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人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北宋开始，以商税为代表的各种源自经济活动的税收在政府收入中比重不断增加，到了王安石变法前后农业税甚至仅占到了政府岁入的30%。由此得出结论，这无疑代表着宋朝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传统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然下降，这预示着宋朝已经在向一个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过渡，要不是北方金人的入侵，假以时日说不定宋代都已经提前跨入这个那个社会了！
的确，如果光看百分比数据的话，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然而原因真的是这么让人振奋？那也恐怕未必。商业税赋的比重增加，当然会有经济发达，税收增加的可能，但更符合宋代现实的是另一种原因：在商税不断提高征收额度的同时，传统的农业正赋收入反而减少了，因此才造成了比重上升的假象。事实上，宋中叶出现的商税比重上升的现象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恰恰是表明宋代在建国百年之后，国家面临着掌控的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巨大危机！
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起，北宋的户口一直呈现出急剧增长的势头，到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60年间从309余万户翻了三倍，增加到1030余万户，到赵顼登基前不久的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则已经达到了1291余万户，超过了过去历朝历代的最高纪录。按照封建王朝的一般规律，户口的增长应该和垦田数量成正比，而宋代开垦土地也远远没有达到饱和状态，直到宋中叶，在京西的唐、汝、邓、蔡等地还能见到不少荒地，所以符合逻辑的推断应该宋代登记在版籍之上，承担纳税任务的垦田数也应该在这百年中有稳定的增长。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北宋到了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垦田数达到了历史高峰的5亿2475万余亩，二十年后的仁宗皇佑年间反而急剧下降到只有2亿2800万亩左右，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天禧五年的数字，到赵顼上台之前，全国也只有4亿4000万亩左右。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合理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当时兼并之风盛行，而有能力大量兼并土地的阶层，也能够利用他们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想办法免除税赋或者干脆瞒报，使得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垦田数急剧减少，进而造成宋代征收田亩正赋收入锐减。
当宋朝开国之初，宋太宗赵光义曾经得意地宣称：“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财。”因此，“本朝不抑兼并”。但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得粉碎。在宋代不抑兼并的政策指引之下，品官形势户这些拥有政治特权的人和地方上的豪强、豪商大贾利用手中的钱权，在各地掀起了兼并高潮。从伪造卖券强行霸占到陷人于高利贷；从霸占公用的山林湖泊到甚至决堤制造人为灾荒，以此兼并平民土地，只要能占据田地，这些豪强简直是无恶不作。并且形成了富者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而贫者甚至无立桌锥之土的地步。
宋仁宗即位之初的1022年，品官形势之家占田就已经“达天下田畴之半”，到他晚年之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
在掌握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资源之后，还想要这些豪强兼并之徒吐出回报社会，那完全就是与虎谋皮了。事实上，这些地主豪强大量占有田亩，形成经济和社会的强势地位之后，反而更有能力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权逃避国家赋税。宋真宗时丁谓就曾指出，豪强兼并之家大概是二十亩纳一亩之税，或是三十亩纳两亩之税，甚至有些人买了田不收税，被称为有产无税。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是那些只有小块土地的底层农民，由于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甚至就算卖掉田也不能免去赋税，被称为产去税存。宋仁宗景佑、皇佑、嘉祐年间曾三次组织大规模的清查瞒报田产运动，景佑年间光在蔡州一个县就查出了26930亩逃税的田亩，而嘉祐年间的清查运动是由大名鼎鼎的包拯亲自挂帅，准备下到各路清查，结果还没有下到地方，就因为官僚各种抵制无疾而终了。
宋太宗曾幻想兼并的豪强富室会在国家危机时刻站出来提供帮助，但实际这些富室虽然田连阡陌，但从未乐于输纳过，反而是想方设法地逃避社会责任：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年到1058年），垦田比景佑年间（1034年到1037年）增加了35万多顷，但田赋收入却减少了70多万斛！占有大量土地的富豪很少纳税，而税收的重担几乎全部压在了少有土地或者没有土地的人身上。这种严重的不公正现象，从长远来看，是对宋朝的统治不利的。这也难怪王安石会痛心地向赵顼指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从这点来看，北宋没有在中叶崩溃，还真是“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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