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汇编：王开岭
目录
1、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
2、读书：最美好的生命举止
3、梁漱溟：一只自由主义牛虻
4、大地伦理（四章）
5、吴散人：阅读的盛宴——读王开岭
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
王开岭
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必须具有这种把政治家还原为常人的能力。
对投身人类正义事业的那些领袖们来说，“胜利以后怎么办？”是一个远比“娜拉出走”更棘手更严峻的政治性课题。尤其在20世纪，发生了那么多闪烁诡谲的政治运动和制度裂变──那么多“神奇”与“腐朽”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情况下，该设问更蕴含发人深省的警鉴意义。
20世纪行将落幕之际，在这份难度最大的政治答卷上，竟有一位非洲老人创造了一个几乎“得满分”的奇迹。1999年，曼德拉向全世界宣布，自己将向总统一职永远告别，不再参加下一届竞选。要知道，这顶珍贵的领袖桂冠是历经27年铁窗生涯后才由民意赋予的，只要他轻微点一下头──或者不点头，只要不反对即可──就能丝毫不受訾议地继续留在这个位置上。但他说：我老了，该回家了。
这句像黑皮肤一样平静而朴实的话，一经出现，立即将南非带入了巨大的心灵寂静之中。它感动了非洲，也震颤着整个地球仪。在这个为权力褫夺而肉沫横飞的20世纪，若非亲眼目睹，谁会相信胜利者主动弃职的事呢？太不可思议了，打江山坐江山、夺天下者主天下、谁斗争谁当权──就像“谁投资谁收益”一样，早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国际惯例；试看世纪以来的巨无霸“枭雄”们──哪个不心安理得在龙榻上“寿终正寝”才罢休？哪座屁股不是在权力马桶上重如泰山？苏联斯大林一晃30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25年；东德的昂纳克28年；还有东南亚的“马科斯王朝”20年、“苏哈托集团”32年，更有波尔布特之“红色高棉”……
和一些双目枯陷、风烛残年的“孤家寡人”相比，曼德拉简直就像一个刚刚越野归来的长跑健将，看上去发如烈火、肌腱虬实，仿佛一尊雄狮雕像。但他坚持让人们相信：我老了……
6月，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了“欢迎姆贝基、送别曼德拉”的“人民音乐会”，在这个具有经典精神意义的仪式上，成千上万的南非国民手举烛光，热泪盈眶，自发唱起了雄壮的《曼德拉之歌》……通过电视直播，这幅“心灵海洋”的感人场面传遍了全世界，人们无不为之动容，并陷入沉思。
不仅在黑人大陆，乃至全地球，曼德拉都是深受爱戴的英雄，他的贡献和精神是世界性的。人们对之的感情与信赖超越了地域、民族、肤色、宗教的界限，视其为“人”的榜样、人类的勇士。如此浩博的感召力和榜样魅力，在20世纪以来的政治家谱系中是绝无仅有的。
曼德拉出生于南非一个天然的酋长家庭，假如说这种贵族身份曾带给他什么优惠的话，那就是提供了他读书和获得理性知识的机会。然而，为了“永不统治和压迫别人”，他主动放弃酋长继承权，投身于黑人解放运动而矢志不移。在阴暗潮湿的罗本岛监狱，他说：“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一种对所有人──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为了换来不流血的和平民主，他顶住黑人解放阵线内部的强大压力，坚持与政敌进行马拉松式的多党谈判，团结一切力量，以化解种族怨结；他非但不支持“把白人赶进大海”，反而呼吁黑人“将武器扔到海里去！”他不计前嫌，与德克勒克为首的白人势力共同推动南非和平进程……奇迹终于出现，一场内战得以避免，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彻底清除，南非首次实现了多种族平等大选。南非曾是世界上种族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但在曼德拉的坚决倡导下，新南非并没有沿袭“纽伦堡”式的国际审判方式处理历史宿怨问题，而是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可以说，没有曼德拉这位对和平锲而不舍的斗士，没有这种海纳百川、高瞻远瞩的博大胸壑与“精卫”信念，今日南非会不会仍像卢旺达、刚果、莫桑比克、新几内亚那样沉浸在哀鸿遍野、骷髅曝日的硝烟血腥之中？这很难说。没有曼德拉这位甘地似的圣雄──就没有新南非──至少不会这么快就诞生新南非！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就在新总统任期刚满一届之际，“国父”却执意一定要将这个正蓬勃向上的、“和平、稳定、统一”的新生儿托付给年轻一代了。对此举动，媒体赞叹道：“如果说不屈的精神和博大胸怀是曼德拉魅力之源的话，那么退伍的勇气则给这种不朽的魅力增添了迷人的光环。”以其威望和荣誉，曼德拉如果想继续连任，南非人民定会举双手赞成，然而，“国父”的态度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坚决……
正是这罕见的“然而”，使得曼德拉与那些自诩“救世主”、“万万岁”的政治“巨无霸”们赫然决裂开来。使世人终于见证了一个人对待权力的清洁态度和磊落境界，他的诚实与慷慨，他坦荡无私的“公仆”情怀……
当一个政治领袖正处于权力和荣誉巅峰的时候，他本人却敏锐地意识到：让权力过于集中或长久地滞留在某个人手中，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不道德的，都是对国家利益的伤害、对人民力量的蔑视和不尊重。这基于一种品格，但更源自一种坚实成熟的政治理念。
为了向继任者表达自己的敬意和支持，在庆祝晚会上，曼德拉偕夫人特意比姆贝基夫妇提前5分钟到场（按南非礼仪，总统应最后入场），他微笑着说，自己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百姓，理应如此。从“酋长”到战士，从战士到囚徒，从囚徒到总统，再从总统到平民，历经这一环环惊险卓绝的递进与还原，曼德拉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完成了对这个国家应尽的义务……他表示，他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过一种宁静的田园生活，在那里，一直到死……
比起5年前的就职仪式，我想，曼德拉的卸任场面更能深刻而明亮地镌刻在世人心中。有时候，一个人离去的背影甚至比其迎面走来的时刻更显辉煌、更令人震撼和激动。曼德拉永远不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永远不会被胜利后的“金羊毛”所俘虏了，也永远避免了被权力所打败的厄运……因为，他退休了。他正式向自己的权力舞台告别了。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善始善终”的典例，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上了生动的一课，更令那些嗜权如命的瘾君子们汗颜了。
追溯整部近现代史，这种披覆尧舜之德的禅让义举确属罕见。仔细想想，似乎只有200年前的美利坚“国父”──华盛顿堪称此类先者。那也是一个把到手的权力奉还人民的例子，他辞职的理由同样是：我老了，我要回家……
读书：最美好的生命举止
——与年轻朋友的通信
你问到了“读书”对现代人尤其年轻人的意义，这正是我想说的。
在我看来，阅读，不仅是一项生活内容，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的知识构成、价值判断、审美习惯，多来自于阅读。我是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人，我的青春期没有互联网，我是在读书中长大的，它帮我完成了和历史上那些优秀人生的交往，有了书，你就不孤独，即有了全世界的旅行，即可领略全人类的精神地理和心灵风光。
在这个电子媒介时代，我尤其推崇纸质阅读。抚摸一本好书，目光和手指从纸页上滑过，你内心会静下来，这是个仪式，就像品茶，和一个美好的朋友对坐，氤氲袅袅，灵魂游弋，你会浸在一个弥漫着定力和静气的场中。而浏览网页，不会有这感觉，你只想着快速地掳取信息，一切在急迫中进行，这就不是饮茶了，是咕嘟嘟吞水。纸质阅读是有附加值的，它会养人。
读书不是查字典，不要老想着“有用”，其价值不是速效的，是缓释的，是一种浸润和渗透的营养，一个人的心性和气质哪儿来？就是这样熏陶出来的。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过去不解，后来我懂了。一方水土一方人，“阅读”即一方水土，水土的效果取决于你的书籍质量和吸收能力。
你提到我那本阅读札记《跟随勇敢的心》，不错，正像自序所说，这是我深夜精神私奔、与大师对话的结果，也记载了我青春岁月的心路，当时我客居在一个小城，大运河边，很闭塞，很安静，我的家当是几纸箱书，那是我唯一的人生行李。在那儿，我度过了最重要的读书时光，那时候，感觉白天很小，夜晚很大，因为一亮灯，纸箱一打开，时空即变了，那时候的夜真长啊，星空下，一个青年走出很远很远，然后赶在天亮前回来……那是李白杜甫徐霞客的星空，那是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星空，那是苏格拉底和伏尔泰的星空，那是法国大革命和“五月花号”的星空……
你问对我影响大的作家有哪些？我的好作家标准是什么？
我把优秀作家分成三类：一类可读其代表作，一类可读其选集，一类可读其全集。有位大学生去远方支教，一个荒凉空旷之地，来信问带什么书好，我想了想，说：若你只带一部书，那就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吧，它的精神体魄能激励你变得强壮，它能像体能教练一样辅导你，让你美好而自足地面对世界，不再盲目求教或求助于他者。
就精神的端庄和美感而言，我推崇罗曼罗兰和茨威格，我称之为“人类作家”，亦即前面说的第三类。茨威格，是对我有贴身影响的作家（这种影响，某种程度上和“精神体质”有关，或者说，他是我的“过敏源”，我反应大），其文字有一种罕见的高尚的纹理，有一种抒情的诗意和温润感，他对热爱的事物有着毫不吝惜的赞美，尤其对女性，极尽体贴与呵护，很绅士、很君子，他是天然贵族，我欣赏他的心性和教养，我高度信任他的文字，这种感觉在别人身上很少获得。
读他们的时机越早越好，一旦你读了大量流行书和快餐书之后，即很难再领略其美感，因为你的口味被熏得太重了。
一个人，拿什么来为自己奠基，拿什么做“人之初”的精神功课，很重要。
我对年轻朋友说，趁青春，多读几部优秀长篇。据我的体会和观察，一个人30岁后，很可能无缘长篇小说了，不单少了闲暇，更重要的是没了心境，没了与之匹配的动力和好奇心，没了那种全神贯注、身心并赴、如饥似渴的状态。读长篇是大投入，需要一种生活节奏和内心节奏来配合，长篇是一种“慢”、一种“长途”，读它是一场漫长的精神徒步，要求你不功利、不急躁，体力和心力都充沛，需要你支付一份绝对信任……而30岁后，人似乎不愿再把自己交出去了，少了一种对事物的迷恋能力，疑心重，拒召唤，畏惧体积大的东西。
请一定别忘记诗歌！诗是会飞的，会把你带向神秘、自由和解放的语境，带向语言乌托邦。诗，表达着语言的最高理想和生命的最纯粹区域，其追求与音乐很像。和长篇一样，青春应是读诗的旺季，这时候的你，内心清澈、葱茏、轻盈，没有磐重的世故、杂芜的陈积和理性禁忌，你的精神体质与诗歌的灵魂是吻合的，美能轻易地诱惑你、俘虏你，你会心甘情愿跟她走。
诗是用来“读”的。和“看”不同，“读”是声音的仪表，是心灵的容颜，是一种爱情式的表白。“读”，把文字变成了情书，变成了光芒，变成了激动和颤栗……读诗者，往往是最热爱生活的那一群人，是灵魂端庄而优雅的人，是幸福感强烈而稳定的人，是血液藏着酒精和火焰的人。诗歌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向生命致敬和献辞的方式。这是一种古老的方式，也应成为一种年轻的方式。
不知为何，“读”书人似乎越来越少了，人的嘴唇变得懒惰而迟钝，变得嗫嚅不清、语无伦次。留住“读”的习性吧，别丢了，这是热情，是本领，是生命温度。
就文学而言，我觉得不妨多读两类东西：一是古典和经典，比如莎士比亚、安徒生、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康帕斯托乌夫斯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卡夫卡、雨果、海明威、泰戈尔、马尔克斯……比如鲁迅、沈从文、萧红、丰子恺、汪曾祺、孙犁等。再者即当代作家的好作品，尤其本土作家，毕竟母语写作，而翻译作品，往往有美学和信息上的损失，这个名单太长，不列举了。
另外，我觉得一个人一定要读点儿哲学，精神构成中要有一点务虚和形而上的东西，它们最接近世界真相和生命核心，哲学提供的就是这个。
人世间，思想家很多，“生活家”很少。纯真意义上的生活，聚精会神的生活，超越阴暗和苦难的生活，不被时代之弊干扰的生活。
除了思想榜样，我们还要为自己积攒一些生活榜样，一些朴实而简美的情趣之人，一些“生活的专业户”，做我们的精神邻居。
丰子恺、王世襄，我非常喜爱的两位生活大师，是那种“长大成人却保持一颗童心”的人，是让你对“热爱生活”永远投赞成票的人，我称之为精神上的“和平主义者”和“绿色环保者”。我甚至开玩笑，多读他们，可防抑郁或自杀。
穿越浊世的丰子恺，是顽强地将童心葆养一生的人。他身上，那种对万物的爱，那种对生活的肯定和修复态度，那种对美的义务，是如此稳定，不依赖任何条件。儿童，是他的画材，也是他的宗教；是他的儿女，也是他的偶像；是他的作业，也是他的课本；是他心灵的糖果，也是他思想的字母。儿童的游戏、儿童的逻辑、儿童的爱憎、儿童的简易与自由……都让他深深痴迷。
我欣赏丰子恺和孩子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更理解他对儿童被成人社会俘虏后的那份痛惜。初为人父，有报纸采访我的育儿想法，我说：对童年而言，美学意识的苏醒和启蒙，或许是最重要的，包括人格、情感、自然审美等。我担心的是，社会环境和你帮孩子搭建的心灵环境太不匹配，太厚黑和太唯美，太杂芜和太纯净。但我不后悔，因为孩子有一个合格的童年。童年即童年本身，它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它不能作为成人的预备期被牺牲掉。当年，自选集《精神明亮的人》出版时，我在封面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让灵魂从婴儿做起，像童年那样，咬着铅笔，对世界报以纯真、好奇和汹涌的爱意……”
枕边，我常放丰子恺的画册，以酝酿一场美好的睡眠。我常想，这个国家的气质和日常生活，若染有一点丰子恺味道，该多好，该多好。
大师已去，却把他的孩子献给了全世界：阿宝、软软、瞻瞻、阿韦……丰子恺作品，我最喜爱的，是50年代前的，之后的画，孩子们戴上了红领巾，脖子有点硬了。
罗曼罗兰有言：“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是我心目中的好作家标准，好的作品和人生，都实践着这一点。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并不想把我的价值观强加与你，包括我将要说的，皆非真理，只是选择，一个人的选择，或者说，一个人的真理。
一个人的真理，只有参考意义，没有信奉意义。更何况，对精神和心灵来说，真理并非最高的价值标准，只有在自然科学上，真理才是最高价值。
读书不为别的，是让书里的那些精神光线或美学营养，照亮我们，提升我们的心灵视力，滋养和愉悦我们的人生。有句话说得好，“你喜欢这些东西，说明你本身即属于这些东西”，除了意义，要尊重自己的喜欢或不喜欢。一本书，若既有意义又有意思，那最好了。
梁漱溟：一只自由主义牛虻
在对梁漱溟的人生素描中，使用最多的词不外乎“傲慢、固执、清高”之类，其中最显其“不群”、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即1953年公然顶撞毛泽东、放言“九天九地”之举了。此事流传甚广，几成梁公一尊名片。虽然，众人目光里透着对“螳螂挥臂”的激赏和叹服，但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梁公还是被粗糙地景仰了。因为众人看上的多是他的“犯上”，换言之，梁公是作为性情人而非思想者被抬举的，在渲染其个性魅力和道德光芒之时，却忽略了他身上最可贵的理性特征：相信自己的眼光、独立判断乃至自由表达的习惯——即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褪掉的那种习惯。
事情的全貌大抵如下——
1953年9月1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政协委员梁漱溟走上主席台，稍事应景后，他话锋一转，直指农村和农民问题：“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这副“农民代言人”的姿态触怒了一个人——搞了半辈子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他坐不住了：“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随后写信，想澄清事实，但泼回来的冷水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一周后，在乱糟糟的批驳声中，梁漱溟的嗓门又一次震惊全场：
“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毛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不甘：“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我现在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党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当然，观众们不会无动于衷，梁的声音被一阵阵口号淹没：“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
历史都不该遗漏这一幕。这是1950年以来，党外人士直谏犯上的第一人。其激烈与尖锐，也许是迄今为止强度最大的一次。
其实，争到最后，梁争的就是一道权利：发表己见、异见的权利。
这记孤弱而不识时务的呐喊，让我想起了34年前源于梁漱溟的另一支疾呼，同样，那支疾呼在当时的鼎沸之势下，也被淹没了。其时少有理会，其后也少有重视，时间一长，便也真给忘了。
1919年，“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青年事件爆发。全国哗然，遍地揭竿，所有舆论都倒向一边：“五四”万岁！学生万岁！可就在大合唱中，却响起了一声刺耳的反调——
5月18日，《每周评论》发表了一篇《论学生事件》，观点是：学生打卖国贼，动机无疑是好的，但其行为触犯了法律，理应自愿接受制裁；纵然曹、章二人再罪大恶极，但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青年再爱国之举，也不可借机对他人施暴。
作者正是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梁强调，若中国有希望，每个人须有公民意识，任何理由不可居法律之上，惟公民权有保障，方可谈进步与发展。
在“五四”舆论中，鼓吹“公民权”者，梁绝无仅有。在民族利益上，梁不会是非不辨，显然，他关注的是另一方向，使用的是另一工具：超越时局眼光的制度眼光，超越政治思维的普世思维，超越道德逻辑的理性逻辑，超越斗争立场的建设立场。尽管，你可用历史审判的口气——指责那法律和体制不具“合法性”和“人民性”——从起点上粉碎它，但谁能说梁坚持的“人身安全保障”只适配于理想国、只适配于无过失者呢？即便法律有“阶级性”，但谁能否认任何法律都含有最日常最普泛——适用于基础生活的合理成分呢？
（这让我想到一个人：美国19世纪的亨·戴·梭罗。表面上，梭罗是一个处处同政府作对的人，他有篇檄文《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宣称：“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他甚至呼吁人们“犯法”，以让政府“这部机器停止运转”。但同时，他强调这“犯法”须是一种和平方式，排除暴力。他因拒绝缴税而被捕，有意思的是，他不逃避惩罚，公开抗税后就坐在家里，一心等警察来。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表达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与法律“有限合作”的立场。或许，在一个充满弊病的年代，“违法”的正义性即于此。这种梭罗式的有机的反抗，列夫·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深受其熏染。还有一个同法律合作的例子：苏格拉底。他虽蔑视不义的权力，但拒绝逃走，并主动放弃被赦免的机会，接受惩罚。）
2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若只有道德激情而无理性资源，只有集体话语而无一己之见，这正常吗？何来前途？
面对“五四”，当同仁们都热衷于救亡，沉浸于道德和政治观察时，梁漱溟用的是另一副镜片——这副镜片，在接下的半个多世纪，将被国人一再错过，一再失之交臂，这个国家的公民化进程也一再拖后。
梁漱溟触摸到了一个宝贵的东西——人权。
这正是被他的时代毁坏最严重的东西，也是被误解和篡改最深的东西。后来的历史一再证明：只讲目标不讲程序、只喊正义不讲人权、自以为真理在手即随心所欲，这些做法会把民族拖入怎样的灾难和迷狂。再没有比1966年刘少奇举起的那册瑟瑟发抖的《宪法》更令人心寒的了，没办法，因为你是“卖国贼”，谁告诉过年轻人“对卖国贼也要讲人权”？谁向他们布道过“打人是犯法的”？
“公民”“人权”“宪法”，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可谓遭遇最坎坷、附加条件最多——最易被冲淡、挤掉和偷梁换柱的一组概念，诸如“时局”“生存”“救亡”“国情”“特色”等大词，轻易可将之剥蚀掉、消解掉。
梁漱溟是个超前的“常识”发现者和持有者。其卓越和悲剧在于，较之自己的时代和同胞，他的常识太离奇、太不寻常了。
梁漱溟是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信仰躬行者。其身上，既有士子清流的铮铮傲骨和大道治世的儒生情怀，又有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秉性和理性精神。身为国学大师，但他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上。”人们往往把梁的独见和固执归于恃才傲物，其实，这种不合时宜的表现——折射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一面：独立品格和理性原则（这也正是胡风、张中晓、顾准等身上最闪光、最相似的灵魂要素。）仅凭士大夫的耿直、不阿、清正之道德操守，是奏不出“人权”“自由”这等现代声部的，传统国学资源中，也找不出“公民”“法律”等成分。
梁漱溟算得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最有力的载体之一。对1953年这场政治风波（我眼里，它更像一桩“精神事件”），连远在美国的胡适都大为激赏，赞叹不已。
3
一个多么宝贵的“异数”！敢于不群，敢于逆动，敢于在群沸中发表独唱，对热衷道德审美和集体意识的中国生态来说，是最稀缺的元素！而自由言论和公民意识，之于姗姗起步的中国现代启蒙，是何等重要的营养！检索近代以来中国精英们的大脑，无论革命、改良或保皇，无论激进派或保守派，无论“左”或“右”，你都很难找到“公民”“人权”“法律”这样的理性字眼，而这，恰为现代精神的精髓之物。
正是这种“个”的生命类型和灵魂气质，使得1974年“批孔”风暴中，梁漱溟又成了公开的反对者之一（另者是吴宓）。
1919、1953、1974……几番“冒天下之大不韪”，梁漱溟都是真诚的、本色的，包括他某些时候的“认错”，皆为真情所驱、由衷所致。这份真诚很像他的父亲，“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我的父亲梁巨川》）1918年11月，新文化之风愈吹愈劲，保守的梁巨川自沉于北京静业湖。尽管父子有着巨大的理想冲突，但有一点相同：人生和信仰不分家！生命要有尊严！意见要真！骨头要硬！
1950年后，连此前的反强权运动中有卓越表现者，也纷纷脱胎换骨，投奔“新生”。似乎也只有梁漱溟、储安平、张东荪等极少不识时务者，走着一条被视为危途的旧路。其生命步履，便像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凄苦、滞缓、笨拙、稀稀拉拉……
这样悲怆的英勇，1950年后的历史上，只闪现过罕见的几个瞬间：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上，吕荧摇晃着起身：“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十几年后，在同样的会场，在宣布将“叛徒、内奸、卖国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隆隆雷声中，一位叫陈少敏的女性默默攥紧着一张反对票……
那是怎样的孤独与承受？
正因为它是“个”，它那么势单，讨伐它围剿它的力量那么庞大，它才显得珍贵而悲壮！若没了这些“个”的闪光，若没这些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异数，中国现代文化史、人物史和思想史该多么的乏味、多么的萎缩！
大地伦理（四章）
天使之举
电视新闻里，每看到那些“绿色和平”分子、那些民间志愿人、那些无名小卒，在风浪中划着舢板，不知畏惧地，拼命挡在捕鲸船或核潜艇前……它们皆那么小，那么孤单，那么三三两两、稀稀拉拉，却抗拒着那么气势汹汹的庞然大物，甚至是国家机器……
我总忍不住久久地感动。我清楚：这些都是真正的人，真正有尊严和爱自由的人，他们在保卫生命，在表达信仰和理想，在抗议同类对家园的剥削。
据报载：一位叫朱丽娅·希尔的少女，为保护北美一株巨大的红杉树，竟然在这棵18层楼高的树上栖居了738天，直到该树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诺放弃砍伐。
希尔是阿肯色州一位牧师的女儿，为呼吁保护森林，她于1997年12月10日攀上了这棵被称为“月亮”的红杉树。原打算呆上3周，不料木材公司的冷漠却把她足足搁置了两年。当冬季来临，她只有一块蓝帆布遮挡，无法洗澡，就以湿海绵擦身。
当双足再次踏上大地时，希尔喜极而泣。
我留意到，这则消息是被某晚报排在“世间奇相”栏中编发的，与之毗邻的是“少年坐着睡觉十一年”。显然，在编辑眼里，这事儿不外乎一种“异人怪招”，算是对“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的一种诠释。可以想象，无论于编辑心态、还是看客的阅读体验，都很难找到“感动”“审美”之类的痕迹，只是猎奇，只是娱乐与戏谑。
我为一位少女的心灵纤细和行动能力所震颤，为这样一场生命行为——所包含的朴素信仰和巨大关怀力而惊叹，也忍不住为同胞的粗糙而遗憾。
这不仅仅是迟钝，更是麻痹和昏迷。
对大树漠不关心算什么人呢？只能算“植物人”罢。
我们有数不清的黄河探险、长江漂流、雪山攀登、海峡泅渡……甚者竟不惜性命。目的不外乎：或为国争光、别让洋人抢了先；或时尚一点说，“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可我们几乎从未有过像希尔那样默默的私人之举、那样日常意义上的“举手之劳”……
显然，双方对自然的态度有别：希尔拥抱大树显示的是一种爱的决心，一种厮守的愿望；我们的那些“壮举”设计的是一种比试，一种对抗。二者的实践方式亦有别：如果说前者更接近一种日常的梦想表达和自由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像一场众目睽睽下的卖力表演和作秀。
即使我们也有了，即使某位中国少女扮演了希尔的角色，又会怎样？她的同胞、亲人会作何想？社会舆论和职能部门会作何反应？
她会不会被视为疯子？梦游者？妄想狂？
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做自以为正确的事！我们也缺乏这样的习惯思维：尊重、维护别人（包括对之有监护权的子女、眷属）做自以为正确之事的权利！
父母会干预，朋友会劝阻，组织会帮教，舆论会讽刺，有关部门会制止……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叫“摆平”。即使你勉强爬上了那棵树，呆不过三天，就会被轰下来，对付一个丫头片子的撒野，招多着呢。说到底，此事休想做成。
于是，也就成了无人来做的事。
她不属于我们。因为她是天使。
树，树，树
有位老先生，教弟子识字：何为“树”呢？“木”，“对”也！就是说，先人造这个字是为了告诫后人——凡“木”必“对”，不可伤木。
提起瑞典，眼前就会浮现出一道宁静、典雅、从容的画面：白雪、木屋、蓝湖、青山、郁金香……而斯德哥尔摩，更是一弯美丽的月牙之城，每个到过她的人，都会为其旖妮之情所打动，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她虽有现代设施之便捷，却无现代都市之弊端，尤其保留完好的古城风貌和参天大树……而游客们也往往会从导游嘴里获知这样一个故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现代化浪潮冲向这座海滨古城。市政当局雄心勃勃地推行旧城改造，“百万工程”即其中一项，旨在每年递增十万套新住宅……当轰隆隆的铲车声逼近“国王花园”时，斯德哥尔摩人警觉了：这样下去，自己的家园会沦为什么样子？未来的她与世界各地有何二致？
疑问渐渐拢成一股市民舆论和理性呼吁。人们开始表达愤怒，在露天里发出声音。终于，一场保卫斯德哥尔摩的运动开始了——
1971年，市政决定，要在“国王花园”建一个地铁站，它意味着这片深为市民喜爱的绿地大难临头。于是，一群勇敢的年轻人率先发起了“城市的选择”行动，擎着标语，走上街头，高喊“拯救斯德哥尔摩”口号。开始政府不以为然，派出电锯工人，欲强行伐树，公众用身体组成人墙，挡在树前……骑警来了，但慑于众怒，也败下阵来。为防止当局耍花招，市民们干脆搭起了帐篷，日夜守候在那儿，誓与古树群共存亡。
终于，政府作出了让步，地铁线绕道而行，虽多花了数倍纳税人的钱，但历史悠久的“国王花园”却留了下来。
那群百年古树是幸运的。在她盛大荫凉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终于有机会回报那片母爱般的葱茏了。或许愈难得就愈珍惜吧，如今的“国王花园”更是斯德哥尔摩人的爱宠之地，每年都有数不清的游行和演出在此举行，俨然成了瑞典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
那些护树青年们，也成了大众心目中的英雄。新生的瑞典公民和外国游客，很容易就能在瑞典教材、斯德哥尔摩旅游手册里读到他们的事迹。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难忘。如果说“拯救斯德哥尔摩”的主体力量来自民间，那这一次却是精英们的决策功劳了。
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田纳西州曾投资1·6亿美元建一处名叫“特里哥坝”的水坝，当施工进入关键阶段时，忽接美国最高法院的通知，令其停工，理由是这儿生活着一种体长不过三英寸的蜗鲈（北美淡水鱼，体小，需在浅而湍急的水中产卵）。其后，“濒危物种委员会”也对该工程加以阻止……眼瞅着这座已具雏形的庞然大物，其时的田纳西州长叹道：“这等于给世上最小的鱼建造了最大的纪念碑！”
三寸——1·6亿，怎样的悬殊比例，怎样的不可思议！
这是大地的胜利。
一切取决于人的素质，大地喂养出的人的素质。
一群古树挫败了一条现代地铁线，一尾三寸小鱼掀翻了一座超级水坝……我们身边会发生这等事吗？
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想：如今的北京，假如没有当年那场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而是像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设计的那样：完整地保留旧貌，另辟新城……今日北京会是一番什么气象？据说，当年梁先生将提案递呈后，得到了这样的喝斥：“谁要是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显然，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正是这种“不可讨论”性，使得几十年来知识者早早养成了沉默的习惯，使我们在和平时期失陷了一座又一座辉煌城池。至今，偌大华夏竟无一座古城是以“城”的建制保护下来的，所谓的古迹，只是稀稀拉拉的“点”，铺不成“面”，构不成“群”。
“拆掉北京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一块肉。扒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一层皮！”正像徽因墓在文革中被铁砣砸得稀烂一样，梁先生的惨叫又何尝不是文明之呻吟、知识之哀鸣。
后来我又获悉：“二战”即将结束时，身在重庆的梁先生，曾写信给美军有关人士，望其轰炸日本本土时，能对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手下留情……
不知美方是否收到了这封信，更不知这一外国人的请求是否被采纳，但我由衷地感到：若没有梁先生这些人类文化的知音和保姆，我们的世界与生活会破败成什么样子？而他们本人的命运及那些诤言的遭遇，实乃文明的遭遇和知识的命运。
笼文化和望鸟镜
同胞在其旅行见闻中留下一细节：在欧洲的一些公园，常见一种架在草坪上的望远镜，开始不懂，一打听，方知是为观鸟而设，它们准确的名字叫“望鸟镜”，贴上去，游客能仔细欣赏远处树上的一举一动，对鸟雀却毫无惊扰……
“望鸟镜”，一个多么柔情和诗意的词儿啊，那距离多么美，多么温暖和恬静，多么沁人心脾！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何以没诞生如此“遥望”的冲动呢？我想起了身边的另一番景象：花鸟鱼虫市场，寓翁闲叟们的膝下，太极晨练的路边，随处可见一种国粹——鸟笼，一盏盏材质优良、工艺精湛的“小号”。
有多少盏这样的“小号”，便意味着有多少双翅膀从天空中被裁剪下来，被折叠成椅子，只能坐，不能飞。
我们发明的是栅栏，是囚牢。我们总喜欢把爱变成虐，把拥有变成占有，把“吻”变成“咬”。
读过一组故事：在澳洲，为保护某地生态，当局竟不惜斥巨资，在一条高速公路上留出了众多的横向路带，目的是方便动物能像过去一样自由穿梭……有对志愿者夫妇，为拯救一条被鱼网困住的白鲨，竟冒着生命危险，跳下海，亲手去解绳扣……在纽约一次火灾中，消防员理查·麦托尼解下自己的输氧器，为一只被浓烟呛昏的猫输氧，以挽救它的生命……一位女科学家，为考察和保护非洲狮，在原始森林中风餐露宿，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去世……
这和我们那些身穿羚羊毛、大嚼鲨鱼翅的饕餮客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其实这区别，也正是“望鸟镜”与“鸟笼”的距离。
还有更让人匪夷所思的，2001年10月6日，一对游客在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乘车游览，嬉戏中，一只两岁的小狮子突然将利爪探进车窗，抓伤了她们。20日，动物园向市林业公安处提出申请，要求击毙这只闯祸的小畜生。后经当地市民的再三抗议，园方才撤回死刑起诉，改判“无期徒刑”。从此，这只小狮子将在铁笼里孤独余生，永不能再和伙伴一起过群居和放养生活。
显然在万物之尊的人眼里，它是有罪的，因为它对人产生了敌意，并制造了伤害。但我不禁要问：到底谁先有罪？谁先侵犯了对方权益？谁先发动了挑衅和攻击？在动物的道德法庭上，人类难道不已被审判过亿万次了吗？按自然法和生命平等的理念，此刻，它根本不该出现在人类的车窗前，它的位置应是非洲大草原，这应该是它随母亲散步、和兄弟姊妹玩耍的时刻……
是谁剥夺了其自由和天伦之乐？是谁把它发配到了与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毁灭其家园，屠杀其父母，剥夺其自由，如今却喝斥起它的过失来了，公平吗？
我替这只小狮子难过，更为自己的同类悲哀。
生命和平
在同一物种内，一个生命杀害自己的同类，比如一个人杀害另一人，甚至一只狼咬死另一只狼——无疑皆被视为犯罪和不道德，哪怕动物间的自相残杀，也会激起人心理上的强烈厌恶。那么，不同物类之间呢？
当我们堂皇地把大自然视为盘中餐、袖中物时，何以再也寻不到羞愧感了呢？“人类中心论”“人本位”“人类利己主义”天然合理吗？人类欲望膨胀到何种地步都不受怀疑和指控吗？
当初，上帝曾给予人类怎样的权限？现代人履行的是神的旨意、还是自我授权或达尔文式的“刀俎路线”？
曾有一报道：辽宁，一座林子里，一个头戴兔皮帽子、手提猎枪的男子，突遭一只凶鹰袭击，它朝猎物俯冲下来，死命将利爪钉进对方头皮，想将之叼起来，可能猎物太重的缘故，此举未成……报道说，若非同伴赶来急救，该男子很可能小命呜呼了，幸好，他及时躺在了医院里。
猎人被猎，确实反常。更有意思的是，报道人的语气里，竟丝毫不见责难凶鹰的意思。人背叛人，也属罕见。
我在想，那位猎人，在天上的那双眼看来，是一只怎样的动物呢？据说，鹰眼向来以锐利著称，视线里程和分辨率极高，总不致把人和兔子搅混吧？按常识，鹰也从不对人发动袭击啊。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只能一种解释：人，变成了非人，怪物！变成了可怕的东西！
脑袋像兔子，猫腰提棍，蹑手蹑脚……难怪眼神极好的鹰，也不认得它素来敬畏的人了。怪谁呢？
不由想起史蒂文森在《尘与影》中给“人”下的一场定义——
“人是多么怪异的一种幽灵啊……他是这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双脚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药一样呼呼大睡。他杀戮着、吃喝着、生长着，还为自己复制若干小小的拷贝。他长着乱草般的头发，头上装了一双眼睛，不停地转动和忽闪着。这是一个小孩看了会被吓得大叫的东西，但如果走近点看，他就是他的同伴所知道的那个他。”
我想，那个倒霉的猎人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再戴那顶该死的兔皮帽了吧。
“自然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发生一种生命形式威胁着这么多别的生命形式的情形，也从未面临过这样一场由一个超级杀手制造的超级杀戮……人类不管是以其行动促成了某一物种的灭绝、还是以其漠然让该物种走向灭绝，都是阻断了一道有着生命活力的历史性的遗传信息流……让一个物种灭绝就是终止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霍·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里，每天中午，一家电视频道花几分钟讲述一首发生在“历史上的今天”的挽歌，它告诉世人：几十年前的此时此刻，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曾有一种生存伙伴，比如一尾蜂鸟或一架红蜻蜓，发出了它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丝哀鸣……
每看这档节目，我正在进食的胃都会莫名地一阵痉挛。
我甚至怀疑，现在的胃病莫非就是那时落下的？
附：
——读王开岭
我是一个嘴谗和挑食的读者。曾对一个朋友说：一部二十万字的书，若有一万字吸引我，我会买下来，若有一百字让我记住，就是一本值得眷恋和留存的书了。而眼前这本书，它在一周的阅读里赋予我的快感，让我在感动之余，甚至涌出一股感激。一股极度亢奋和深深满足后的感激。
题材之丰浩、细节之精准、纹理之细密、精神发现之独特、关怀视野之阔大、言说的锐度和思路的延展性……盖超乎我的想象。经年来，我很少看到在一册书中，由一个人的笔下竟洞开出那么大面积的精神风光：郁郁葱葱的故事森林，幽邃致远的理性深潭，峻峭挺拔的良知峰峦……在王开岭身上，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体悟型作家的全面性：文学的、美学的、理性的、情怀的、史思的、宗教的……一本书竟能汹涌、汇合那么多元素而又从容不迫！在这个浮躁的速记写作时代，你不得不承认，它有一种鲜见的“世外”品质。
准确地说，它给了我一个周期很长的阅读节日。就像一份丰盛大餐，它的丰饶和美味，几乎照顾到了我肠胃的每一层褶纹。
“二十世纪，神被杀害，童话被杀害。最醒目的标志就是人对大自然不再虔诚，不再怀有敬畏和感激之心……一切都在显示，二十世纪是一个财富和权力的世纪，一个仅供成年人生存与游戏的世纪。‘现代化’，更是一个旨在表现成人属性和欲望的概念，它本质上忽视儿童。”（《森林被杀害，童话被杀害》）
这样美学化的理性文字，在以喧嚣、怯懦和虚伪著称的当代文坛，在以争夺语词和与概念性为能的思想界，其含氧量是立即可判的，那种寂静独立的气息，使我在呼吸间就把它与它们区别开来。
毋庸讳言，我们正面临一个越来越商标化膨食化的阅读时代。文学界的先天不足和苍白自不必说，时代所能挤出的一点点脑汁，也多陷入学理的臃肿系统中不能自拔，一粒有用的药丸，往往须数以千倍的糖衣包裹和累赘体系为之服务，多少洋洋万言的繁文，一旦脱去了泡沫，甩干了那些语焉不祥和思维混乱的瘫痪性词语，真实有用的信息大概仅几十字或一句话。如此庞大的结构，对阅读来说，实为一种巨大的时间消耗和体力开支，简言之：累！或者说：表达的无能！而一些相对非学理性的民间书写，虽不乏自由和闪光的东西，但由于言说的任性姿态和散漫气质，又多在声音的分贝值上下功夫，一些有用的思想原材料，也多流于一种粗糙的机器生产，滥而殇，浮而佻，经不住检验和淘洗。
透过这册书，作为读者，我游历了一个人的精神地理，被那些从未见过的神奇风光所吸引。那风光在日常的旅游地图上是见不到的。我不敢断言这样的地理绝无仅有，但我确定的是，这是当代为数不多的身兼多种文质的作家和作品。
一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智者，一位诗人，一颗良心，一个浪漫而冷峻的同时代人。这样一个夜晚，携上这样一本书，与之同行。我感到了雪的融化、心的欢愉和春天的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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