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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遗址揭秘2:古共工国墓葬及其出土玉器
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揭秘:古共工国墓葬及其出土玉器
第6章:共工氏真正的身份是一群工匠和他们的首领
如果说凌家滩遗址大量出土的玉璜是其作为共工家族墓地证据之一,那么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另一大宗物件——大量的石锛、石凿、石铲、石斧等,则更进一步证明了共工家族的身份特征。
图6-1:凌家滩98M30号墓大量石锛出土的情形。石锛是一种木工工具,因此这座墓的主人被认为是一名木匠的首领。在凌家滩,工匠之墓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工匠的地位也比较高。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在王一级的首领墓中也会有数量相当可观的石制工具出土。
这个强大而历史悠久的部落是不可能只靠自封为水神而生存的,他们不是良渚的巫师,他们有着极其正当的职业,共工氏的职业是什么?共工氏是一群玉匠、石匠、木匠和船舶工程师。虽然考古工作者暂时没有在凌家滩找到船只的遗骸,但是,我们可以在凌家滩遗址找到在五千年前的生产条件下制造船只所需要的一切工具。
所有这些工具,在凌家滩周边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的遗址中都能找到,但是,只有位于凌家滩的共工氏家族,他们把大量的石制甚至是玉制的生产工具,都放进了哪怕是身份至高无上的部落大首领的墓穴中。而在良渚的反山遗址、瑶山遗址,我们绝对看不到这种现象。即便是在6000年前或者在今天,石器的价值都是远远比不上玉器的。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把这种用大量石器陪葬的现象理解为对财富的占有,更何况凌家滩并不缺少玉器。所以我们应把这种现象当做一种文化或者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共工家族之所以成为共工氏的传统。
在其它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墓葬中,我们也都可以见到用石制工具作为陪葬品,但是这些墓都只是平民的墓葬,甚至是奴隶的墓葬。在良渚遗址和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我们也可以见到极少数工匠的墓葬,但是墓中其它的随葬品,可以证明它的主人只是地位极低的穷苦的匠人。
良渚贵族所赖以生存的条件,是他门最擅长的巫术以及对神权的绝对控制。因此,代表神权的玉琮是良渚贵族们的饭碗,所以他们要把这些东西放进坟墓里去。在良渚瑶山、反山遗址中,一座墓中出土玉琮的数量、品质和体积,可以用来衡量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在良渚贵族墓葬中,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用来劳动的工具(除少数贵族女性墓中陪葬有玉纺轮、石纺轮之外)。
而在凌家滩,代表贵族身份和等级高低的则是墓主人所拥有玉璜的数量和品质。对于古代凌家滩人来说,玉璜并非他们用以维持生存的东西,玉璜仅用来表示墓主人的地位、财富和信仰。墓中所陈列的那些石制工具,才是凌家滩人真正的生存手段。从一些墓坑的形状来看,凌家滩首领的棺椁很有可能是一只方舟,但是可惜的是,所有的木制品以及骨骸等,由于气候、土质或水浸等原因,均已荡然无存,而仅发现有极少量骨骸的残迹。可以想象古代凌家滩人,他们将大批的石制工具陈列于方舟之中,象征着无论何时,都可以顺水漂流到一个新的彼岸,并依仗这些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重建家园。
凌家滩人主要依靠玉器、石器的制造技术和造船技术,以及开展相关的水上贸易而生存,他们是一群高级的劳动者,代表着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在这一点上,同时代而且同样以制作玉器而闻名于世的西辽河红山人,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至于在凌家滩没落之后才兴起的良渚人,他们只不过是凌家滩制玉技术的继承者和受益者。
图6-2:在良渚遗址贵族大墓中,我们能看到堆积如山的璧、琮和钺,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石制的工具。良渚文化所处的年代与凌家滩文化相距并不遥远,但是这种葬俗的变化却是惊人的。
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遗址一些最重要的大墓中都发现了什么:
87M4号墓。葬口中部平放着一只巨型石越,重达4.25公斤,乃是镇墓之物。墓中发现玉龟甲一套,玉八角星太阳纹“玉版”1件,玉璜19件,玉玦14件,玉斧5件,玉钺3件,玉勺1件,玉箘状饰2件(可能是与玉钺相配套的玉杖首,此物在良渚只有最高级别的人物才有),半圆形饰12件(状如棋子,可能是某种漆器上的镶嵌物),其它略。同墓出土的石器有:石钺18件,石斧1件,石锛6件,石凿5件。所有玉、石制生产工具加起来达17件之多。
87M4号墓是一座典型的贵族大墓。墓主人可能是凌家滩部落早期重要的男性首领首领之一。良渚贵族大墓中的玉钺一般只有1件,其余均为石钺。但是此墓出土有3件玉钺,因此古代的凌家滩部落同时也是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而这一点与有关共工氏的记载也是一致的。这座大墓出土如此之多的玉制和石制工具,也说明了这些工具是该部落所赖以生存的东西。
图6-3:凌家滩87M6号墓及其大量石钺出土的情形。大量的石钺未必就能证明墓主人是一位军事首领,因为他连一只玉钺都没有。石钺又称作“斤”,而“斤”亦是一种古老的计量单位。因此这些石钺和石锛很可能充当着商品和货币的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工具中并没有出现农具和渔具,也没有出现狩猎工具,而所有的工具均可用作伐木以及木材的加工。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凌家滩人所拥有的这些工具是用来造船的。凌家滩人虽然是水居部落,不过,他们似乎并不是渔民。否则,在数十座墓葬中不可能连陶网坠、鱼钩、鱼镖(这也是同时代该地区墓葬中常见的东西)等常用的渔业工具连一件都没有发现。
凌家滩人也不是农民。在同时期的太湖南部湖州市毘山遗址墓葬群中,几乎所有的平民墓葬中都有石犁出土,而在良渚文化遗址群中也出土了大量的石制或玉制的“耘田器”。
几乎如《路史·共工氏传》所言,共工氏不种地、不打渔也不狩猎,他们具有很高的智慧和技能,善于制造工具、兵器和船只。通过水上贸易,他们可以获得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只不过《路史》的作者却有意将共工氏描绘成一群类似于梁山好汉的“水贼”,专门依靠截江抢劫为生,这当然是出于孔子式的偏见。
87M15号墓也是一座早期的大墓,墓中出土的玉器有:玉璜30件,玉钺1件,玉冠饰3件,从比较完整的一件来看,疑似王冠。其余玉器略。出土石器有:石钺7件,石锛8件等。另有陶纺轮1件。此墓在所有墓葬中埋藏最深,玉璜数量极大,玉钺虽只有1件,但墓中玉璜的数量最多,而且又有陶纺轮出土。根据良渚遗址女性贵族墓葬的特征,此墓主人可能是凌家滩部落的一位女性祖先,尽管她的地位十分显赫,并且还是女性,但是仍然拥有多达7件的石钺和8件石锛。
除了上述重要的贵族大墓之外,凌家滩的一些工匠首领大墓格外引人注目:
87M6号墓。出土玉器有:玉镯2件,玉锛1件,玉环7件,玉璜1件(或为珩)。出土石器有:石钺32件,石锛22件。此墓中的玉锛是凌家滩群墓中唯一的一件玉锛。墓主人的玉器较少,但却拥有32件石越, 22件石锛。他不仅拥有整个墓群中唯一的1件玉锛,而且还拥有石锛中最大的一只,此锛长达42.6厘米。故此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石匠的大首领。
98M30号墓。出土玉器有:玉镯1件、玉璜3件、玉钺1件。出土石器有:石锛39件,石钺2件。此墓主人拥有的兵器不太多,但是拥有石锛的数量极大,他所拥有的石制工具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均有经过使用痕迹,这说明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木匠大首领。
图6-4:凌家滩98M20墓及其出土的大量玉芯。墓主人除了拥有6件玉钺、4件玉璜以及多达111枚的玉芯之外,还拥有石钺16件,石锛24件等大量石器。此墓主人被认为是一名玉匠首领,墓中出土的器物说明他不仅非常富有而且还有着较高的地位。
98M20号墓:出土玉器有:玉钺6件,玉镯1件,玉芯111件,玉璜4件,玉料1件,出土石器有:石钺16件,石锛24件,石凿1件,石版4件。此墓主人可能是一位玉匠总管。其地位虽不是最高等级的,但是拥有的玉钺、玉璜等不在少数。特别是墓中出土有大量的玉芯(玉下脚料),显示其有机会获得玉器作坊的加工余料。
通过对上述这三座工匠首领墓中出土器物的展示,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座墓的主人看起来象是玉匠、石匠或者木匠呢?为什么这一片只有五、六十座墓的墓地里会集中地埋葬着那么多的匠人?令人信服的答案只有一个:
这是一个由各类工匠和他们的首领所组成的部落,即共工氏部落。前文已介绍过:共工氏部落是以佩带玉璜为标志的号称为“水神”和“彩虹”的部落,他们居住在长江中下游巢湖地区东南部,位于中国五大淡水湖的中心地带。共工氏背靠巢湖,依太湖山而临长江,以舟楫之便,物产之丰,技术之高,刀斧之利,纵横江湖,雄视天下。共工氏强大而且富有,这使得相对落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部落对他们是既羡慕又嫉恨。所以共工氏几乎从未有过好名声。
《凌家滩》一书“序言”部分以及在随后展开的章节中,曾多次提到过遗址中有许多墓葬看起来象是、或者就是各类工匠的墓葬,然而为什么在同一个遗址中会出现那么多的工匠之墓?又为什么就连最高级的部落首领的墓葬中也会出现数量极为可观的石制工具呢?那些身佩着数十件玉璜、拥有十几件玉环和玉冠饰的人又怎么可能带着一身的珠宝玉器去参加劳动呢?若要想对此作出解释,只能理解为这些工具对于这个部落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这些工具及其制造技术是整个部落的谋生手段和立身之本。不制造农、渔工具,也没有狩猎工具,专门制造伐木和木材加工工具,这就是共工家族最明显的职业特征。
图6-5:良渚贵族大墓中出土的各式玉璜。在良渚,这些玉璜均为贵族女性所有,它们只是一种华丽的装饰物,而不是神器。凌家滩的工匠们,或许正是这些玉璜的制造者,他们的地位早已大不如前,甚至有可能已沦落为奴隶。
他们是居住在长江和巢湖流域的“虹虹”部落,像天边的彩虹一样美丽、神秘、自由而且浪漫。长江之所以叫做“江”,是因为“江”和“虹”二字的发音在远古时完全相同。后来他们先后被来自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及山东省汶河、泗河流域的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部落所征服,并且逐步沦落为专门为征复者服务的御用工匠大军。此后,他们的首领就叫做“共工”。
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工或共工氏还曾有过其它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其中的一些名字人们现在还记得,而另外一些名字,早已被历史所遗忘。翻开辞典,里面就有介绍“共工”的词条:
“古代官名。工官。本谓供百工之职,后为官名。”《史记·五帝本纪》载:“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裴骃集解引马融曰:“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宋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
西汉时,共工本为少府的属官,王莽时又改“少府”一职为“共工”。少府,官名,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掌山海地泽收入和皇室手工业制造,为皇帝的私府。
上述词条中关于共工的介绍,全然已失去了共工氏最初的面目,共工氏悠久的历史,几乎被抹杀殆尽。那么共工氏又是如何由一个显赫的族名最后演变为一个专门掌管皇家手业制造的官名的呢?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共工氏的历史和他们的族源进行一番研究。
第7章:共工家族源流及其在传说中的著名人物
共工氏的族源和族系,以《山海经》中的记载较为详细。仔细了解共工家族的一些著名人物和事迹,这对我们揭开凌家滩玉器上的一些神秘图像和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山海经·海内经》说:
图7-1:神农之像。初尝百草的神农氏与炎帝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据说是祖先与子孙的关系。考古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早在7000年以前,中国南方就有了相当发达的以稻作为主的农业,并不需要神农的子孙们去尝百草了。
“炎帝之妻,赤水(一作奔水)之子听訞(一作听詙,訞古同妖字)生炎居,炎居生节并(一作节茎),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长江),生共工。共工生术器(一作术嚣),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上述记载清楚地介绍了共工氏出身于炎帝系祝融家族。但是罗泌却并不认为共工氏出自炎帝,他说共工是伏羲之臣,伏羲死后,共工以洪水祸害天下,遂为女娲所灭。至于帝尧时期的共工(名垂),罗泌倒也认为其祖先出自炎帝。在《路史》中,罗泌所说的炎帝和共工的族系大致如下:
炎帝厘(帝值)娶承桑氏女听訞,生炎居(帝来),炎居生帝节茎(节并),节茎生帝克和帝戏,帝戏生帝器和小帝(少帝),帝器生钜、伯陵和祝庸(祝融),祝庸生术嚣(术器),术嚣生条和勾龙(句龙,即后土),句龙生垂(垂为尧时共工)和信,垂生噎呜(又作伯夷),信生夸父。
若将《路史》所说的这个族系与《海内经》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海内经》所说的“戏器”即《路史》所说的“帝克”和“帝戏”,而克和戏又似为同一人,生帝器。《路史》之“帝器生祝庸”倒是与《海内经》所言“戏器生祝融”相似,而《海内经》中的“祝融生共工”一句则被罗氏所删除,改为“祝庸生术嚣(术器)”。至于《海内经》所言“共工生后土”一句又被改为“术嚣生条和句龙”。《海内经》说“后土生噎呜”一句,在《路史》中展开为后土生垂和信,其中垂生噎呜,信生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在《山海经》其它章节亦有描述)。
又据《史记·索隐·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纳奔水氏(赤水氏,承桑氏)之女曰听詙(听訞)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参卢)。”这个世系比《路史》和《海内经》所记载的都要短,但是它却指出了末代炎帝楡罔的名字。
值得一提的是,象《山海经》这一类古籍中常常提到的“某某生某某”字样,绝大多数时侯并不代表二者之间是父子或母子关系,而是指某人是某人的后代,或者某族是某人的后代,某人是某族的后代等等。这就如同今天某个中国人,自称是黄帝或炎帝的子孙,成吉思汗的子孙,唐朝或汉朝某个皇帝的子孙一样。这是阅读这类古文的常识,若不如此理解,则中华民族五千年或六千年的文明史,将会大打折扣。
综合上述各种炎帝后期以及共工氏家族的世系,可将其比较完整地梳理如下(在帝哀之前还有多代炎帝,在此从略):
帝哀(又作裏、厘、釐,娶听訞为妻者)→帝来(炎居)→帝节并(节茎,传说为女帝)→帝克(或帝戏)→帝器、小帝→钜、伯陵、祝融(祝庸)→共工→术器(术嚣)→条(修)、句龙(后土)→垂、信→噎呜(伯夷)、夸父。
图7-2:古本《山海经》插图中的祝融像,左为蒋本,右为汪本。炎帝是火帝,亦称“赤帝”。祝融是火神,又称“火正”。但祝融有时也被称作“赤帝”,而据《路史》所说,蚩尤和帝尧亦曾称作“赤帝”。
其中帝器当为末代炎帝楡罔,即祝融的父亲,共工的祖父。帝器之弟,即所谓“小帝”(少帝)者,疑为留居山东曲阜(空桑)的傀儡炎帝(少昊)。这个少昊,数十年后又被颛顼氏取而代之。
罗泌似乎刻意要抹去共工氏本是炎帝族裔的事实,他是南宋人,熟读史书,知道共工氏名声不好,而且他也曾窃以为宋王朝既以“火德”王天下,故大宋亦有可能是炎帝之裔,因此才故意将素有恶名的共工氏从炎帝族裔中去除。
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七十八年,帝陟(颛顼死)。术器作乱,辛侯灭之。”辛侯即是后来继帝颛顼而王天下的帝喾。帝颛顼晚期,术器重回故土,共工氏复兴,毫无疑问,术器便是新的共工氏首领。而帝喾就是凭借讨伐共工氏术器所获得的战功而登上帝位的。在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五帝”时期,不知不觉地形成了这样一条规侓:谁讨伐共工氏有功,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故自颛顼至大禹,一代接一代,莫不如此。
《山海经·海外南经》说: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郭璞注云:“火神也。”袁珂案:《呂氏春秋·孟夏篇》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时则篇》云:“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炎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为什么说帝器所生的祝融是“南方祝融”?因为这个祝融是炎帝族系的人物。盖炎帝死后,炎帝器之子祝融便成为南方诸部落最高的精神领袖。他是炎帝的祭司,太阳神的代言人。炎帝本是“火帝”,所以祝融便是“火神”或者“火正”。《吕氏春秋》说“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并不是指炎帝一开始或者一直就居住在南方。传说炎帝曾都于曲阜,此城亦称“空桑”或“少皞之墟”。“其帝炎帝”的“帝”字,实为“褅”字,二者古来相通。“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仪式,是指一个部落将包括其最早的祖先在内的所有祖先放在一起所举行的合祭仪式。
所谓“其帝炎帝”,指的就是随同炎帝一起迁徙到南方的部落,他们所祭祀(褅)的天帝,就是炎帝。所以,“褅”是随同信仰他的人群一起迁徙的。同炎帝一样,信仰少皞的部落本来生活在东方,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颛顼、帝喾等新来的统治者迁徙到西方之后,对少皞的信仰也就随同这些部落一起向西方迁移,于是史籍便说西方之民,“其帝少皞”。
图7-3:湖南衡山祝融峰祝融殿。祝融在宋代被封为“南岳司天昭圣帝”。传说重氏祝融世代执掌“司天”之职,故有此称。只不过衡山的这位祝融既然“司天”,就不是南方祝融,而是北方祝融。
炎帝虽死,但是祝融仍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淮南子》谓“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炎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可见祝融的信徒,不仅遍及南方,就连在北方的颛顼之国,也有众多的人民信奉祝融之教。
依《海内经》所言,共工氏就是南方祝融的后代(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而凌家滩遗址则是整个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之一。所以,凌家滩遗址的“基业”,应该是由炎帝之子祝融所奠定的。在凌家滩遗址墓葬群中,已经发掘或者已经被盗的某一座大墓,当是祝融之墓。
但是,传说中的祝融墓并不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而是远在湖南省衡阳市北部的南岳区。祝融死后葬于南岳衡山,而衡山的最高峰亦名“祝融峰”。
洞庭湖地区是炎帝族南迁之后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同时也是早期的神农氏从南方向北方迁移的根据地。再加上历史上的祝融不可能只有一位,纵然是炎帝的祭司祝融,也不可能活一千年之久,所以南岳衡山埋葬着历代祝融中的某一位,也是有可能的。
然而,中国的“南岳衡山”却不止一座,而是有南、北两座。柏杨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国人史纲》一书中特别指出:
“南岳衡山是七世纪之后的产物,七世纪之前的南岳衡山,在安徽霍山县。七世纪时,隋王朝把它的名称向南搬家六百公里,所以中国前期历史上的南岳和衡山,都是指霍山而言。”
哪么真正的“南岳衡山”即霍山又在哪里?此山位于安徽省西部大别山北麓之霍山县衡山镇以南2.5公里处,海拨405米。汉文帝在此置“衡山国”,其后汉武帝又于元封五年巡狩霍山,敕封霍山为“南岳山”,故“南岳衡山”由此而得名。隋朝时,中原王朝的势力已经远达中国南方绝大部分地区,而安徽早已变成中国华东之腹地,故霍山此时不再适合称为“南岳”,遂将此岳之名南迁六百公里至湖南衡山,以符其实。以此论之,第一位祝融所葬之地,就在安徽,而并不在湖南。安徽霍山县东距含山凌家滩直线距离不过一百多公里,且古人多有将其祖先遗骨起出进行二次迁葬之习俗,而凌家滩遗址中的某些大墓,确有二次迁葬的痕迹,故炎帝之子祝融之墓在凌家滩,亦是大有可能的。
传说黄帝继炎帝而王天下,降封炎帝楡罔于“卢”为诸侯,而榆罔亦名为“参卢”。楡罔所曾居之“卢”,当为巢湖市所属之庐江县。庐江县滨于巢湖西南,东与含山县相接,西与霍山县为邻,且古代庐江郡所辖之地区,远不止现在的庐江一县,此为末代炎帝楡罔或曾居于巢湖地区之一证。
炎帝楡罔之祖父帝哀,又名炎居。巢湖地区古称“居巢国”,今巢湖市东有“居巢区”,是为凌家滩所脚抵之裕溪河通往巢湖的入口,而凌家滩南侧正是裕溪河通往古长江的入口。此为炎帝家族曾居于巢湖地区之又二证。
裕溪河,古称“濡须河”,显然“裕溪”二字,乃是“濡须”之音转。而“濡须”二字,来自于《三国志》,孙权于此地筑“濡须坞”北拒曹操,遂为天下所闻。但是早有学者指出: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本称濡须河为“濡湏河”。其中“湏”(左水右页)字即是古“沫”字,就是说濡须河又称“濡沫河”。在客家话中,“濡沫河”跟“榆罔河”的发音十分相似,而众所周知客家话的发音与古代汉语最为接近。所以濡须河或为“榆罔河”,因榆罔曾居于此而得名。此为帝榆罔曾居于巢湖地区之三证。
图7-4:安徽省霍山县地理位置图。霍山又名“衡山”、“南岳山”,近现代又改称“小南岳”,以区别于湖南衡山。据考古专家组调查论证,凌家滩玉器的大部分玉原料即来源于此山,称为“霍山玉”。
祝融生共工,是为共工氏之始祖。祝融是炎帝的大祭司,故其又负责对炎帝宗庙、祭坛的营建工作,其子任共工,指挥大批的工匠开山伐木,造舟垒石,依次作业,共工氏或由此而生。
共工生术器(一作术嚣)。这个术器,山海经说他“复土穰(壤),以处江水”。原来祝融已经“降处江水”了,为什么他的孙子辈又一次复故土,处(居)于江水呢?大概因为前一辈的共工倒霉了,老共工在与黄帝的曾孙颛顼氏的斗争中失利,头触“不周山”而死。从此共工氏一族专门为颛顼氏服劳役,治理泗河。《山海经》说术器“首方颠”,一说“兑首方颠”。但是“兑首”(尖头)和“方颠”(方头)的意思是有冲突的。
史载四岳荐伯鲧治水,帝尧不许,说伯鲧其人“方命圯族”。“方命”的意思是“违命”,方者“妨”也。那么“颠”字不仅指头,而且指“天”,“首方颠”者,“首违天”也。术器违抗天命,自山东逃回巢湖,复处江水,这是一种造反的行为,于是帝颛顼命辛侯南征术器,灭之。
据《山海经》等古籍记载:“颛顼生称,称生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
颛顼的孙子老童(又作卷章、耆童)所生的两个儿子,先后担任帝喾王朝的祝融(火正)一职,世袭罔替,这就是所谓的“北方祝融”。由于南方祝融之教曾贯通于颛顼之国,这对于颛顼氏的统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故颛顼氏必须加强对神权的绝对控制,规定只准北方贵族才可以担任祝融一职,史称颛顼氏“绝天地通”。
共工氏又生了后土,后土名句龙,句龙也是一位显赫的人物,善于掘土治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国语·鲁语上》说:“共工氏之伯(霸)九有(囿,即域字)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社”,即土地之神。
《史记·律书》亦称:“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指的就是共工氏之子句龙曾为颛顼氏治水,建功立业,所以被颛顼氏任命为“后土”。而《帝王世纪》亦说帝喾曾“以句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句龙为土正。”
后土的地位,最初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如果治水不力,常常是要被处死的。只是后来的后土之神,地位越发显要,并且成为一个国家(即社稷,地神和谷神)的象征。
图7-5:后土圣母神像与后土庙。共工的儿子被封为土正,亦称“后土”,本为男性,如今演变为“土地娘娘”或者“后土娘娘”。
据《路史》说,后土有两个儿子垂和信,信生夸父,夸父本是虹的象征,也是历代共工中的一位赫赫有名者,但是却被禹的助手应龙所杀。
后土的另一个儿子垂(又作倕),是帝喾时的共工,又名“巧垂”(垂音瑞)。《吕氏春秋·古乐篇》云: “帝喾命有倕作为鼙、鼓、钟、磬、笭、管、埙、箎、鞀、椎钟。”可见垂是一位著名的发明家,专门负责向人民传授各种技巧。而《墨子·非儒下篇》亦云:“巧垂作舟。”“作舟”乃凌家滩共工氏祖传技艺,故其当然不在话下。
尧之时,又有共工名为“巧倕”,《山海经校注》郭璞云:“倕,尧巧工也。”袁珂案:郭云“尧巧工”者,淮南子本经篇云:“周鼎著倕,使衔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为也。”高诱注云:“倕,尧之巧工也。”死后葬于不距山之西。
图7-6:古本《山海经》插图之大禹的儿子夏后启。在《山海经》中,夏后启是唯一的一位佩玉璜的神。看来,共工氏佩玉璜的传统是由夏后氏传承下来的。到了周初,名贵的玉璜又被称做“夏后氏之璜”,天子用以赏赐有功之臣,故玉璜一直以来深受贵族们的睛睐。
大巧之不可为,雕虫小技偏可为之乎?历代封建帝王教读书人习八股之文,权谋之术,媚上之方,御下之法,独将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此封建制度之大不幸也。尧能使垂教下民以百巧,又或为开明之君。若后世之董仲舒者,独尊儒术,纵有千万共工再世,不过成帝王宫殿之大,园林之美,长城之雄,阿房之观,于国于民,鲜有泽及,是故共工氏之没落,殊可悲矣。
但是在《山海经》中,巧垂又被说成是舜的儿子,垂何以如此之长寿呢?垂字古音作“瑞”,瑞者吉祥之玉也。盖因当时技艺高超之玉匠均称做“巧垂”,可能是后土的儿子垂被流放幽州之后,舜又让自己的儿子义均担任了巧垂。禹时,义均被封于商,称商均。商均的后代又被封于黄河河曲之地,号“有虞氏”。
故名闻三代的巧垂或即“巧瑞”。因为虹者,天之所降祥瑞之象也;璜者,人之所佩祥瑞之器也,共工氏以佩玉璜为其部落标志,流光溢彩,冠绝一时。故帝喾时称共工氏一族为“有倕氏”,或即“有璜氏”也,果真名不虚传。
垂的儿子噎呜,《山海经》说他生了“岁十有二”,不过这个“噎呜”在《山海经》中却是颛顼氏黎的儿子,与共工氏无关。而《路史》又说噎呜即伯夷,是共工的子孙。噎呜在《山海经》又叫做“嘘”,乃是一位掌管日月星辰运转的大神。噎呜生岁十有二,说明他是一位精通天文历法的人物,所谓“十有二”,即指噎呜发明了阴历一年十二个月,或者发明了十二地支。噎呜的后代被封于吕,余列申、许两国。而封于许国的这一支,出了一位著名的贤人叫做许由(繇)。
图7-7:古本《山海经》插图之河伯冰夷。他看起来与夏后启有点相像。河伯同样来自炎帝家族,他是一位风流的水神,在小说《西游记》中,河伯被描绘成天河水神猪八戒。
许由隐居在其祖先共工氏的故地巢湖,尧听说许由的大名后,就前去拜访,说要把天下让给他。等尧离开之后,许由就急忙跑到河边去洗耳朵,在他看来,尧的花言巧语实在令人恶心。许由正使劲洗着耳朵,他的朋友巢父忽然牵着一头牛来给这头牛饮水。牛饮过许由洗了耳朵的河水,大感不适,竟然呕吐起来,将刚刚喝下肚的水又全部吐了出来。这大概是成语“令人作呕”最初的版本。
《山海经·海外西经》曰:“大乐之野(又作大穆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招);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奇怪的是,在所有《山海经》故事中,帝王神圣,不计其数,不过从未提及任何一位帝王身佩着何种瑞玉。唯独说大禹的儿子夏后启,乘龙车,顶云盖,操玉环,舞九代,身佩玉璜,洋洋得意,招摇于天地之间。所谓“夏后氏之璜”,或者得名于此。
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周成王曾“分鲁公以大路,大旃,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从此以后,“夏后氏之璜”,竟然名噪一时,流芳百世而成为天下奇器。
璜,本为共工氏之佩,为什么又变成了夏后氏之璜呢?这大概是因为大禹之父鲧,亦曾任尧时的共工,负责治河。鲧治水九年,多有积劳,顺欲成功,却被殛死。其后大禹接任“司空”一职,司空即共工也。传说大禹治水苦历十四载,三过家门而不敢入,最后终于均定九州,遂因功而致有天下。然而鲧和大禹这父子两位共工,却并非出自炎帝子孙共工氏一族。
不过据《路史》记载,帝颛顼曾娶蚩尤族之善者“驺屠氏”之女为妻,是生禹祖。禹又娶东夷涂山氏之女为妻,涂山氏即涂氏,亦即屠氏。蚩尤与炎帝本是一族,故夏后氏一族,似有炎帝族一半以上的血统。大禹治水时虽曾驱逐共工氏之臣相柳,但共工氏的标志物玉璜,最终却为夏后氏所继承。及至夏、商、周三代,虽然都是由黄帝族的子孙相传,但是共工氏之玉璜,却最终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瑰宝。
凌家滩不仅出土有共工氏之璜与共工氏之器,且更有其它惊人的发现。共工氏作为水神,通常并不为人所知,人们只知道共工曾发动洪水或以头触不周之山,而说到水神,也许河伯的名气更大一些。河伯是谁?河伯是共工的本家。并且河伯之墓,也在凌家滩。若问河伯乃黄河水神,他怎么会与共工一起出现在凌家滩呢?这就是下一节所要讲的,河伯的家族史。
第8章:共工家族与河伯家族的历史渊源
据《路史》记载:“炎帝器,器生鉅及伯陵、祝庸。”也就是说共工之父祝融还有两个兄弟:老大叫做钜(巨),是黄帝的高级参谋。老二叫做伯陵,被封于逄水,所以又叫“逄伯陵”。老三叫做祝庸,也就是祝融,他做了黄帝的司徒。司徒负责管理人民的教化,这一职务在没有文字或者文字还没有成熟之前,主要的工作应当是指宗教事务。大概因为祝融替黄帝教化人民有功,所以后来就被黄帝降封于江水。
图8-1:左为古本《山海经》插图之水伯“天吴”,图的背景为长着蛇头的虹。“水伯”只不过是共工或者河伯的又一别称,它长着八个脑袋,八只手脚。右为凌家滩出土的蛇形玉璜。《山海经》记载“共工之台”有一巨蛇镇守,首冲南方。可见共工氏也是崇拜蛇的,而虹就是两头的蛇。
逄伯陵与共工一样,也是一位水神。逄伯陵的“逄”字,辞书说它念作“庞”,这只不过是其读音之一而已。按古代造字规则,逄字当与降字同音,其意义也相同。降字古文原本为“夅”,是上下两只脚的象形,其义为下降、下落。逄字后来常被误写作“逢”或者“蓬”字,因为这两个字的形状和读音都与逄字十分相近。《西游记》中的猪八戒,曾经统领天河十万水军,是天河水神。猪八戒不仅是一头猪,而且十分贪财、好色,所有这些都与传说中的河伯相符合。《西门豹治邺》中关于“河伯娶妇”的故事,就是河伯好色的证明。而猪八戒以前的官名是“天蓬元帅”,即“天逄元帅”,就是指的逄伯陵。
《山海经·海内经》还记述了一件发生在五千年以前的绯闻:“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就是说逄伯陵曾与吴权的妻子私通,吴权妻孕三年之后,生下三个非常有才的儿子,其中一个发明了“射侯”,另外两个后来都成宫廷乐师,这便是伯陵好色的凭证。
据民间传说,吴权的妻子就是嫦娥,她因偷吃了吴权炼的仙药,便飞上天去做了月神。而吴权就是吴刚,他因为痛打了伯陵,被天帝罚上月亮去砍一棵永远也砍不倒的大桂树。伯陵后来被天帝变做一头猪,并且由天河的水神,贬做了凡间的水神,也叫做“河伯”。
共工名康回。“康”就是“空”和“大”的意思,“康庄大道”就是指空阔的大道,而“回”就是圆圈的意思。康、回合起来就是“大圆圈”的意思,不用细想,“康回”指的就是“虹”。共工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天吴”。
《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虹虹(国)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 又《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
虹虹国,即共工之国。天吴,仍是康回的另一种叫法,吴即“虞”字,此字常被当做迂回的“迂”字用。迂是指大弯曲,舜的后代被封于黄河河曲,因此又称做“有虞氏”。天吴,指天边的大弯弯,亦是指彩虹。不过,《山海经》中的天吴,是长有八个脑袋的神,这虽与虹的形象不太一致,但却和所谓“共工氏之臣”的相柳很象,而相柳是长着九个脑袋的神。
图8-2:左图为古本《山海经》插图之“封豨”,右图为凌家滩07M23号墓出土之大玉猪。此玉猪长达72厘米,重达88公斤。猪的嘴、鼻孔、眼、耳俱全,并有一对大獠牙,形态逼真。它就是 “封豨”,亦即河伯。
而河伯的名字就更多了。除了逄伯陵、伯陵这些正式的名字以外,河伯还有一大堆稀奇古怪的名字。如“冯夷”,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冯字繁写作“馮”,显然这是“逄”字被误写作“逢”字以后又变成了同音的“馮”字。馮字与“凴”字通用,即凭字,故河伯又叫做“凭夷”。凭字古音又与并、冰等字相近,故河伯又名“并夷”、“冰夷”、“萍夷”、“屏翳”、“屏蓬”“并封”等等。此皆因为上古传说口口相传,无一定文字典籍记录之故。及至后来有了文字,又因各种方言混杂,以讹传讹,莫衷一是了。
河伯的名字虽然很多,但是他的形象却没有虹那么美,他或它是本一头极大的野猪。在凌家滩遗址第五次考古发掘中,张敬国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07M23号大墓,在此墓的墓口上面,出土了一只长达72厘米,重达88斤的大玉猪,这只玉猪可能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一只玉猪,堪称“玉猪之王”。此玉猪的发现非同小可,它证明凌家滩不仅仅是共工家族的墓地,同时也是河伯家族的墓地。一如共工是祝融之子、河伯是祝融之兄一样,他们都是末代炎帝的子孙,又同样也是水神。
凌家滩这只大玉猪叫做“封豨”(封豕或封希),乃是传说中的一个怪物:
《淮南子·本经训》曰:“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擒封豨于桑林。”高诱注:“封豨,大豕(猪)也;楚人谓豕为豨也。”郭璞注:“大猪也,羿射杀之”。
羿为什么要射杀“封豨”呢?因为羿是传说中的神箭手,尧的大将军,而封豨就是传说中的河伯或河伯部落。羿的妻子嫦娥,与吴刚的妻子嫦娥,以及逄伯陵(河伯)所勾引的吴权之妻“阿女缘妇”,实为同一个女人。而吴刚、吴权和羿实为同一个男人。河伯不仅调戏了羿的妻子,还与她生了三个儿了,所以羿当然就不会放过河伯。而且,羿后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抢走了河伯的女人,这个女人便是河伯的爱妃洛水女神,可见羿也并非是什么省油的灯:
屈原《天问》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闻一多先生指出:“上言河伯,下言封豨,是河伯即封豨”。不过自古以来,人皆谓河伯即黄河之伯,但是封豨逄伯陵真的就是黄河水神吗?
闻一多先生还以《艺文类聚》卷96引《符子》中的故事,证明河伯就是猪:“朔人有献燕王五大豕者……,王命膳夫宰之。豕既死,乃梦于燕相曰:‘仗君之灵,而化吾生也,始得为鲁津之伯……欣君之惠,将报子焉。’后燕相游于鲁津,有赤龟衔夜光球而献之。”“鲁津之伯,即河伯。”
这里面讲到猪死后化为“鲁津”之伯,而并非黄河之伯。那么鲁津又是哪一条河呢?鲁津当为鲁国首都曲阜的母亲河,也就是泗河。曲阜即东方神都“空桑”,传说炎帝、少昊、颛顼、帝尧等,都曾以此为都城。泗河古称泗水,是一条山洪性河流。河水主要由降水补给,汛期洪水集中,常形成洪涝灾害。每当春夏洪水季节,泗河之水自东向西,汹涌而来,威逼空桑,所以泗河水神的职责,就是治理洪水,保卫空桑城的安全。空桑既为神都,那么泗水即为“天河”,故《西游记》中猪八戒任天河水神之事,实指祝融之兄逄伯陵时任泗水之伯也。
何以见得逄伯陵是泗水河的总管呢?因为河伯名为“陵”,《西游记》谓猪八戒家居“福陵山”云栈洞,即暗指八戒是伯陵,乃是“天蓬元帅”、“逄水”之神。那么“逄水”又在哪里?
图8-3:古城曲阜(空桑)的地理位置。她的北面和西面均为泗河所包围。故泗河是曲阜(鲁)的天然护城河。泗河古称泗水,亦作“鲁津”。泗水又称为“洚水”、“鸿水”、“洪水”、“虹水”、“逄水”。有学者甚至认为古籍中常提到的“姜水”和“江水”等均与此水有关。炎帝族曾由湖南省北上河南、山东之汶、泗流域,后复又退居于安徽、湖北、湖南之长江流域,故长江亦称为江水。
《路史·陶唐氏》云:“(尧)在位六十二载,沈蒙洚水,演天方害,龙门未辟,吕梁未废,后土冐没,而填星逆於水府。帝乃忧中国之不康,诏曰:‘洚水滔天,下民其咨,孰能使俾将任焉?’四岳称鲧。”
“於是为世载七十矣,天下犹未平。洚水横流,草木畅茂,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尧实忧之。乃畴咨能若时之贤,以属天下之统。方是帝畿巨浸稽天,而冀人虞舜身修家正,所在数有美祥。”
《路史·夏后氏》亦说:“初鲧以崇伯事帝。帝为洚水之患,访於四岳,求能治之者,四岳称鲧。帝曰:‘方命圪族?’岳曰:‘举哉。’试之不可乃已,以命鲧。鲧筮之於归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无)后。’
《路史》中多曾次提到的“洚水”,一般理解作“洪水”。古文“洚”、“洪”、“鸿”三字,音义皆相通。故洪水又常写作“鸿水”。然而洚水不仅是指洪水,而且还特指泗河之水。从上文“方是帝畿巨浸稽天”一句,便可知“洚水”是在帝都空桑之侧,故“洚水”必为泗河之水无疑。
在古代泗水流域,有很多地方以“泗”为名。山东有泗水县,汉时属鲁国,安徽有泗县,江苏有泗阳县、泗洪县,泗洪县东临洪泽湖。值得注意的是:泗县又名虹县、贡县。虹县古时又名“绛城”。由此可知,虹、贡、洪、鸿、绛(洚)等皆曾为古代泗水之名。而“绛”又特指大红色,可见绛、洚二字本来就与红色有关,而洪、鸿二字与红色的红是同音字。
有学者称炎帝成于“姜水”,实为“洚水”;黄帝成于“姬水”,实为“济水”。济水在齐在北,洚水在鲁在南,两水均在今日之山东省境内。炎帝亦称为“赤帝”,赤者“红”也,正与“绛”字义同。司马迁称炎、黄二帝均出自少典氏,本是同根,或者并非臆测。
有学者撰文指出,泗水亦名“江水”,确实如此。泗水亦曾被称之为“河”,而且比黄河被称之为“河”还要早。泗水既可名“虹水”,当然也可以叫做“江水”,因为江、虹二字本是同音同源的。究其原因,盖因古代南北各族对河流的命名习惯有所不同:河,是一些北方民族对河流的通称,后来又专指黄河。江,是一些南方民族对河流的通称,后来又专指长江。如果泗水曾叫做“江水”,则正好证明此水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内曾被南方来的一些部落所占据。
元·于钦纂《齐乘》曰:“齐有三汶,清河为大。”又引《述征记》云:“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皆源别流同。又在三汶之外。”可见在山东省北部称作“齐”的一些地方,凡河流又皆称之为“汶”。
图8-4:左为古本《山海经》插图,逄伯陵的儿子延(延维)是一条两头蛇,此乃是虹的形象。右为王大有、王双有二人所著《图说中国图腾》一书所收录的共工氏徽铭。这个徽铭所表现的是金文中的“虹”字,太阳、两头蛇分别位于“工”字的两侧,这说明河伯家族亦是共工家族的一分子。
那么到后来洚水(即逄水、江水)为什么又改称为“泗水”了呢?因为共工、河伯家族的衰落,以及夏后氏家族的兴起。泗县又名“夏邱”,乃是大禹初封之地。泗县上古时又称“卞明国”,“卞”字即古夏(下)字,又即“示”字,祭祀的“祀”字,就是以“卞”做偏旁的。所谓“示”,即夏后氏之姓“姒”姓。古文夏字,又作“是”字,亦作“氏”字。古文“夏”、“是”二字,原本同音,其义亦同。“是”、“示”、“姒”等字本与“泗”字同音。“泗”字之义,原指涕下,而夏即“下”字,与洚所代表的“降”字义同。大禹初封于泗,称“夏伯”,亦是“洚伯”。故知“泗水”之名,其实得于夏后氏也。
综上所述,因大禹治水之成功,故其所治之“天河”改作泗水,泗水即洚水(逄水)也。祝融之兄名陵,封于逄水,号逄伯陵,是为泗水河伯而非黄河河伯。
图8-5:古本《山海经》插图之并封。左为蒋本,右为毕本。同样一种怪物,根据各人理解的不同,就被画成了两种不同的形态,但他们似乎都抓住了共工或者河伯的特征。蒋本所画就是一条双头的虹,而毕本所画则是一头双头的猪。
历史上的黄河,暴躁而又粗鲁,黄河下游其它的一些河流,都曾被他“欺负”或者吞并:济水河道完全被黄河所占,如今已干脆成为黄河的下游。黄河之水也曾多次侵占淮河和泗河的河道,史称“黄河夺淮”或者“黄河夺泗”。单是从这一点上看,泗水与黄河也算是有些关联的。
河伯最早是帝颛顼的大臣,而颛顼氏是奉猪为神的。颛顼的父亲叫做“韩流”(流去水),《山海经》说他长着一只大猪嘴。可能由于韩流的形象过于荒诞不经,司马迁便在《史记·五帝本纪》干脆将其删除了。于是颛顼便由黄帝的曾孙,升格为黄帝的孙子。所以共工氏的形象是虹,而河伯一家的形象或者图腾则是猪。
伯陵家族世代守护王都空桑,使不受泗水之威胁,因其颇有功劳,故其能够与后羿等军事贵族争风吃醋。待伯陵家族失势后,其子孙却又带着猪的标记回到了安徽的老家凌家滩。至此,河伯家族与共工家族又重新走到一起。但从此以后,北方的水神河伯、洛伯等,与南方的共工氏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伯陵的儿子“延”,《山海经》又称做“延维”,是一条长着两个脑袋的蛇,这个形象,似乎又恢复了共工家族的特征。古文“虹”字的写法,确实是由一个“工”字和一条两头的蛇组成的。
图8-6:古本《山海经》插图之“屏蓬”和“?踢”。一看就明白这俩是同样的一类东西。结合图三十二,就知道并封、屏蓬和?踢都是同类,或为共工,或为河伯,均为雌雄同体之双头水神。
而共工的后代术器,《山海经》又称做“?踢”,也是一头长有两个脑袋的怪兽。此外《山海经》还有两个与“?踢”一模一样的怪兽,一个叫做“屏蓬”,一个叫做“并封”。很显然,“屏蓬”就是“并封”,而“并封”却是一头前后(或左右)都长着猪头的大猪。
封豨、并封、屏蓬等,原本都是河伯之别名,只不过封豨只有一个头,他是大野猪的原始形象,而并封、屏蓬等,又加入了共工氏两个头(虹)的元素。所以,并封和屏蓬,是共工家族与河伯家族重归于一家的象征。
在凌家滩,不仅出土有举世无双的大玉猪(即封豨),而且还出土有两个头的猪(即并封),两头的猪中间再加上一只鹰,鹰的胸前再加上一个八角形太阳纹的玉饰。这是一个惊天的大发现,《山海经》中的怪物,司马迁所不敢言者,赫然就在凌家滩出现了,从此以后,谁还敢轻易去怀疑集怪物之大成者《山海经》的真实性呢?至于玉鹰与双头猪的组合象征着什么,《山海经》中也有记载,作者将在后续的章节中详细地加以解读。
(本章到此,下一章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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