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类要》书影
宋元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看上去是与唐宋变革论针锋相对的命题。其实，两者并非二元对立，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历史走向的观察。
在诸多的命题中，20世纪初由日本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充实的唐宋变革论无疑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的重新关注，更使这一命题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北宋作为这一变革期的终点，把唐代的因素发展到极致。因此说唐宋变革论作为古代以及古典主义终结的归纳，精辟而到位。不过，唐宋变革论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是向前看而得出的认识。并且，在我看来，始初建立在部分推论基础之上的唐宋变革论，对两宋不加区分的捆绑论述具有一定的缺陷。而我则是向后看，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
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政治场的位移，开启了下一个变革。靖康之变是一个促因，许多变革的因素已酝酿于北宋时期。这些因素伴随着时空的变革而发酵，偶然与必然汇合，从而造成宋元变革。这一变革，由南宋开始，贯穿有元一代。开启了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滥觞。探寻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会给出回答。
叫“宋元变革论”，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让人误以为是指在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其实，与绵亘200多年的唐宋变革一样，我是指一个并不短暂的时段，也长达200多年，准确定义说应当是南宋至元变革论，变革期包括整个南宋和元代。出于简洁，就称作跟唐宋变革论相类的宋元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
宋元变革论，并非我的首倡。前面提及，欧美学者有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我必须承认是受到这些说法的启示。
那么，欧美学者的这些认识又从何而来呢？追溯学术史背景，大概还要回到首创唐宋变革论的日本。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领先于世，并且出于冷战等原因，欧美的几代学人大多通过日本学者的论著来认识中国史。
从内藤湖南首倡到宫崎市定完成，日本学者不仅提出了为学界瞩目的唐宋变革论，还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全面确立了不大为日本以外学者提及的近世社会的学说体系。近世这一时段是介于古代与近代之间的过渡阶段。这样的中国历史分期，无疑比迄至鸦片战争的漫长数千年都视为古代的时代划分要精密得多。
时代的推移呈渐进性。在我看来，北宋处于消化唐宋变革成果、蓄积下一个变革因素的时期，而南宋才开始走向近世。
同唐宋变革论一样，宋代近世说不区分两宋，是其有欠详密的一面。
历史的演进交织于遗传与变异之中。不截然分开而又区别观察，才是正确的研究姿态。北宋具有较多的唐代因素，而南宋又具有较多的北宋因素，都是必须加以留意的。由于同一帝系的两宋在制度设置和统治方式上的覆盖，纠结在一起的因素很多。应当从遗传的外衣之下，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出时代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宋应当加以剥离区分。
唐宋变革论与宋元近世说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时代观察。我明确提出的宋元变革论，既有欧美学者的启示，更有日本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
宋徽宗题画、落款的《文会图》
从南朝到南宋：时空在江南重合
历史在时空中运行。以时间观之，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必须把历来视为一体的北南宋加以切割。以空间观之，也必须将地域进行切割，将南北分开。广袤的中国大陆，地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研究者不可能将这一大陆板块的空间演化笼统地纳入到统一的时间演进中进行观察，否则的话，研究结论的精确度便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的宏区划分理论范式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为什么我将宋元变革的开启期确定在南宋？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让时空在江南重合，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变革。地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既不平衡又渐进趋平。一池湖水，尽管水深水温有不同，毕竟同为一池，交互影响。变革从南宋江南的时空发端，如水流从高就低，藉由元明统一的时势，政治、经济、文化的推手便将变革向整个大陆各个地域辐射扩展。
让我们从明清向上回溯。以明清为主的近代以前江南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积累。台湾学者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那么，明清江南高度的商品经济与早期工业化是从天而降的异军突起吗？
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最近最直接的基础是南宋和元代。江南商业市镇发展的最初高潮出现在南宋，商业经济的兴起引发传统经济结构性产生变化，江南农村经济在宋代、特别在南宋已演变成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南宋政府的多次发行的纸币会子已成为社会主要支付手段，在“钱楮并用”的基础上，贵金属称量货币白银也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依托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历来的“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在南宋终于彻底转向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蒙古的江南征服，除了少量威慑性屠城之外，多数以不流血的形式完成。蒙古的不流血征服，对于江南来说，意义极为重要。这使自南宋以来的经济结构未遭重创，改朝换代并未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反而更为开阔疆域的形成与多种贸易方式的导入，更为刺激江南经济由内向转为外向。
明清的宋元因素不可忽视。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敏锐地观察到，宋元时代的中国“以华北为重心的状况开始向江南和南方移动”。杉山进一步由南宋俯视了元代：“这个南北逆转的现象被元代直接继承下来（严格地说来到了元代才真正开始展开），与明代的状况直接相连。这可以说是和现在有关的中国史上的大现象。”杉山的这段话，可以佐证我主张的宋元变革完成于元代，并且也意识到了宋元变革之于近代中国的意义。
在南宋历元的积淀之上，政治中心再度北移的明代光大了江南。持续繁荣而富庶的江南，在清代成为全国歆羡而向往之地。江南，不仅一直保持经济重心的优势，而且成为文化重心。近世乃至近代，最具中国元素之地，舍江南而无他。我讲的江南，是广义的南方。宋元变革的大剧，在江南的特定舞台上上演。
杉山正明
从侧面切入的尝试
（一）科举的盛世
论述中国历史如何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命题。我首先尝试从南宋科举及第后选人入官这一个侧面一点切入，从而揭橥社会转型之渐。
如所周知，太宗朝开始，伴随着宋朝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亟需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以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种因素，让宋朝政府全速启动了科举这架机器，开始了大规模的官僚再生产。
从此，两宋三百余年间，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000人，南宋约为51000人。这些数字的总和数倍于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折射出科举制度和由此造就的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辉煌。
（二）辉煌后的阴影：科举难、改官难
然而辉煌有阴影。科举造就了不少高官显宦，他们显现出耀眼的光芒。但科举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的范进式的潦倒士人。即使在科举盛行的宋代，以解试百人取一，省试十人取一约计，也只能有千分之一的幸运者可以获得金榜题名的殊荣，而多数士人则与之无缘。就是说，五万人的金榜题名的光芒，完全遮蔽了五千万人次举子以及更多的支持着他们的家人的悲辛。
五、六万幸运儿在金榜题名后的命运，也并非个个都是风光无限。这是为迄今为止的研究漠视的一隅。真宗朝开始确立选人改官制度，多数选人需要包括顶头上司在内的五名举主推荐，方能有资格升迁京朝官。制度性的规定，加上举主和胥吏人为因素，使得普通选人改官分外困难。这在北宋中后期已见端倪，降至南宋，员多阙少日渐严峻。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尽管可以成为低级官僚的选人，由于制度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因素，却几乎无法挣脱出通向成为中高级官僚的瓶颈。
大量通过千分之一高倍率激烈竞争科举及第者的选人，在此后的仕途上遭遇到更为激烈的新一轮升迁竞争。只有少数幸运者由于各种因缘际会，得以顺利改官，升迁到中级以上的官僚地位。大多数选人摧眉折腰，被呵责役使，忍受地位低下、俸禄微薄，小心翼翼地熬过十几年，甚至耗尽毕生的心血，到死也难以脱出“选海”。“金榜题名时”，在过去曾被形容为人生得意的几个境遇之一，但金榜题名后，却让多数金榜题名的时代宠儿得意不再，失望至极。
科举难，改官难，严酷的现实最终让对仕途绝望的士人“绝意荣路”，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使多数士人潜沉下层，滞留乡里，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胥吏、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士人的谋生选择。社会流动由纵向更多地趋于横向。纵向的推移带来横向的变化。下层士人和官僚无法进入主流的结果，最终必然是漫溢的支流淹没了主流，社会发生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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