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包括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方面都为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时陶瓷业的进步和漆器的发展，虽然代替了青铜器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制铜工艺并没有衰退，而是转向了制造铜镜等方面。因此，两汉时期铜镜的铸制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两汉时期的铜镜图案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不同的特色。本期我们就两汉铜镜中的祥瑞纹饰和避邪铭文，列其形质，溯其源流，析其思想，究其因果，以抛砖引玉。
一：汉代祥瑞观念的形成及文化影响
崇尚祥瑞，由来已久，见诸文献，施之教育，行于习俗，附于器物。如对圣人贤哲，往往视之为上天降瑞，来历不凡。《宋书.符瑞志上》记载：“太昊帝宓牺氏，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又“炎帝神农氏，母曰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山，生炎帝。人首牛身，有圣德，致大火之瑞。”又“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
样瑞是一种预兆和象征,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和企盼。它和灾疫是一对孪生姊妹,始终伴随着人类行进在历史发展的旅途中。从古至今,远避尖疫邪恶,追求吉祥顺畅是人们的普便心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概莫能外。这种心里定势一旦形成,人们的想象力便会插上双翅,在思维的王国里恣意驰骋,从而产生了许许多多神秘怪异、象征祥瑞或者灾疫的意象: 于是,'象征即用一种事物或卦画符号来表示某种思想和意义。这种象征意义的象，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左传》桓公六年记当时人的言论云:‘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生名,为信;以德名,为义;以类名，为象;取于物,为假;敢于父,为类。’意思是命名的方法有五种,以类似命名,是象。此象就是象征的意思。
汉代是一个疆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发达的帝国，其政治体系和道德准则都建立在天命观的基础之上,祥瑞观不仅渗透到政治、宗教、艺术、学术方面,而且弥漫在整个社会的民俗民风中。《改书.郊祀志》中记载,汉文帝时期,成纪县出现了一条黄龙,自此,黄龙就成了汉朝廷的标志。董仲舒称此征兆为“受命之符是也。”则文帝之后的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发生过样瑞降临的事件,武帝、宣帝、王荞统治时期出现的更加频繁。正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详亦先见。”武帝时期,先后出现过麒麟、飞马、宝鼎、芝草、群鸟筝等。宣帝时期,凤凰、白鹅、白虎、五色雁、黄龙、神爵等祥瑞现象出现的次数更多,仅凤凰就出现了五十多次。'王莽统治时期，五年之中竟出现了700项各种各样的祥瑞。这些记载,是祥瑞观念渗透到上层统治阶层、渗透到政权经营的典型例证,意在向普天之下的百姓昭明,这是神灵对当朝皇帝安邦治国的英明决策、惠洋万民的严德睿智的认可和肯定。人们相信祥瑞或灾疫都是上天向地下凡人的昭示，是对一同之君施行德政或餐政的奖励或惩罚,甚至是国运兴盛的象征。
汉代以物象征祥瑞的文化内涵是汉民族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的产物。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意识形态的结构形式。“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他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
汉代祥瑞观念在战国灾疫祥瑞思想意识体系形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发展,具有一定的哲学意义和学术价值。综合了先秦时期东西南北各地区的观念,吸收了楚文化中的艺术精华,使汉代样瑞文化的各种载体充满运动的力量、包罗万象的人气、浪漫神秘的美感,具备了汉代思想观念和文化艺术集大成的独特个性。这种经过主观的不断建构而形成的人文信仰,其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观、上天昭示祥瑞观、阴阳宇宙观,见证了中华民族不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还有一个图像符号表现的世界，它构成了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是全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祥瑞观念是人类面对强大自然无能为力的产物，从产生那天起就带有强烈的唯心色彩。汉代在秦大一统专制权力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更加强化了专制趋向,而祥瑞观念借助了神的力量,对专制的国家机器更加合法、更加有权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汉代的祥瑞观或多或少地充当了统治者压制和愚弄百姓的工具。唯君主之命是从的官僚群体以及唯唯诺诺的顺民对封建专制政权无疑少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但也大大限制了人的创造性及才能的发挥,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形成了一定的阻碍。
避邪习俗的历史延续
古代民俗中的避邪意识，最初应该孕育于万物有灵的观念之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逐渐形成了避邪民俗，其历史源头，或可追溯到图腾崇拜的原始社会时期。图腾，最初应该是原始部落或氏族社会崇拜的偶像和保护神。例如作为中华民族象征意义的龙，就是由自然界中的多种动物糅合而成的，是一种具有人文意义的图腾。至于历代文献中记载的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也都能在其身上找到图腾崇拜的孑遗和影子。如蛇身人首的伏羲氏，原本就出身于崇蛇的氏族；人首牛身的神农氏，应该出身于崇牛的氏族；而龙颜瑞相的轩辕氏，则应该是崇龙的氏族等。至于华夏民族干脆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这应该是在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之下，所传承的图腾崇拜的文化印记。
二：两汉铜镜中的祥瑞神兽纹饰
瑞兽避邪：这在历代文献中多有记载。《论衡》“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龙白虎列十二位，龙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飞尸流凶安敢妄集，犹主人勇猛、奸客不敢窥也。”可知龙虎作为氏族社会时期原始先民所崇拜的图腾，后又延续成为避邪的神灵。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是具纳福降瑞，护宅安民的避邪功能的。《抱朴子·内篇》记载道家始祖老子出行时，仙人和祥禽瑞兽为其除道护卫的场景：“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三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可见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穷奇、辟邪等祥禽瑞兽，不但是先民心目中的护佑之神，而且还衍变成了道教始祖老子出行时的护卫。从文献的以上记载中，也可使我们了解到，上述神灵的避邪作用和古代社会避邪逐疫所举行的各类祭祀仪式等民俗活动。
古人有“知行合一”之说。汉镜纹饰铭文包含的祥瑞观念和避邪习俗，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知行合一的体现。两者归结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借助灵物以避邪祈瑞。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决定了避邪灵物的多样性。在汉镜的图饰中，常见的避邪灵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四神与五灵
流行于新莽时期而盛于东汉初期。《礼记·礼运》以“麟、龟、凤、龙”为“四灵”，四灵”再加上白虎构成“五灵”，《礼纬.稽命征》中提到“古者以五灵配五方: 龙木也，凤火也，麟地也，白虎金也，神龟水也。”五灵图形的出现，表明战国时期形成的五行学说，到汉代已经更为完备。四神纹饰我们在之前的《“尚方铭”四神规矩镜赏析》中已详细讨论，这里不再过多提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查阅【青铜文化】公众号。本期我们重点讨论下五灵纹饰：
五灵纹饰
这是汉镜中最为常见的装饰图案，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和麒麟。由于五灵纹饰与汉代流行的五行观念相对应，故在时人的思想观念中是“五德嘉符”的祥瑞标志。其祥瑞涵义，在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
麒麟：《宋书》谓：“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含仁而戴义，音中钟吕，步中规矩，不践生虫，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洿池，不入坑井，不行罗网。明王动静有仪则见。牡鸣曰逝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幼，夏鸣曰养绥。”可见古人不但把麒麟作为仁义的象征，还把其看作是上天赐予百姓的祥瑞之征。
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汉武帝太始二年三月，获白麟。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见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三年八月戊子，麒麟见颍川阳翟。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麒麟见东郡濮阳。汉献帝延康元年，麒麟十见郡国。
青龙：《符瑞志》把龙分为四色，即黄龙、白龙、青龙、黑龙。并说：“黄龙者，四龙之长也。不漉池而渔，德至渊泉，则黄龙游于池。能高能下，能细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长，乍存乍亡。赤龙、《河图》者，地之符也。王者德至渊泉，则河出《龙图》。
”把龙的神奇与统治者的德政相联系，以此作为吉祥之兆。
白虎：《符瑞志》说：“白虎，王者不暴虐，则白虎仁，不害物。”把虎的仁恶与统治者的施政作了有机的联系，体现了当时流行的天神感应和万物有灵观。
朱雀：又称朱鸟、赤雀，是古代传说中一种形似凤凰的祥禽。《符瑞志》载：“神鸟者，赤神之精也，知音声清浊和调者也。虽赤色而备五彩，鸡身，鸣中五音，肃肃雍雍。喜则鸣舞，乐处幽隐。风俗从则至。”
玄武：通常为龟蛇相缠之形。但在部分汉镜的装饰中，也有龟蛇分置的，甚至于有龟而无蛇，或有蛇而无龟的。《符瑞志》曰：“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五色鲜明，三百岁游于蕖叶之上，三千岁常游于卷耳之上。知存亡，明于吉凶。禹卑宫室，灵龟见。”可见神龟不但与统治者的从政清明相关，甚至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及生态平衡的各项政策措施是否得当相连系。
（2）五灵以外的异类纹饰
于五灵纹饰外，汉镜中还常见句芒、蟾蜍、角王、巨虚、穷奇、三足乌、九尾狐、赤兔（上瑞）、苍鸟（中瑞）、五灵麒麟、（嘉瑞）、猴纹、当康、鼠兽、山羊、狮子、蟾蜍、天鹿、鬃毛兽、夫诸（鹿）、虺蛇、鼠兽、天马、陆吾、食蚁兽、山挥、猿猴、鱼、独角兽（狰，獬豸）天禄（辟邪，貔貅）等图案纹饰。所有这些，也均与当时流行的避邪习俗和祥瑞观念相关。
穷奇：穷奇，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古代四凶之一，主要记载于《山海经》中，《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指穷奇外貌像老虎，长有一双翅膀，喜欢吃人，更会从人的头部开始进食，是一头凶恶的异兽。可是，同样在《山海经》中，《山海经·西山经》一篇却提到穷奇的另一种形象，该篇中的穷奇，外貌像牛，长著刺猬的毛发，与《海内北经》所述者有很大的差别。《山海经·西山经》注中云：“ 似虎， 蝟毛， 有翼， 铭曰穷奇之兽。厥形甚丑， 驰逐妖邪， 莫不奔走， 是以一名， 号曰神狗” 。
《山海经·西山经》有云：“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猬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
句芒：芒神，又名句芒、木神、春神，是主宰草木和各种生命生长之神，也是主宰农业生产之神。《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这就是芒神为人首鸟身、骑龙的形象。《吕氏春秋·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为木官之神。'
獬豸：獬豸又称獬廌、解豸(xiè zhì)，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体形大者如牛，小者如羊，类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双目明亮有神，额上通常长一角，俗称独角兽。獬豸拥有很高的智慧，懂人言知人性。它怒目圆睁，能辨是非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能辨曲直，又有神羊之称，它是勇猛、公正的象征，是司法'正大光明' '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的象征。《符瑞志》载：獬豸知曲直，狱讼平则至。《后汉书·舆服志下》:'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后亦用以指执法者。
天禄（辟邪）：天禄，神话传说中的瑞兽。汉代多用为雕刻的装饰品。天禄和麒麟、辟邪并称为古代祭祀的三大神兽。天禄似鹿而长尾，一角者为天禄，二角者为辟邪，可攘除灾难，永安百禄。古人把它们对置于墓前，既有祈护祠墓，冥宅永安之意，亦作为升仙之座骑。天禄又称'天鹿'，也称'挑拨'、'符拨'，与'天命'和'禄位'有关。现代多雕刻成形以避邪，谓能祓除不祥，永绥百禄，故称为天禄。
《集古录跋尾》载：“右汉‘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资墓前石兽膊上……今墓在邓州南阳界中，墓前有二石兽，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可见所谓的“天禄”、“辟邪”，在我国古代民俗中已担当了避邪祛凶的角色，在汉及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常被作为镇墓之兽而用于避邪。
角王巨虚：《子虚赋》载：“蹵蛩蛩，辚距虚。”张揖注曰：“蛩蛩，青兽，状如马；距虚，似骡而小。”如此说来，蛩蛩、巨虚，均为形似骡马的瑞兽。虽然历代文献中对“角王”的相关情况，缺少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从汉代铜镜的“角王巨虚辟不祥”铭文中，还是能够感悟到其祥瑞的属性与避邪之功能。
陆吾：陆吾又被称作开明兽，本是黄帝都城昆仑丘的守卫，他把自己化装成老虎的样子，这样便可以获得老虎的威严和力量。只是不知为何会出现在蜀山的神龙殿之中，而且似乎忘记了原本的职责，只知道单纯的阻挡一切进入神龙殿的人。陆吾神掌管这“帝之下都”还兼管“天之九部”。
山海经·西次三经》：“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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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应图谱》中说:'王者不倾于色,则九尾狐至焉。而《宋书·符瑞志》则说:'白狐,王者仁智则至九尾狐，文王得之，东夷归焉。汉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见郡国。'《孝经·神契》说:'德至鸟兽，则狐九尾 '。
三足乌：三足乌是神话传说中驾驭日车的神鸟名。为日中三足乌之演化。三足乌亦称“踆乌”。居于日中，有三足。《宋书.符瑞志》记载“三足乌，王者慈孝天地则至。汉章帝元和中，三足乌见郡国。”
天鹿：《十洲记》说：“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从以上记载中可知，所谓的“辟邪”与“天鹿”，并非本土物种，是从遥远的“西海”引进之物。这些方外引进的物种，一旦被我国本土文化所吸纳，并与传统民俗相结合，其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演变成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祥瑞之物。
《符瑞志》记载“天鹿者，纯灵之兽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备则至…..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
《诗经·小雅·斯干》记载：“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意思是说，梦到虺蛇之类，是生女孩的祥兆。
赤乌，周武王时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
汉章帝元和中，赤乌见郡国。
汉章帝元和初，白雀见郡国。'
芝草，王者慈仁则生。食之令人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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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汉铜镜中的仙人纹饰
汉代也是一个崇信鬼神的时代，阴阳五行和得道升仙等思想和图样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神仙与瑞兽成为汉代铜镜纹饰的重要内容和独具特色的时代符号，天上人间，神人凡界，奇禽异兽，五晋纷呈，多样的纹饰构成了一个纷繁复杂。极富浪漫色采的神灵世界。两汉时期祥瑞纹饰的体现除了刚才我们所讨论的神兽纹饰外，神仙图案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神仙形象多出现于东汉时期的铜镜中，较多的体现在东汉早期的多乳神兽镜及东汉中晚期的画像镜中，接下来给展示几个汉镜中常见的神仙形象。
在西汉，由于神仙之说的流行，西王母成为人们膜拜的重要女神，所谓“揖金母，拜木公”，西王母与东王公一起是登仙得道者必须拜奉的神灵。在《汉武帝内传》里，西王母被形容为艳压群芳、侍仙如云、武帝拜受教命的威严女神。后来在道教的神仙谱系中，西王母俨然成为女仙之王，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写了一部《墉城集仙录》，专门收集女仙的事迹，女仙们要去朝拜的金墉城正是西王母的住处。西王母是由西华至妙之气幻化而成，其仙号叫做“九灵太妙龟山金母”。其神殿称为王母宫，或称王母阁，也和道教的其它神殿一样遍于天下。后来随着神话传说的不断发展，民间竟将王母娘娘讹传为玉皇大帝的配偶。但无可否认的是，西王母乃人们信仰中地位最高的女神。在民间传说中，西王母掌管着不死之仙药，如《淮南子》、《搜神记》中有“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窃以奔月”的记载。
东王公：东王公亦名木公、扶桑大帝、东华帝君，与西王母共为道教的尊神。
在道教神仙体系中，东王公是先天阳气凝聚而成，所有男仙及天地间一切阳气的首领，掌管蓬莱仙岛；西王母则是先天阴气凝聚而成，所有女仙及天地间一切阴气的首领，掌管昆仑仙岛。二者常以并称，凡升仙的，都要“先见西王母，后谒东王公”，方得升九天，入三清殿，拜太上老君，见元始天尊。
东王公的信仰最初可能来源于古代的太阳神崇拜，战国楚地信仰东皇太一神，又称东君，即为人神化了的太阳神，或许是东王公的前身。但东王公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枕中书》：“书为扶桑大帝东王公，号曰元阳父扶桑大帝，住在碧海之中。”这说明它是由日神演变来的。
东王公的形象经过民间的流传和增饰，具有了名号、服饰、婚、职掌等，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神仙。《神异经·东荒经》中描绘东公的形象是：“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但东王公作为东方太阳之神，又有云霞灿烂的形象，称为“青阳之元气，百物之先也。冠三维之冠，服九色云霞之服，亦号玉皇君。居于云房之间，以紫云为盖，青云为城，仙童侍立，玉女散香，真僚仙官，巨亿万计，各有所职，皆禀其命而朝奉翼卫。”
伏羲女娲：伏羲。华夏民族人文先始，三皇之一，风姓，又名宓羲、庖牺、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史记中称伏牺，在后世与太昊、青帝等诸神合并，在后世被朝廷官方称为“太昊伏羲氏”，亦有青帝太昊伏羲一说。燧人氏之子，生于成纪，定都在陈地。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伏羲是古代传说中的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相传伏羲为其母华胥踩了雷神的脚印而生，而雷神为龙身人头，《山海经·海内东经》道：“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宋书·符瑞志上》：“太昊帝宓牺氏，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有景龙之瑞。”伏羲是其母感应雷神而生，蛇身人首，故为龙的传人，华夏之祖。
女娲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女娲的原始出处来自《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
黄帝：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尊为中华“人文初祖”。据说他是少典与附宝之子，本姓公孙，后改姬姓，故称姬轩辕。居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1] ，亦称有熊氏。也有人称之为“帝鸿氏”。 史载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以统一华夏部落与征服东夷、九黎族而统一中华的伟绩载入史册。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裴駰集解：“号有熊。”司马贞索隐：“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
王子乔：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日： ‘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 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o喻洒脱不凡之人，或指鹤。唐杜甫《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之二：“范蠡舟扁小，王乔鹤不 群。”另参见九流部·神仙“王子乔”、器用部·车船“鹤驾”、文明部·礼乐“子晋笙”、人事部·雅逸 “吹笙客”。
赤松子：赤松子，又名赤诵子，号左圣。既是传说中的人物，亦是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万世基业的中华帝师。
记载其事之典籍，当以《淮南子·齐俗》为最早，继以《列仙传》而详其事。刘安云：“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高诱注曰：“赤诵子，上谷人也。病厉入山，寻引轻举。”《列仙传》谓：“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今之雨师本是焉。”
目前所知，铜镜中出现文字并做为装饰纹样，应该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在当时流行的铜镜中，或以纹饰为主、文字为辅: 或以文字为主，再辅之以连弧纹等较为简单而规正图案的数种类型。其中以纹饰图案为主要装饰特征的铜镜，其铭文或稀疏地点缀于钮区、主区，或紧密地排列于钮区、中国，或包裹千外区周边。另外还有钮区、中国与外周均饰有铭文的特殊类型这种图案中蕴藏着书艺，书艺中彰显着图案的设计布局，使得当时的铜镜图文井茂，相互映衬，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从而使得汉代铜镜以高超的工艺技术，完美的创作设计而达到时代艺术之巅峰，使得我国古代铜镜于发展演化中跨人了铜镜铸造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富含着时代政治、经济、历史和民俗等文化内容的镜铭，不但加重了铜镜这一古代日用青铜器的历史厚重感，更增添了它的学术价值与市美价值。使它与甲骨文、金文和碑刻等起，共同构筑了一座我国古代文字的宝库。两汉时期铭文种类丰富，寓意深广，有较多的铭文种类中出现祈求祥瑞及辟邪的铭文，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些：
铜华铭
炼冶铜华得与清，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辟不祥，与天无极如日光，长乐未央；
尚方铭
尚方御镜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子孙备具居中央，长保二亲乐富昌，寿蔽金石如侯王宁；
尚方（多种姓氏）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
黄（三）羊铭
三羊作竟自有纪，除去不羊宜古市，上有东王公，西王母；
佳镜铭
此有佳镜成独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
来言铭
来言之纪镜舒如，苍龙在左，白虎在右，辟去不羊宜古市，长宜君亲利孙子；
福禄铭
福禄进兮日以前，天道得物自然，参驾蜚龙乘浮云，白虎失，上大山，风鸟
福熹铭
福熹进兮日以萌，食玉英兮饮礼泉，白虎X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神仙，保长命兮寿万年；
善铜铭
汉（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主四彭，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娄博局去不羊，家常大福宜君王；
上华山铭
上华山，见神人，宜官秩，保子孙，饮玉泉，驾蜚龙，乘浮云；
上大山铭
驾蜚龙，乘浮云，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饵黄金，宜官秩，葆子孙，长乐未央，大富昌
吾作明竟铭
吾作明竟，幽炼宫商，周罗万象，五帝天皇，白牙弹琴，黄帝除凶，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君宜高官，子孙番昌，建安十年造大吉；
上面所述的镜铭文字，只是两汉铜镜铭文中的一部分。而古代那些造诣深厚，技艺高超的制镜工匠，在吸取历朝历代的书学知识和书法学养的基础上，不断地衍变，发展和创造着各种适宜于篆刻书写，适合于铜镜布局，美观大方而又难以准确命名的镜铭文字。这些变化多端的镜铭书体，琳琅满目的镜铭文字，无疑是我国古代书法艺苑中的一朵奇范。
但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镜铭毕竟是工匠用刀、锥为笔，直接雕刻在泥模之上，然后再用青铜液浇铸而成的文字。而以刀锥作为工具刻写的文字，是不可能象毛笔那样的挥酒自如，飘逸多姿的。镜铭文字其实是一种硬笔书法，与毛笔书法具有的“波”、“磔”、“蚕头”、“飞白”等书写特征有所不同。对镜铭文字的鉴赏，我们应该针对其特征而别具书艺的审美标准。故对镜铭文字的鉴赏和命名，必然会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是我们在鉴赏两汉镜铭文字时，应该和一般的书法艺术加以区别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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