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岳飞如果要直捣黄龙，可以有如下路线：
（1）东线：扬州——徐州——济南——中都——黄龙
（2）中线：鄂州——开封——邯郸——中都——黄龙
（3）西线：汉中——长安——太原——中都——黄龙
1140年岳家军北伐捷报这样的关键性档案当然更不能放过。这一批文档里面，目前已知毁弃状况大致如下：
1）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都只有第一封捷奏，而且郾城大战仅存的捷报也不全，本应有的后续捷奏亦全被销毁。
郾城大战捷奏现只有发于大战结束当晚（七月八日）的一封，且文字明显不全（此战报中先说到敌军有一万五千余骑，“寻遣背嵬、游奕马军”迎敌，但接下来却无骑兵战况描述，而是马上就接“将士各持麻扎刀。。与贼手拽撕劈”一句，后者显然是步兵的战斗情况，但又和前文格式不一致，没说步兵接敌时间和敌军数目。前后对照，文字断裂很明显，同时也与《紫微集》梁吉等转官制词中对骑兵战况细节的描述（即前面引过的“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对不上——制词是根据战报来概括内容、润饰文辞的，所以不可能制词里有细节而捷报里无细节）。但赵构针对此战下的诏书却有两道，其中第二道诏书中“虏以精骑冲坚，自谓奇计”一句，无疑得自捷报中的描述，但在第一封捷报里又全无类似字眼，显然或者第一封不全，或者第二封被毁，或者两者皆有。而颖昌大战的第一封捷报，其中明确有“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的字句（《金佗粹编》卷16《王贵颖昌捷奏》），显然应有第二封甚或更多捷奏，但现在也只能找到一份。
2）收复蔡州、牛皋于汝州、河上两次破敌、统领孙显于陈、蔡间大破裴满千户、牛皋在朱仙镇后“战汴、许间，功最”的捷奏都没了。
这里面值得特别说一下的是牛皋“战汴、许间，功最”（《宋史》卷127《牛皋传》）的捷奏，此战发生在颖昌大战之后，而且明言是“汴、许”间，即自颖昌进军开封的途中发生的，同时也与《要录》卷136、《宋史》卷29《高宗纪》、《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中牛皋“败金人于京西、又败之于河上”的记载契合，因此是朱仙镇之战确实存在的有力证据。此外牛皋因此战战功，升到了正任承宣使，下一步再升就是宋人武人荣耀的极致“建节”。——岳飞当时手中握有宋廷在开战之初颁发的一千多张空白官告，其中任承宣使的只有三道，到七月十八日为止只给了牛皋一道，可见此战战功之著。但这封捷报也不出意料的没了~
3）除了捷报之外，秦桧连自己的文胆张嵲主笔的岳家军立功将士转官制词也没忘记删。
由前引的梁吉等人转官制词可以看出，制词这种文件，是可以透露战果和具体战斗细节的，所以这一批文件存活的也不多。上条说的牛皋升任承宣使的制词就没有，其他人的也大多不存，能在《紫微集》里找到的，只有郾城大战中功劳较小、仅转官一级人员的转官制词、抚恤杨再兴等人的制词，以及没有写太多交战细节的《岳云为与番人接战大获胜捷除左武大夫遥郡防御使制》。
——如此大规模的删毁，再结合之前所提到的、秦桧对自己所创黑历史的执念，岳家军1140年的北伐战果到底大不大已经可以判断了。——如果不是空前的大捷显得秦桧费力促成的撤军与后来的和议格外可笑，他根本不必花这么大力气来做这个事儿。这么多相关文件，而且文出多头，存放收录的地方也不同。那时候又没电脑管理，不是按个delet键就能解决的~
当然要具体分析金佗的记载，也不能光拉秦桧删毁史料作对比，还是要对比其他资料。这里还是先举颖昌大战为例：颖昌之战，王贵的第一封捷奏本来报的是杀敌五百，夺马三千。很多人就是据此说岳珂注水吹嘘。但是前面说了，第一颖昌大战的捷报，很明显不全，所以原本就不应该凭第一封捷报里的“杀敌五百”估计战果；第二，王贵的第一封战报里明确写了金军此战中有骑兵3万，岳珂的行实编年则说“敌军十余万，骑3万，”这个步骑配合比例是符合当时战术规则的。而如此众多的兵力，加上王贵捷奏中所说“杀万户一人，擒千户五人”的初步战果，和金军“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伯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斗战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的军法，不可能只杀敌五百就令敌军退却。再有前面所举的《紫微集》所录岳云转官制中，在颖昌大战中率骑兵率先突击敌军、出入敌阵数十合的岳云，由战前从七品的武显大夫（武官53级官阶中的第17阶）升为左武大夫（第13阶），一步跨入“横行”（宋时制度，“横行”官阶不能双转，也不归入武将磨勘之列，必须颁布特旨才能授予）行列，足见战功之突出。所以综上种种，再结合宋时的军事、官制常识来看，反而是岳霖岳珂通过“遍访遗卒”、宿将所得的战果统计，更符合当时的军事实际。
再有通过李宝游击京东和杨再兴小商桥之战的战果比较，也可以看出岳霖岳珂所著的《金佗粹编续编》，在记叙岳飞战绩时已经相当严谨了。——李宝游击京东之战，金佗续编卷19收录的《鹘旋郎君捷报申省状》中只说“夺马一千匹”，而杀敌则“不知数目”，所以粹编卷8行实编年中也如实记录，只说斩将情况，没有说杀敌数字；反倒是《会编》卷200《李宝行状》、卷207《岳侯传》、卷208《林泉野记》，《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辛卯条和《宋史》卷29的《高宗本纪》都记载说此战李宝“杀数百人”（这个杀敌数+夺马数，对李宝这样的游击突袭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战果了，李宝后来也因此战战功转官）。至于小商桥之战，《金佗粹编》中的记载是“杀虏两千余人”，而《三朝北盟会编》卷204则记载是“杀数千人”，岳珂的记载反而是相对低的。两相对照，足见战果统计上金佗并无肆意鼓吹、注水虚报的弊端。
岳霖岳珂父子编纂的《鄂国金佗粹编续编》，因为要替之前官方尽力打压的政治犯洗冤，盯着的人很多，写作严谨程度本来就不是其他中兴人物的家传、神道碑、行状之类可比。如其著作中大量收录、征引的诏书、省札、公牍都属于一手原始档案，在当时不可能造假，也是其他名人的家传、行状里所罕见的。再有岳珂书中还收录了很多别家著录，如《续编》中《百氏昭忠录》14卷收录的诸多文献，就不是岳珂所写，而是当时亲历者的回忆录或者别家史记，本来就不属于“私家撰述”。还有一些通过访谈当事人记下来的交战细节，也符合当时的军事实际，绝非枯坐书斋并无战争经历的文人想象可得。所以今人如果仅凭对编者立场的揣测就弃之不用或者断言某条记载不可信，无异于弃珠玉而就鱼目。这就是为什么答案第二节在分析岳家军北伐战况时，采用的基本都是金佗中记载的原因。—金佗本身是珍贵史料、即使写专业论文也可以直接征引这一点，专业的宋史研究圈也从未否认过。即使是很多时候脑洞开的有点大的邓广铭先生，当年也只是说岳珂的记载很多地方有夸大，并未说全不能用。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以王曾瑜先生龚延明先生为代表，大部分学者已经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金佗的记载可信度很高了。因此即使专业学者写论文论著，引此集中的史料也毫无问题。事实上，由于岳珂的记载详实严谨，而且保留了大量原始档案，所以不光是研究南宋军事史、政治史需征引此书，就是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也往往要大量引用其记录最后的最后，因为上面论证金佗记载可信度时多次提到了《紫微集》，忍不住想再扯一点和问题不太相干的：
《紫微集》的作者张嵲，是当时著名诗人陈与义的侄子，早年还曾随另一位著名文人朱敦儒学诗，是南宋初期数得着的才子。但后来进了朝廷秘书班子以后，张嵲和他的老师一样不敢坚持原则，很快成了秦桧的党羽+文胆。1140年兀术毁约南侵，秦桧苦于找不到为之前政策辩解的说词，就是张嵲想到了一句“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算是给他找了个台阶。
但还是在1140年，还是这个深受秦桧赏识的笔杆子张嵲，突然干了一件于他而言几近抽疯的事儿：弹劾张俊。原因是张俊虽然在刚结束的大战中几乎按兵不动，只在交战初期收复了两座空城，战后却漫天讨赏，光上报的立功名单就有四万多人，还为王德等人求承宣使的官职，结果把专管写制词的张嵲惹火了，不仅公开拒绝写文书，还上书指责张俊“乃擅退军，使岳飞军孤，虏人猖獗”（注：张嵲这里说的是郾城大战前的情况。当时岳飞确曾多次要求张俊、刘錡部北上，但后来的战况证明岳家军单凭本军力量已经足以击垮金军，所以张俊的避战实际并未影响战局），并且讥讽张俊说：“臣闻向者敌人之来，分为数部，如兀术、韩将军、龙虎大王、三路都统，此敌之大队也。今俊所兴战既无主名，则是宿、亳城中小小头项耳，此何足言。”“按俊所上有功之士，逾四万人，向使人人用命，两人杀敌一级，犹足以得二万级，不知俊军所得几级耶？”（《紫微集》卷25《为张俊乞赏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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