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与童科考试》一节，论述了何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发现童年”的时期，而其中最有意味的一点是，宋代废止了自汉代开始整整持续了10个世纪的童子科考试，建议废止这一制度的奏疏里说：“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以保幼稚良心。”这对于今天受困于教育焦虑症，急于驱策、难息奔竞之心的我们或许不无参考价值。
在中国，童年更多的被理解为道德人格建构的时期，而不是身心成长的阶段。我先前已经指出，东汉期间中国人开始讨论人的质量或天赋。他们对人类质量或甚至人性的分析，形成了一种对于人类能力的静态理解。他们认为人天生就具备终生不变的人格或能力。这项假设对中国人的教育观及童年观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社会虽然经常被视为具有权威或顺服的特质，中国的教育理想及教学法却强调天赋的差异以及因材施教的观念。至少这是孔子阐述的教学方式。
对人格与个人天赋的静态理解，导致中国人认为天赋与能力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唯有在道德成长方面，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化。当然，要把人的天赋或能力与道德品行区分开来并不容易。不过，汉代的人一旦提到“童年”，指的很可能就是道德方面的“幼稚”时期。
童年是人类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样的概念并不难想象。唯有在社会决定对童年采取另类的观点之时，才能称为“发现童年”。
把童年视为生理阶段的看法，可以追溯到非常早期的年代，也许上达汉代。有些人可能会说，汉代出现了许多和儿童教育有关的新观念，因此汉代发现了道德或教育上的“童年”，而“中国名人的童年不一定就是耀眼的童年”。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魏晋南北朝，当时童年受到教育实践中的威权所拘束，以致儿童没有机会成长为自由的人。
不过，道德教育及生理发展这两种意义的童年，却是在宋代才真正被发现。首先检视生理面向。儿童疾病治疗方式的讨论在极早以前就已经相当普及，但专门论述“儿科”的系统性著作却要到10世纪才开始出现。《宋史·艺文志》收录的509部医学著作当中，至少有29部都直接探讨当今视为小儿科的疾病。此外，宋代也是“儿童画”这种画作类型兴起的时代，那是因为苏汉臣与李嵩等画家的作品很出名。
宋代的儿童画《五瑞图》（局部）
就知识与道德方面的关怀而言，宋代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首先，童子科的考试终于在宋代取消。政府为了选拔儿童任官或赐予奖赏而举办考试，可以追溯到汉代。12到17岁之间的少年，只要具备出色的能力，即可担任官职。当时也的确有儿童（年纪通常为12岁）被选为“神童”而任官的例子。唐代政府正式设立“童科”选拔10岁以下的男童，参加考试的男童必须学过《论语》、《孝经》以及一部儒家经典。由于唐代考试的性质，参与考试的男童通常也善于作文。杨炯（生于650年）就是个例子。他参与童科考试而进入官场，后来成为“初唐四杰”中的一位大诗人。这种选拔制度持续了整个10世纪，直到宋代。不过，童科考试的规范虽然愈来愈详尽，这项考试的吸引力却日益下降。到了道学思想家最敬重的两位皇帝——仁宗（1032—1063在位）与理宗（1225—1264在位）——统治期间，这项考试都未曾举行。
诚如窦仪（914—966）在955年（宋朝立国前夕）指出的，童试导致“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仆跌而痛楚多及”。于是，宋代的制度出现了不少重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年龄下限提高到15岁。随着童科考试内容与一般科举考试内容愈来愈相近，童科也就愈来愈缺乏存在的正当性。最后，在1266年（度宗在位期间）这项制度即告废止。后来尽管偶尔还是有杰出的少年被任命为官，但在宋代之后100年左右，这个科目就已完全消失，再也不曾恢复考试。在建议废止这制度的奏疏里，简明提出了应予废止的原因：“人材贵乎善养，不贵速成，请罢童子科，息奔竞（案：指拉关系、行贿、走后门），以保幼稚良心。”
从这道奏疏使用的“良心”两字，明显可以看出道学的影响。宋代道学家也许不认同窦仪或政府的观点，对幼童的教育及人心原本状况的研究却非常关注。这种追求人类善性来源的努力，促使他们撰写基础教材。其中最著名也最重要的，就是朱熹的《小学》。思想大师初而透彻观察，进而讨论儿童的内心状态，这在中国传统知识中极为少见。许多人也支持特别为救济儿童而从事的活动：宋代建立了史上第一座公立孤儿院（举子仓或慈幼局），慈幼局更在理宗淳佑九年（1249）之后制度化，成为政府应负的责任。
因此，从儿童生理成长以及照护与养育这两种观点来看，可知宋代确实是发现了“童年”的时代。
影视剧中的魏惠王与太子申
对于太子申参加马陵之战的经过，《战国策·宋策》记载：
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能听臣乎？”太子曰：“愿闻之。”客曰：“固愿效之。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则万世无魏。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战攻，而欲满其意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上车请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不如遂行。”遂行。与齐人战而死，卒不得魏。
《史记·魏世家》有相似的记载：
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愿效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史记·魏世家》只是在《战国策·宋策》的基础上加入了战争起因和庞涓的事迹，然而太史公加入的这些内容却都是错的。
首先，《史记·魏世家》弄错了战争的起因。据《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书记载，战争的起因是魏伐韩（下文有详述）。太史公在此混淆了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
其次，《史记》中战国时期齐国世系、年代多有错误，齐国当时的君主是齐威王（前355年-前320年在位）；
再次，庞涓应该是死于公元前353年的桂陵之战。《吕氏春秋》载：“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禽庞涓》记载魏将环涂（即“钻荼”）参与了桂陵之战，田忌、孙膑在此战中“禽庞涓”；《孙膑兵法·陈忌问垒》提到孙膑“取庞涓而禽太子申”。两处“禽”字的含义应该相同，“禽”字本身就有斩杀之意，如《说苑·权谋》云：“故武王顺天地，犯三妖而禽纣于牧野。”史载商纣王死后被周武王斩首，据此推论，钻荼、庞涓应该都死于桂陵之战。
临沂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竹简
《孙膑兵法》应该是孙膑或其门人弟子所写，可信度较高。至于《史记》中所载孙膑、庞涓的故事，似乎是司马迁游历采访所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孙膑“生阿（今山东东阿西南）、鄄（今山东鄄城北）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受访者已经不能知道孙膑的确切籍贯，只能说出大体的方位；更无法确定孙膑是孙武的几世孙，甚至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两人都姓孙，所以坊间传闻就说孙膑是孙武后人。受访者显然混淆了庞涓指挥的桂陵之战与太子申指挥的马陵之战，而太史公误信了庞涓参加马陵之战的说法，于是在《战国策·宋策》的基础上加入了庞涓事迹。而且《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对“马陵道万弩射庞涓”的描述，文学气息尤为浓厚，这正是民间传闻的特点。南宋洪迈《容斋随笔》详细论证了“减灶”、“设伏”、“举火”等细节“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为之而不精考耳”。
影视剧中的孙膑（左）与田忌（右）
马陵之战的起因
为何会发生马陵之战？这要从魏、韩两国的关系说起。邯郸之难（前354年-前351年）后，魏国“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盛极一时。韩国对魏国则若即若离，韩昭侯慑于魏国的强大而多次去朝见魏惠王，并追随魏国东征西讨，但心底则一直对这个强邻怀有戒心。
《史记·六国年表》载，公元前342年，魏惠王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逢泽之会，东周昭文君代表周天子与会，秦国派公子少官率军参会，其他如宋、卫、鲁等“泗上十二诸侯”也应召前来，数万兵马云集，蔚为壮观。当时魏惠王还没有称王，《战国策》说他打算“复立天子”，即在诸侯中重新树立周天子的权威，他再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一代霸业。所以逢泽之会上，他亲自为昭文君驾车，让韩昭侯做“车右”（即陪乘），想以此来提升周王室在天下人心中的地位。
逢泽之会后，魏惠王又率领诸侯去朝见周天子，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市区）的九里（今洛阳市东南）举行会盟，史称“九里之盟”。当时韩国君臣对会盟是持有疑虑的，彭喜对韩昭侯说：“勿听之也，大国恶有天子，而小国利之。王与大国弗听，魏安能与小国立之？”确实，周天子和魏惠王都想削弱大国、扶持小国，这样他们才能号令天下。然而，这些大国岂会轻易就范，韩国就选择了与魏国渐行渐远，最终兵戎相见。
当时在位的天子——周显王
魏、韩、齐三国的较量
《竹书纪年》载，就在逢泽之会这年（前342年），魏将穰疵率军与韩将孔夜战于梁、赫一带（今河南汝州市西）。韩军不利，向齐国求救，齐国表面许诺，实则按兵不动，坐看韩军消耗魏军兵力。结果韩国五战五败，最终全军溃逃，史称“南梁之难”。齐国这才起兵救韩。
南梁之难示意图
齐国以田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田忌、田婴等皆随军出征。魏国太子申统十万大军前来迎战。孙膑运用诱敌之策，将决战地点选在了马陵。马陵之战的具体地点，东晋虞喜《志林》云：“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赞成此说，此地在今山东莘县大张家镇，距离范县县城较近。这也是太史公寻访所得的马陵之战遗址，此地正位于孙膑的出生地“阿、鄄之间”，是孙膑极为熟悉的地方，所以孙膑才选择在此与魏军决战。
《孙膑兵法》记载了马陵之战时齐军的阵法，阵前撒上蒺藜作为缓冲，战车在前，盾牌兵、弓箭手紧随其后，中间是手执戈、矛、戟等长兵器的大军，最后是手执短兵器、用来断敌军后路的后备军。
我们可以想见，齐军小股部队将魏军引入马陵，埋伏在附近的齐军以逸待劳，重创魏军。孙膑又派后备军截断了魏军退路，最终魏军阵势大乱、全线崩溃，太子申兵败身死。
马陵之战示意图
魏国霸业的终结
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年）十二月，魏军惨败于马陵，随后，魏国遭到了各国的痛击。魏惠王二十九年（前341年）五月，齐将田朌率领齐、宋联军攻入魏国东部地区，包围平阳（今河南滑县南）。九月，商鞅率秦军攻入魏国西部地区。十月，赵国大军攻入魏国北部地区。年近花甲的魏惠王亲统大军迎战商鞅，结果大败而归。
魏惠王三十年（前340年），齐威王与赵肃侯会盟于博望（今山东茌平县西南）,两国继续协作伐魏。《竹书纪年》载，这一年魏国在济阳（今河南兰考县东北）修缮城防。清代学者黄式三指出，魏国这一举动是为了抵御齐国的进攻。这一年，商鞅再度统军攻魏，用计诱俘魏军主将公子卬，乘势击破魏国大军。魏惠王三十二年（前338年），秦军在岸门（今山西河津市西）击败魏军，虏获魏军主将魏错。
以上还只是现存史料的记载，从当时形势来看，齐、赵、秦应该是每年都会对魏国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韩、宋等国也少不了对魏国的攻伐。迭次打击之下，魏国实在撑不住了，在当时名士惠施的劝说下，魏惠王“变服折节而朝齐”，魏国霸业至此终结。
参考文献
（清）黄式三：《周季编略》，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王政冬：《逢泽之会与马陵之战时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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