宋徽宗
宋徽宗赵佶是宋哲宗赵煦的异母弟，哲宗生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二月，徽宗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五月，兄弟二人年龄相差不到6岁。
在正常情况下，徽宗断无继承哲宗皇位的可能。徽宗继位有一线希望，是由于哲宗刚满23岁便死去。
哲宗的病情对外公开的说法是：“故冬以来，数冒大寒，浸以成疾，药石弗效，遂至弥留。”（卷7《元符遗制》）所幸，知枢密院事曾布的日记《曾公遗录》部分保存至今。从中可知，哲宗并非因伤风感冒而死，而是死于性生理疾病。
两宋帝王患性生理与性心理病者，除哲宗而外，至少还有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二月，金军袭击扬州，高宗夜半仓皇渡江而逃，“矍然警惕，遂病熏腐”，从此患下性无能症。其后果是丧失生育能力，“后宫皆不孕”。
哲宗的病情及后果都比高宗严重得多。其症状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卷九），是致命的。其病因则是极度性放纵。哲宗宫中美女如云，宰相吕大防的夫人亲眼看见：哲宗“前后宫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样妆梳，衣服之类无少异。”“其服饰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睹。” 
哲宗9岁做皇帝，其管教者既有祖母英宗高皇后，又有嫡母神宗向皇后、生母神宗朱德妃。其中，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高氏是位女强人，她对哲宗管束颇为严厉。哲宗年纪渐大，依然身不由己。
宋哲宗对其祖母“甚衔之”（卷127《哲宗朝》），但在行动上不敢为所欲为。当时人说：哲宗“天颜穆然，敬奉二宫，有不迩声色之意”，大体属实。北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大权在握，再也不受管束。他立即反弹，不仅在政治上一反高太后所为，排斥旧党、废止旧法，起用新党、推行新法，而且在生活上肆无忌惮，纵欲无度。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笔者注）造紫金石砚”（图6）。绍圣系北宋哲宗赵煦时期第二次改元年号的最后一年。这个时期，正值米芾...
中书侍郎范百禄曾兼任侍读，很了解哲宗，对其健康状况深表关切。他在出知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时，为此专门上疏哲宗。奏疏引用孔子所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告诫哲宗应注重“养生身之道”、“福寿康宁之术”。（卷5）对于这类忠告，哲宗置若罔闻。加之宦官“起哲宗侈心”，（卷63）于是哲宗变本加厉。
“明艳冠后庭”的御侍刘氏“有盛宠”（卷243《哲宗昭怀刘皇后传》），与高太后所立孟皇后争宠。哲宗不顾大臣反对，断然将孟皇后废黜。刘氏取而代之，正位中宫。哲宗与刘氏如胶似漆，因此得下性生理疾病。御医秦□、孔元、耿愚束手无策，“深以为忧”。（卷9）哲宗一病不起，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日深夜病故。
元符二年八月，当时位号为贤妃的刘皇后虽然为哲宗生下一皇子，即所谓邓王，但两月后便夭折。哲宗撒手人寰，膝下无传宗继位之人。外界早知哲宗性命难保，他本人则对病情估计不足。哲宗短命，并未留下遗嘱。于是峰回路转，当时被封为端王的徽宗赵佶继位出现一线希望。 
宰相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享年68岁。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苏颂苏颂（1020年—1101年），字子容，泉州同安（今属福建）人。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是宋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天文机械制造家、药物学家。
苏颂-个人简介
中国宋代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字子容，福建泉州南安人。生于宋真宗天禧四年，卒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先任地方官，后改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九年，得以博览皇家藏书。宋哲宗登位后，先任刑部尚书，后任吏部尚书，晚年入阁拜相，以制作水运仪象台闻名于世。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苏颂奉命检验当时太史局等使用的各架浑仪（见浑仪和浑象）。因此想到应有表演的仪器和浑仪配合使用。先前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张思训曾创造水运浑象“太平浑仪”,后因机绳断坏，无人知其制法。苏颂访知吏部守当官韩公廉精通数学、天文学，告以张衡、梁令瓒、张思训仪器法式大纲。韩公廉写出《九章钩股测验浑天书》一卷，并造成机轮木样一座。后由苏颂和韩公廉于元祐三年集合一批工人制造，元祐七年竣工。这是一座把浑仪、浑象和报时装置三组器件合在一起的高台建筑，整个仪器用水力推动运转，后称水运仪象台，其中有许多突出的发明创造。水运仪象台完成后，苏颂于绍圣初年（约公元1094～1096年间）把水运仪象台的总体和各部件绘图加以说明，著成《新仪象法要》一书。
苏颂为了能更直观地理解星宿的昏晓出没和中天，又提出设计一种人能进入浑天象内部来观察的仪器，即假天仪。具体设计仍由韩公廉推算完成。它是用竹木制成，形如球状竹笼，外面糊纸。按天上星宿的位置，在纸上开孔。人进入球内观看，外面的光从孔中射入，呈现出大小不同的亮点，好象夜空中的星星一般。人悬坐球内扳动枢轴，使球体转动，就可以更形象地看到星宿的出没运行。这架仪器是近代天文馆中星空演示的先驱。
苏颂在药物学方面,曾组织增补《开宝本草》(1057年)，著有《本草图经》（1062年）。
苏颂-地方任职
苏颂故居
庆历二年（1042年）苏颂中进士，为宿州观察推官。次年任江宁知县。三年任满，正赶上父亲苏绅病逝。他葬父京口，从此移居润州丹阳。皇祐五年（1053年）改任馆阁校勘。嘉祐六年（1061年）出知颍州。嘉祐八年召为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治平二年（1065年）迁三司度支判官。熙宁四年（1071年）任婺州知州。熙宁六年，转毫州知州，八年，知应天府，九年知杭州，熙宁十年又调朝廷修史。
元丰元年（1078年）知开封府。二年，改知濠州，三年，知沧州，四年，召回吏部任职。元祐八年（1093年）知扬州，再次出任地方官。
在任地方官时，苏颂尽其所能，为民造福。如开封府界提点诸县镇公事时，他“建请浚自盟、白沟、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积水”，兴修水利，保田防灾。元丰四年（1081年）知沧州时，黄河泛滥。他又上奏指出只修堤防不注意疏通海口的危险性，并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较好的解决办法：“臣窃见沧州东北有三堂泊，纵广百余里，下连海道，地名黑龙港。……其西与御河破藏口及范桥镇相去不过三五十里，可以分引河流，东注泊内。既满溢则由黑龙港以入海，其势甚易。”在杭州任内，他把凤凰山的泉水引入市区，做自来水用，造福于百姓。
在淮南转运使任内，他见到因饥荒造成哀鸿遍野，灾民嗷嗷待哺的惨景，于是立即上书，为百姓请求救济：“臣窃闻近日甚有近北灾伤人民流移往邻路州逐熟，……今并淮诸郡，虽稍登稔，若食口既多，必致物价腾踊。万一将来秋成失望，漂泊之民，未有归业之期。坐食贵谷，便见所失。彼时须烦县官赈救，为惠差迟，则其敝益甚矣。臣以为存恤之法，莫若先平物价，若物货之平，则莫若为粜给，使之常食贱价之物，则不觉转移流徙之为患也。”他不仅想到荒年中对灾民的赈济，而且想到赈救后物价如何保持平稳，流民如何归业安居等等。他想的是很周到和长远的。 
当时各地争修寺院，皇帝也滥赐匾额，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经济负担。苏颂又挺身而出为百姓请命：“臣欲乞朝廷明立条约，今后不许特创寺院宫观。”对违法而建的寺院“并令州县检括指挥一切毁拆，许诸色人收买请射，永为己业”。
苏颂关心民瘼，体恤百姓，深为皇帝所知。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苏杭地区再次闹灾。在选任地方长官时，神宗称“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
苏颂-朝中任职
苏颂相关书籍
苏颂于皇祐五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年）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年）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四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六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熙宁元年（1068年）任知制诰，二年，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官院。三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做文秘工作。
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081年）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轼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
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苏颂-科技工作
苏颂祠堂
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年）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年）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
苏轼的书法
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
苏轼
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
苏颂领导科技工作的一大特点是能深入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他主管的工作。嘉祐初年领导编写医书时，他研读了从《内经》到《外台秘要》的历代医药著作，并亲自校订了《神农本草经》等多种典籍，使自己通晓了本草医药知识。他领导研制水运仪象台期间，对两汉、南北朝、唐、宋各代的天文著作和仪器也作了研读与考察。他还勤于向自己的下属学习，如向韩公廉请教历算，与局生亲量圭尺，和学生躬察漏仪。由此，他从一个对天文仪器、机械设计、本草医药知之不多的外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专家。
苏颂-担任使节
苏颂
治平四年（1067年），苏颂任辽朝使臣的伴送使。当苏颂一行行至恩州时，突遇驿馆起火。由于他遇事镇定，举措得当，没有发生混乱，辽朝使者也没有受到大的惊扰，因此很得英宗的赞赏。熙宁元年（1068年）他任贺辽太后生辰使，出使辽朝。二年又任辽朝贺生辰伴使。十年再任贺辽主生辰使。元丰五年（1082年）他又一次任辽贺正馆伴使。
苏颂十分注意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设施、山川地理、风俗民情、外交礼仪等，并向朝廷反映了辽的实际情况。
两次使辽，他写下《前使辽诗》和《后使辽诗》，记录出使的路线和所见所闻。元丰四年（1081年）八月神宗命他编写一本与辽朝往来有关各种礼仪和文件程式的书籍。元丰六年（1083年）此书编成，神宗亲自赐名《鲁卫信录》，其中保存了大量宋辽间的交往史料。
苏颂-科技贡献
苏颂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水运仪象台的研制
苏颂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是一座高12米，宽7米，像三层楼房一样的巨型天文仪器。苏颂在说明中说：“兼采诸家之说，备存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台有二隔，置浑仪于上，而浑象置于下，枢机轮轴隐于中，钟鼓时刻司辰运于轮上，……以水激轮，轮转而仪象皆动。”水运仪象台的上层是观测天体的浑仪，中层是演示天象的浑象，下层是使浑仪、浑象随天体运动而报时的机械装置。它兼有观测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以及随天象推移而有木人自动敲钟、击鼓、摇铃，准确报时的三种功用。它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而且在三个方面为人类作出了贡献，使许多中外科技史专家为之叹服。
元昊
首先，置于水运仪象台上层观测用的浑仪，通过“天运单环”与“枢轮”相联，使浑仪能随枢轮运转。这与现代天文台转仪钟控制天体望远镜随天体运动的原理是一样的。因此，可以说水运仪象台的这套装置是现代天文台跟踪机械——转仪钟的远祖。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对这一点给以高度评价：“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察用浑仪结合起来，在原理上已经完全成功。因此可以说他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
苏颂
其次，水运仪象台顶部设有九块活动的屋板，雨雪时可以防止对仪器的侵蚀，观测时可以自由拆开。水运仪象台的活动屋顶是现代天文台圆顶的祖先。所以，苏颂与韩公廉又是世界上最早设计和使用天文台观测室自由启闭屋顶的人。
第三，水运仪象台的原动轮叫枢轮，是一个直径1丈1尺，由72根木辐，挟持着36个水斗和36个勾状铁拨子组成的水轮。枢轮顶部设有一组叫“天衡”、“天关”、“天权”、“左右天锁”的杠杆装置，枢轮靠铜壶滴漏的水推动。当漏壶的水滴满一个枢轮水斗时，“枢权”失去平衡，“格叉”下倾，枢权扬起，轮边铁拨子拨开“关舌”，拉动“天衡”，“天关”上启，枢轮下转。由于“左右天锁”的擒纵抵拒作用，使枢轮只能转过一辐，以次循环往复，等时运转。天衡系统对枢轮杠杆的这种擒纵控制与现代钟表的关键机件——锚状擒纵机构（俗称卡子），具有基本上相同的作用。所以说水运仪象台的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
苏洵
药物学成就
嘉祐初年，苏颂受诏校定与编撰医书。嘉祐二年（1057），与掌禹锡、林亿等一起编写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为了改变本草书中混乱和错讹状况，他建议：“诸路州县应将产药去处，并令识别人仔细辨认根、茎、苗、叶、花、实，形色、大小，并虫、鱼、鸟、兽、玉石等堪入药用者，逐件画图，并一一开说著花、结果、收采时月及所用功效。其番夷所采药，即令询问榷场、市舶、商客，亦依此供析，并取逐味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因入京人差赍送当所投纳，以昭凭证。画成本草图，并别撰图经，所冀与今本草并行，使后人用药知所依据。”
朝廷采纳了苏颂的建议，并委任他编撰《图经本草》。经过四年的艰苦努力，在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编撰完成了《图经本草》21卷。
苏洵字画
《图经本草》在药物学上有重大价值。唐《新修本草》的药图和《天宝单方药图》都已散佚殆尽，韩保升《蜀本草》的药图也已不存。《图经本草》在这种情况下诞生，其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对药性配方提供了依据，而且对历代本草的纠谬订讹作出了新贡献，特别是使过去无法辨认的药物可以确认无误。如牛膝，《神农本草经集注》说：“其茎有似牛膝，故以为名。乃云有雌雄，雄者茎紫色而节大为胜尔。”以此很难判断出是什么植物。《图经本草》则写得十分具体：“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又如牛膝状，以此名之。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甚细。”我们可以根据匙形对生叶，细实穗状花，节部结牛膝三大特征，断定为苋科植物怀牛膝。
为编写《图经本草》而进行的全国性普查，其另一重要意义是扩大了药源。如菟丝过去从朝鲜进口，现知冤句（山东荷泽）也产此药。奚毒原知只有河南嵩山少室出产，而从提供分析的样品中知道四川也有，等等。 
《图经本草》在生物学上也有较大贡献。如它对动植物形态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述：乌贼鱼，“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只一骨，厚三四分，似小舟，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可以自缆，故别名缆鱼。”真切地反映了头足纲乌贼科动物的特点。
苏颂（右）
《图经本草》在矿物学与冶金技术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如它记载了丹砂、空青、曾青等105种矿物药。丹砂条的描述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块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又似云母片可析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这里不仅说明了丹砂这种矿物药的产地和特点，而且简要介绍了丹砂矿的开采过程。
《图经本草》中关于冶金技术也有许多记载，如关于钢铁冶炼的工艺过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做鍱者，为鑐铁，亦为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做刀剑锋刃者，为钢铁。”这简要描述了宋代三种钢铁的冶炼方法及其不同功用。又如对炼银的方法记述说：“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对灰吹法炼银的工艺说：“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铅银于灰上，更加火大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这是关于灰吹法炼银的最早最详尽的记载。《图经本草》的科学贡献是多方面的，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
机械图纸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绘制了有关天文仪器和机械传动的全图、分图、零件图50多幅，绘制机械零件150多种，其中多为透视图和示意图，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机械图纸。正是根据这些图纸，王振铎、李约瑟等先生，才能较准确地复原出水运仪象台的全貌。例如从这些图纸和说明文字中可以知道，水运仪象台枢轮的运转规律是齿轮系从6个齿到600个齿的传动；每25秒落水一斗，每刻钟转一周，一昼夜转96周，而昼夜机轮、浑象、浑仪也转一周，这与地球运动是大致相应的。又如，通过这些图纸，我们知道水运仪象台第一层木阁内是昼夜钟鼓轮，有不等高的三层小立柱，可以拉动三个木人的拨子，以关拨作用拉动本人的手臂，到一刻钟时，木人出而击鼓，时初摇铃，时正敲钟。而第二层木阁内是昼夜时初正轮，第三层木阁内是报刻司辰轮，第四层木阁内是夜漏金钲轮，第五层木阁内是夜漏司辰轮。要是没有这些珍贵的图纸，我们就难以弄清木阁内的机械木人是如何按时击鼓、摇铃和敲钟的。因此，《新仪象法要》中所附机械图是了解苏颂天文著作及其成就的关键，同时也是进而释读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同类著作的钥匙。
星图绘制上的新贡献
水运仪象台
苏颂在《新仪象法要》中还绘有多种星图，如“浑象紫微垣星图”、“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浑象北极星图”、“浑象南极星图”、“四时昏晓加临中星图”、“春分昏中星图”、“春分晓中星图”、“夏至昏中星图”、“夏至晓中星图”、“秋分昏中星图”、“秋分晓中星图”、“冬至昏中星图”、“冬至晓中星图”等，计14幅。
这14幅星图中，最有价值的是前五幅。其中“浑象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角宿到壁宿的星官，“浑象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奎宿到轸宿的星官，“浑象紫微垣星图”，是以北斗七星为主的布列于浑象之北上规的183颗星，“浑象南极星图”和“浑象北极星图”则是以天球赤道为最外界大圆的南天星图和北天星图。苏颂为了星图绘制精确，采取了圆横结合的画法。横图分成两段：东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秋分到春分，西南方中外官星图是从春分到秋分。另外，在把球面上的星辰绘制到平面上时，苏颂发现了失真问题，于是他采用了把天球循赤道一分为二，再分别以北极和南极为中心画两个圆图的方法，从而减少了失真，这是星图绘制中的一项新成就。
苏颂星图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全天星图中保存在国内的最早星图。保存至今的唐代敦煌星图，在时间上比苏颂星图要早，但被斯坦因盗走，现存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但是，苏颂星图比敦煌星图更细致和更准确。如敦煌星图绘星1350颗，苏颂星图绘星1464颗；敦煌星图主要依据《礼记·月令》的资料，并非实测；而苏颂星图则是根据元丰年间的实测绘制；敦煌星图是从玄枵（子）开始，按十二次的顺序作不连续排列，中间夹以说明文字，有关分野问题也不科学，苏颂星图则从角宿开始，按二十八宿顺序，作连续排列，并完全去掉了有关分野等不科学成分。 
就所列星的数目而言，苏颂星图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如欧洲到14世纪文艺复兴以前，观测的星数是1022颗，要比苏颂星图少422颗，因此，西方的科技史家蒂勒、布朗和萨顿等甚至认为：“从中世纪直到14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科学上的开拓精神
苏颂在天文仪器、本草医药、机械图纸、星图绘制方面，都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有诸多原因。例如他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组织集体攻关；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地提拔任用人才；勤于实验，设计多种方案，反复进行实验；勇于实践，大胆地进行全国性药物普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一时研究不通的问题，宁可存疑，决不附会。而最重要的一条莫过于他在科学上的开拓进取和创新精神。 
他的开拓精神是以全面掌握前人的科学成就为基础的。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他曾详尽地研究了前代天文学家张衡、一行、张思训等取得的成就。他在《进仪象状》中说：“臣谨案历代天文之器，制范颇多，法亦小异……故张衡浑天云置秘室中，以漏水转之，令司之者闭户唱之，以告灵台之观者。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符合。”由此可知他确曾仔细研读过张衡的著作，并继承和发展了张衡划时代的创造，如在浑象上安装一套齿轮系机械传动装置，利用漏壶流水的稳定性推动浑象均匀地绕极轴旋转。
苏颂科技馆
苏颂又说：“唐开元中，诏浮屠一行与率府兵曹梁令瓒及诸术士，再造铸铜浑，为之圆天之象。具列宿及周天度数，注水激轮，令其自转，一日一夜天转一周。又别置二轮络在天外，缀以日月令得运行。……又立二木偶人于地平之前，置钟鼓，使木人自然撞击，以候辰刻。”张衡之后，一行和梁令瓒在天文仪器制造方面，又有了新进展。他们使水运仪象受漏壶控制又能逼真反映天球旋转，创用了反映时间流逝的新装置。苏颂则仔细研究了一行等的新实验，并牢牢地掌握了这一新方向，创造性地运用到新设计的仪器中去。
苏颂接着说：“张思训浑仪为楼数层、高丈余，中有轮轴关柱，激水以运轮，又有值神摇铃、扣钟、击鼓。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有十二神各值一时，时至则自执牌循环而出报。”张思训在一行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创造了楼阁式钟、鼓、铃齐备的报时装置。苏颂仔细研究了这台仪器，继承了它“成于自然，尤为精妙”的成就。
苏颂在掌握张衡、一行、张思训等的科技成果之后所作出的新创造，突出地表现在他所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上，例如他把张衡开创的用漏壶流水稳定性来控制齿轮系机械传动，发展成了使水运仪象台望筒随天体旋转的最初的转仪钟，并且还设计调整到使太阳经常在望筒的视场中。这样，只要在黄昏把望筒对准了太阳，日落星现后，就可以直接测读出太阳和恒星之间的赤经差或似黄经差。在欧洲直到1685年意大利天文学家卡西尼才利用时钟机械推动望远镜随天体旋转，但这已是苏颂之后600年的事了。
苏颂把一行、张思训等开始实践的反映天球旋转的齿轮系机械作为一种代表时间流逝的新装置，发展为世界上最早的水运钟表的擒纵机构。它向全世界证明了钟表的发明权不是属于欧洲而是属于中国。李约瑟在评价这一点时说：“苏颂的时钟是最重要最令人瞩目的。它的重要性是使人认识到第一个擒纵器是中国发明的，那恰好是在欧洲人知道它以前六百年。” 
苏颂和韩公廉在完成水运仪象台之后，又研制了一台单独的水力推动的浑天象。人钻入天球内观看，在天球上凿孔为星，十分逼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架有明确记载的假天仪，它的创造性也是前无古人的。
苏颂于嘉祐二年与林亿等编撰《嘉祐本草》，把唐《新修本草》与宋初《开宝本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他并不满足一般的推进，而是要在用药领域有新的开拓，并彻底解决本草从书本到书本，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的弊病。他发动全国的医生和药农采集标本，绘制药图，填写说明，终于完成了图文结合的《图经本草》，使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约瑟对《图经本草》给以极高的评价：“作为大诗人苏东坡诗友的苏颂，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药物学家，他在1061年撰写了《图经本草》，这是附有木刻标本说明图的药物史上的杰作之一。在欧洲把野外可能采集到的动植物加以如此精确地木刻并印刷出来，这是直到15世纪才出现的大事。
苏辙
姓名：苏辙
别名：苏子由、颖滨遗老、小苏、苏文定
生辰：1039年
民族：汉
祭日：1112年
籍贯：眉州眉山
地区：四川眉山
国家：北宋
职业：散文家
苏辙笔迹
苏辙（1039～1112）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佑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佑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佑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文学成就
苏辙集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苏辙著有著有《栾城集》950卷、《栾城后集》924卷、《栾城三集》10卷、《应诏集》912卷、 《诗集传》、《春秋集解》、《孟子解》、《论语拾遗》、《古史》、《龙川略志》、《道德经解》等，并传于世。
苏辙-故事
【改对显才华】
改对显才华
一天，苏轼带着年少的弟弟苏辙游巫山。山上一位老道听说神童苏轼光临，便想当面考考他。老道出了个异字同音对：“无山得似巫山好。”苏轼不假思索，立即对出下联：“何叶能如荷叶圆？”老道连连称好。
谁知，苏辙在一旁却说：“兄长的下联对得还不甚工稳，不如改一改。”苏轼问：“怎么改？”苏辙便念道：“何水能如河水清？”
苏轼和老道一听，以“水”对“山”更工稳，齐声叫好。从此，苏辙也远近闻名了。
苏辙-三苏
三苏
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1039～1112) 。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苏氏父子积极参加和推进了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他们在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后来俱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地位。
苏辙-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苏辙-眉山三苏祠
眉山三苏祠是北宋时期 （960-1127）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位于四川省眉山城西南隅纱彀行内。元代改宅为祠，祭祀三苏。明代洪武年间扩建，明末毁于兵火，仅存五碑一钟，清康熙四年（1665）在原址按明代规模重建，尔后历代均有增益补修，现占地面积56800平方米。于1980年7月7日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4月成立“眉山三苏博物馆”。
眉山三苏祠
三苏祠自元代建祠以来，几兴几衰，一直是文人墨客和广大民众拜祭圣贤的聚集场所，经数百年的营造，整个祠堂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古木扶疏，翠竹掩映，形成了“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特色。
三苏祠总建筑面积有115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正门，前厅，正殿，启贤堂，来凤轩，东西厢房，云屿楼，披风榭，瑞莲亭，百坡亭，碑亭，抱月亭，快雨亭，式苏轩，景苏楼，绿洲亭，半潭秋水一房山，彩花舫，南堂，疏竹轩，绿筠轩等。殿堂部分由三进四合院组成，虽按轴线处理，但两边却运用了均衡而不严整对称而有自由变化的手法，有收有放，灵活多致。
园林景观形成和保持了浓郁的清代四川传统园林自然，古朴，典雅的显著特点，屋宇堂廊，布局有序，点线呼应，疏密有致，匾额对联，缤纷耀彩。整个祠堂具有历史文化名人故居庄穆典雅气氛，使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被当代中外文化名人，古典园林专家称誉为中国四川古典园林的典范。
永泰陵-简介
永泰陵位于巩县芝田乡八陵村村南，东北距芝田镇八华里，东南距永裕陵约400米，赵煦患病，不数日死去，停丧七个月，于八月下葬永泰陵。永泰陵是哲宗赵熙墓，附葬刘后陵。埋葬哲宗赵煦时，路上因遇大雨，久久不停，
永泰陵东侧石刻
而灵车深陷泥泽之中，送葬队伍只得露宿荒野数天之久。
北宋亡国后，金兵进驻宋陵，为掠夺也为报复，他们对宋皇陵进行了毁灭性的盗掘。一时间狼烟四起，掘墓开棺，惨绝人寰。陵区内瞬间尸骨遍地，烟火弥漫，一片狼藉。偏居临安的南宋皇室听到祖坟被劫掠的消息，悲痛万分，宋高宗赵构饬令河南镇抚使翟兴父子及岳飞等大将军带兵赶往巩县迎战金军。金军被驱赶出宋陵，南宋皇室派人修葺陵寝。但是宋军一撤，金兵又来，并进行更大的报复。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奉旨到巩县谒陵，他亲眼看到往昔威严肃穆的皇陵禁地，如今是乱草丛中野兽出没，狐鸣狼叫甚是凄凉。他沉痛地写道：“永昌陵以下皆惊犯，泰陵至暴露，庭硕解衣覆之。”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看到永泰陵哲宗的尸骨竟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方庭硕也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尸骨包裹起来。南宋高宗听说后愤懑至极，不觉凄然泪下，但是又无可奈何。
永泰陵-墓主平生
赵煦
赵煦当上皇帝时，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由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处理政事。在近九年的时间里，国家大事全由高氏一手决断。赵煦只能在一旁“隅坐画诺”（根据高太后的指示，签书“可”或“不可”字样），后来他与大臣谈到垂帘时事情时，还颇有怨所地说：“当时朕坐在后面，个子又矮，朝里事情一无所见。只能看见坐在前面的太后的脊背和臀部”。直到1093年高太后病死，他才掌握了权力。在他当政的七年里，国是日非，党派之争把国家的政事闹得一团糟，朝堂上洛党、蜀党、朔党等党派互相攻讦，争斗不休。边陲上，与辽、西夏的战事又日益吃紧，面对纷纭的国事，赵煦束手无策，无力解决。“要做的事很多，却不见做出一件”，可见赵煦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北宋政权延续到这时，已经“政事日敝”，种下了宋亡的祸根。所以明、清时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评论哲宗朝政事说：“无穷之祸，自此贻之”。
永泰陵-修建历史
据有关史料记载，修建哲宗的永泰陵时，仅取石材一项就动用工匠4600人，石27600块。又动用士兵9744人、民
永泰陵象与象奴
夫500人，把这些石头从二三十公里之外、崇山峻岭之中的偃师粟子山（这儿的石头“岩棱温润，罕与为比”，虽日光长久照射也不容易风化）运到陵区。
公元1100年，哲宗患病，“不数日死去”。农历二月初十，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工地。为了“七月而葬”，五月十一必须完成采石工作。工程大、工期紧，山陵使等官员督工急如星火。因为劳动条件差，又无饮用水，于是，在风餐露宿的工地上陆续病倒了1700多人，死者日日不断。这些死者多被弃尸于荒野乱石之中。据《采石场碑记》载：“居山土人皆云，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若声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鬼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修建永定陵时，雕刻侍从人物及象、马等动物的石头用了62块，门石用了14块，皇堂券石用了27377块。
《采石场碑记》记载说：“居山土人皆云，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若声役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魂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由此可见，座座巍峨陵山，竟是穷人的座座灾难之山。
永泰陵-陪葬皇后
陪葬在这个陵区的，有赵煦极为宠爱的皇后刘氏，刘皇后的陵冢在永泰陵陵台西北。两陵陵台相距不足20米，在永泰陵正西四五十米处，有赵煦第四女杨国公主墓，死时才二岁，亦立大冢。
永泰陵西侧走狮
《宋史》又讲，刘皇后自小就父母双亡，由姥姥养大，擅长“播鼓”，实际上是做小买卖时摇拨浪鼓以招徕客人。“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携之入京师。”正史中这句更有猫腻，银匠龚美为何把刘氏这么个少女带入京师做买卖呢，实际上，是刘氏家穷，十二、三岁即卖给了龚银匠做老婆，当垆播鼓，招徕顾客。时为襄王的宋真宗微服行于街上，看见这位川妹子貌美如花，很快就勾引到手，给老实头龚美不少金银，把刘氏弄入自己的襄王府中藏娇。别人没说什么，同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宋真宗乳母王氏不干，认为刘氏出身太微贱，向宋太宗告状。太宗不满，时为太子的宋真宗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刘氏小姑娘“斥去”，其实，是把她送到与自己关系不错的张耆家中躲避。宋真宗即位，马上把刘氏迎入宫中立为美人，后又进为德妃，最后封为皇后。
刘皇后不仅仅是漂亮，“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刘皇)后皆预闻。宫闱中有事，辄傅以故实相对。”可见，刘皇后虽没受过什么系统教育，却冰雪聪明，不是那种只有漂亮脸蛋子的无脑美女。
永泰陵-构造
北宋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基本相同，皆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上宫、下宫和皇后陵及祔葬王室子孙墓组成。上
永泰陵仗马与控马官
宫是陵园的主体部分，从南至北依次建有鹊台、乳台、神道和陵台。陵台就是墓冢，位于宫城的中部，陵台分三层呈覆斗梯形，上边种植郁郁葱葱的翠柏，四季常青。陵台下称地宫，是埋葬皇帝尸骨的地方。地宫规模甚为宏大，一般深达３０米，由青砖砌成，仿照地面宫殿建筑结构，墙壁上还绘有大型彩色壁画。下宫也叫陵寝，位于上宫的西北部，是停放皇帝棺木和送葬官员居住的地方。围绕上宫和下宫，筑有十多米高的神墙，称宫城。宫城一般占地一百多亩，四面开有神门，神门外各有石狮一对，防御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入侵者。
神道是通往宫城的通道，神道两侧是对称排列的石刻造像，自南向北，有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瑞、马与控马官、虎、羊、客使、武将、文臣、镇陵将军和宫人等。各陵石雕内容和数量基本相同，一般为５８件，但体
永泰陵角端
积和雕刻技法则迥然不同。整个陵园，包括袝葬的后妃陵墓在内，统称“兆域”，兆域内广种松柏和枳橘，一到傍晚松涛阵阵，充满苍凉与肃穆。
宋代皇帝一般在死后才开始营陵，葬前均殡于汴京宫中。与此同时，朝廷投入数万名兵役开始采石建陵和制作明器。等皇陵建成后，皇帝棺柩由东京起灵，途经中牟、郑州、荥阳、氾水、巩县、偃师等地，绕道陵区之西北经平原而折东进入高原。送葬队伍选择这样一条平坦而无险阻的路线，大约是因为仪卫队伍过于庞大，柩舆又极重的缘故。从东京到陵区一般约走十天方可到达，如遇特殊情况，则需要更久的时间。
永泰陵-历经风霜
尽管山陵修建得如此宏大、坚牢，仍然免不了历史的劫运。1130年，金朝的傀儡政权“大齐”统治中原，对坟陵
永泰陵瑞禽
进行了大肆破坏和盗掘，北宋陵寝无一幸免，陵上建筑被破坏殆尽，陵内珍宝文物也被洗劫一空。南宋建立后，有人曾在杭州市场上出卖一只水晶制作的注子，后为皇室购得，高宗见到注子不禁流泪，说：“此是先帝哲庙陵寝上物，如今零落各地，叫人痛心！”1139年，岳家军收复宋陵（岳家军与金军激战的青龙山、爱华山、青狮山，就是宋陵东北面的山峰），曾对宋陵进行修茸。但不久，岳家军在投降派秦桧等的逼迫下南撤，宋陵又沦入金军之手。此后，秘书少监（掌文秘工作的官员）郑刚中去陕西出差，途中曾绕道至宋陵巡看，在他所著《西行道里纪》中记叙说：各陵上的建筑物已“颠毁大半”，有的则已被兵火焚尽，只剩下“林木枯丘”。
1139年底，南宋权吏部尚书（破格担任最高人事部门的长官）张焘和判大宗正（管理皇族事务的付长官）士袅曾乘宋金议和之机奉命赴巩县祭扫山陵，于五月到达，他们进入“柏城”之后，即开始“披锄荆棘，随所茸治”。回朝后向皇帝报告说：“山陵遭到最严重的破坏，望皇帝陛下万世不忘此贼，早日发兵诛讨，雪此耻，复此仇”，宋高宗听了流泪不止，1148年南宋太常寺少卿（负责祭祀礼仪的官员）方庭硕，乘出使金朝的机会，到宋陵进行察看，此时的宋陵已荒废不
永泰陵
堪，举目所见，一片凄凉，各陵均被掘开，千孔百疮，宋哲宗的尸骨竟露掷在永泰陵外，在封建社会里，被开墓挖坟是最痛心的事之一。这位臣子见此惨象心中不忍，就脱下身上的袍服，将赵煦的尸骨包裹起来，重新置放陵中。后人曾有诗记述此事道：“先帝侍臣空洒泪，泰陵春望已模糊”。元朝初年，此陵再次遭劫，所以今日的永泰陵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土丘了。
现在的永泰陵陵台尚有17米高，底边每边长约50米，陵台正北有一段神墙残存，高约4米，是现今宋陵仅存的神墙遗迹。陵前石刻雕像还有11件保存完好，仅缺“象奴”一件（完整的为12件），这群雕刻中，以“象”的刻制最为生动完美，当地群众有“东陵狮子、西陵象”的说法。“西陵”就是指的永泰陵，因为它在西边，与东边的永裕陵相对。
永泰陵-石雕特点
永泰陵走狮长腿壮身，悲容满面，雕刻技法达到宋陵石雕狮子的艺术顶峰。永泰陵石象眼眶的皱纹等细节刻划都非常细腻，连辔勒形成的皮肤凹陷都有生动的表现，使大象温驯朴厚的性情更为突出。杰出的工匠师们征服了顽硬的石头，赋予作品以强烈的生命力。瑞禽浮雕姿态多变，疏密交错，给人以整个都在动的感觉，并打破碑形外
永泰陵
框的平直，在直线中具有曲线美，尤为宋陵浮雕中的珍品。文臣的身躯在全部宋陵石雕中特别显得修长苗条，脸型不胖不瘦而俊秀，表情刻划没有停留在哀戚的程式上，而着重刻划大臣的深谋远虑，或者风度潇洒，飘飘闲雅，强调内心精神状态的刻划，这些都达到一定的深度。
在刻划人物面部时，额丘、眉弓、额骨、下额等解剖结构点都能准确把握。且围腰玉带的细部都透雕刻出精致的人物花纹。镇陵将军的形象肥胖丰满，而宫人则表现的眉清目秀，亭亭玉立，端庄而俊美。客使雕刻也能突破前代，获得杰出成就。永泰陵的客使，头戴毛毡翻沿尖头高冠，上装下沿呈弧形如今所见“西装”，袍服下垂如裙而多褶纹，形象极为写实。另一客使，两手拱于胸前，腰围布带。衣纹处理不用平刀法的直线条，而是自由圆转，贴身，衣纹与形体的关系，表现极为写实，有丝绸的柔滑感觉，这种技艺尤为他处所不及。
这些大臣将军、使者以及内侍、宫人，犹如在宫廷之中，各就各位，既表现了各个个体的形貌特征，又能体现整体的统一和相互的精神联系。整个说来，象是对宋陵石雕作一总结，已经达到形神兼备的境地了。如果说还有缺点的话，则晚期宋陵石雕在达到艺术形式的完美之后，早期的壮建宏雄豪迈气势却显得淡薄了，不过这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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