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并在随后的20年中逐步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永陵镇）建立“后金”国（aisin gurun），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年号“天命”。两年后，他以“七大恨”为借口，宣告与明为敌，随即攻下辽沈，掳掠大量人口。明朝这时才意识到努尔哈赤的威胁，在1619年，联合了名义上统治蒙古诸部的察哈尔部林丹汗、朝鲜和叶赫部，试图剿灭后金，却被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一战中各个击破。随后努尔哈赤消灭了叶赫，完成了对海西女真的吞并；又花了数年时间，将北部的野人女真诸部也纳入统治之下。
虽然 “后金”的国名明显有追溯完颜氏建立的金朝的意味，但努尔哈赤在一统女真诸部的同时，十分注意笼络蒙古。邻近的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五部，都曾与建州对抗，努尔哈赤不以为意，通过联姻、互市等方法逐一拉拢。身为蒙古大汗的察哈尔林丹汗，开始担忧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的渗透，发兵征讨科尔沁和内喀尔喀，但这反而促使它们成为最早与后金/满洲联合的蒙古部族。科尔沁尤其成为满蒙联盟的典范，对清帝国的创建和维护出力极大。著名的孝庄皇后，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大沽口重创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都出自科尔沁部。努尔哈赤的年号“天命”，就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目标，因为“天”在满、蒙、汉文化中，都代表着政权合法性的最高来源，可谓三者的最大公约数。
努尔哈赤去世时，其政权所辖，已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辽东有大量汉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过早期掳掠和招抚，这里的汉人日益增多，总数甚至超过了女真。随着蒙古部族加入，蒙古人的比重也在增大。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俘虏，在萨尔浒之战后被吸纳进来。人口、土地增加，利益分化也越来越明显。
皇太极面对的，就是一个内部矛盾错综错杂、对立日益尖锐的国家。他一面继续发展努尔哈赤创制的八旗制度，在满洲八旗之外，分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让各族群都有人口纳入旗制。一方面因俗而治，以汉治汉、以蒙治蒙；另一方面对女真族人，他强化汗权，并以国语骑射来塑造认同。1635年，他正式命令，以“满洲”作为女真诸部的统称，把过去分裂的部落国家聚拢到一个新的名称之下。尤其区别于努尔哈赤的是，他结束对汉人的苛政，保护汉民，重用汉官，以明朝为参照来建立、完善政府架构和法律制度，并开科取士招揽人才。经过这一番“天聪新政”，满洲政权的军事实力、生产能力、政治能力都大大增强，势力在长城以北不断巩固。在满汉大臣的不断谏言下，入主中原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明初中原政权之所以能够取得对北元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建立了和朝鲜半岛、女真，甚至是部分蒙古部族的联盟。到了满洲崛起之时，皇太极的战略选择也是如此。他曾言“取北京如伐大树，先从两边砍，则大树自仆”。地缘上看，中原的“两边”，正是察哈尔蒙古和朝鲜。1627年和1636年，皇太极两攻朝鲜，最终斩断朝鲜与明朝的同盟，并且强迫朝鲜派兵参与攻明。经过多年征战，皇太极终于在1634年彻底打败林丹汗，征服了察哈尔在内的整个漠南蒙古。
不过皇太极最大的成就，还不仅是奠定了一个多元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基础，而是缔造了其多元一统的意识形态。清代文献皆记录，在征服察哈尔后，林丹汗的妻子奉上标榜政治正统性的“传国玉玺”（后来证明是伪造的）。这个消息大大神化了皇太极的地位，也直接导引出各部族大臣的劝进。1636年，他接受“博格达·彻臣汗”之号，名义上成了蒙古人的大汗，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这标志着数百年来只能由蒙古黄金家族（相当于是成吉思汗的后裔）承续大汗之制的终结，此后蒙古大汗皆为清帝。紧接着，他把国号改为“大清”，不再将这个国家说成是女真金朝的延续。特别有意味的是，在百官劝进皇太极受尊号时，由多尔衮代表满洲、科尔沁的土谢图济农巴札礼代表蒙古、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人，分别跪献表文，显示着这个新的最高统治者统合了满洲汗、蒙古大汗和中原皇帝这三个角色。
就满洲政权而言，迫使朝鲜臣服，本初是明清之战中的战略行为，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种臣属关系的建立很快就有了军事征服之外的含义。根据史学博士王元崇最近的研究，清通过与朝鲜建立的宗藩关系，在入关的前几年就已经在逐步塑造自己的“中国”认同。而入关后，清韩宗藩关系更成为此后清朝和其他属国建立名分的模板，也成为清代宗藩制度中最为典型和牢固的双边关系。
皇太极虽然没有活到清军入关的那天，更未能预见此后一统漠西和漠北蒙古，但他的“天下”布局，在生前已经基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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