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楼诗选》（以下简称《诗选》）一卷，金人瑞圣叹著，刘献廷继庄选。
金圣叹以文学批评著称于世，其诗作原已在集中刊行的，仅《沉吟楼借杜诗》二十五首，另有一些残章零篇，分别见于金昌《叙第四才子书》、刘献廷《广阳杂记》、袁枚《随园诗话》及金圣叹自己的批文所引。今《诗选》共录诗三百八十四首，分古乐府、五言绝、五言律、五言排律、五言古、七言绝、七言律、七言古等类依次排列。每一类又大都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刘献廷当时所选录。献廷字君贤，又字继庄，生于清初，无意仕进，对于降清文士多有讥评；为学“博览经史百家”，“议论不随人后”，自称幼年读庄子“便有放翻宇宙之眼界”，后特以“继庄”为字：“庄者，庄子也”；在文学上，也重视戏曲小说，认为“好唱歌看戏”和“看小说听说书”，乃是人之“性天”，不能“百计禁止遏抑”，而当“因其势而利导之”，所以“戏文小说乃明王转移世界之大枢机，圣人复起不能舍此而为治也。”正因为他的政治态度、哲学思想、为人作风和文学思想与金圣叹多有相通之处，故“生平极许可金圣叹”，在《广阳诗集》中就有《题唱经先生像》一诗，给金圣叹以极高的评价：“忽有仙山在别峰，通身香气似芙蓉。千里，独上瑶台十二重。”
目前，大家把金圣叹只是当作一个有影响、有争议的批评家，故《诗选》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是研究金圣叹生平和思想主要资料。原来，关于金圣叹的第一手情况，主要是从他的杂著中零星知道一些，此外，就得靠一些笔记传闻了。因此感到少，又常失之于谬。《诗选》无疑可以补充和纠正不少有关金圣叹的情况。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当然是关于金圣叹的家庭和生活，大家原来只知道他“年虽幼而眷属凋伤独为至多”，除了族兄金昌外，在晚年的书信中还出现过金丽、金佶、金希等一些族弟，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还有嫡亲的一兄金境、一弟金岸先和一妹[9]。他们在小时候生活还比较优裕，“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但“一自耶娘为异物，至今兄弟并差池”（《念舍弟》），家境看来也逐渐中落。金圣叹在《十六日三弟岸先手札并诗，率答二绝》中提到：“髯珣超群又绝伦，大哥三弟更奇人。人家只道我家富，这样贫来未是贫。”这说明了他们兄弟都有一点超群绝伦的“奇人”味，同时又点明了他的家庭由人家印象中的富逐渐转向贫了。这恐怕还在他三十岁之前。以后清兵南下，“苦遭丧乱”，更加困顿。关于金圣叹以后的贫寒生活，在《水浒》、《西厢》的批文中也提到过几次“家贫无资”之类的话，在《西城风俗记》中也发过“可怜天下更穷似圣叹”之类的感慨，但总的来说还比较笼统，给人的印象也只是冬夜批书时没有酒喝和“无力刻书”之类[10]，而《诗选》记述的就比较具体得多了。他的一个八口之家，常常吃的是“无米又无菜”[11]，穿的是“一尺缝衣买不能”[12]，连妻子也弄得襟裙不复全“[13]。正因此，朋友们不得不来”宽柴宽米“，甚至送酱送醋，送菜送酒来接济一些。比如《辛巳大饥，无动惠米志谢》一诗，就是记录他家正在”妻孥相对饿“时，犹如”亭午清齐水一盆“，人家送米来了。有时人家不送来，就只好老着脸皮去乞了，《失题》一首就说他”饥驱陶令叩山门“的情况。这种生活的窘况，在《道树遣人送酱醋各一器》中描写得很具体，很可怜：
篱豆畦蔬一例迟，瓶空罍倒四邻知。
正留僧饭水淘钵，惊得公书唾满颐。
馋子背人先染指，老妻报我只攒眉。
无盐三月东坡急，汲水求薪闹晚炊。
毫无疑问，金圣叹的生活是窘迫的，但他毕竟还是一个主要靠剥削来维持生活的小地主，和真正的劳动人民是有所区别的：
一夏随僧餐白粥，忽逢租户饷蛑蝤。
小妻私酒又新熟，白佛开斋过好秋。（《效李义山绝句》）
以上这些，就是《诗选》为我们提共和补充的，关于金圣叹的家庭和经济生活的概况。在封建社会里，一个文人的经济地位、生活情况，和他的政治倾向、创作思想无疑是有一定联系的。“文穷而后工”，是一句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名言。我们不可想象一个饫甘餍肥、深居简出的达官贵人与人民群众有多少共同的语言，尽管他们常常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救星、真理的化身。金圣叹一生穷秀才的生涯，虽然没有使他跳出阶级局限，倾向农民革命，但他低下的地位、困苦的生活就是能使他切身感受到社会的黑暗、群众的疾苦，能起来抨击腐败的政治和呼吁改变劳动人民的遭遇，以致最后挺身而出，为反对贪官酷吏而献出了生命。正在这基础上，《诗选》中就有一些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歌。如《兵战》反映了“黔首”希望摆脱“旧人书里失，新哭巷中多”的灾难。《下车行》从侧面描写了“阖闾遗黎去四方，东南岂是无良畴？虎冠飞择遍诸县，县县大杖殷血流”。特别是《秋雨甚，田且坏》一诗，并不是平平地写了一场自然灾难，而是追究了社会的责任，并用讽刺的笔触，把矛头直指了“新世界”的“圣人”，这不能不说是可观的：
曾闻董子占繁露，积雨其民有大忧。
幸入圣人新世界，如何潦水坏田畴？
忸怩蚯蚓升堂陛，细碎鱼虾实浍沟。
军事正兴都尉正，不知何计应徵求？
金昌、李重华、邓之诚等在谈到金圣叹的诗时，一致认为他在学杜上下了功夫，“实以老杜为归”。很清楚，金圣叹学杜不仅仅在形式上，而且也在思想上。这正象他推崇和学习《庄子》、《离骚》、《史记》、《西厢》、《水浒》一样，都不仅仅在形式上，而且也在思想上。不过平心而论，金圣叹的那种了解人民、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的思想和言论，在《诗选》中表现得还不如在《水浒》、《杜诗解》及其他一些杂著中那样充分。可惜的是，那些民主性的精华过去早被一些粗暴的结论一笔勾消了。
长期以来，金圣叹之所以被否定，是由于被戴上了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罪证是什么？主要就是一部批改的《水浒》。具体而论，就是金圣叹在批《水浒》时，一、直接咒骂了农民起义（主要在序文中）；二、丑化了“农民革命领袖”宋江；三、腰斩《水浒》以恶梦结束；归结起来一句话：因为反对农民起义，所以反动。诚然，金圣叹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在《诗选》中也有一些诗流露了他“诚忧盗贼时”（《元晖渡江》一首）。这也确实是作为一个封建地主所表现出来的落后的，反动的一面。但是，历史实在是喜欢捉弄人的。金圣叹在封建社会中被封建文人所咒骂的主要罪状，也由于是批改了一部《水浒》。所完全不同的是，他们认为金圣叹批改《水浒》是“倡乱”，是“惑人心”，因而“其罪不可胜诛”。同样一部金批《水浒》，竟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难道就不值得深思吗？现代的金圣叹研究者，曾经从《水浒》的金批中举出不少事例来说明金圣叹具有进步的一面。比如，他们指出金圣叹尖锐的揭露了封建政治的黑暗、腐朽和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理。《水浒》一开头，金圣叹就将“洪太尉误走妖魔”改为楔子，反对将“误走妖魔”作为惹起起义的祸胎，而是把高俅出场作为第一回，并在总批中劈头指出：“不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使读者“深知破国亡家结怨连祸之皆由是辈始也”。全书评语中，对高俅等贪官污吏痛加鞭挞、严厉批判，并把他们的存在作为封建政治中的普遍现象来看待，认为此辈横行，势所难免，“欲民之不叛，国之不亡，胡可待也。”（第五十一回批）而民“非生而为盗”（《宋史纲》），他们入水泊，乃“有迫之必入水泊者也”。（第三十一回批）特别可观的是，他还把矛头引向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第一回第一句评就提醒读者“有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之痛”，后又接着指出“作者于道君皇帝每多微词”，叫读者不要放过最高统治者。
又比如，他们指出金圣叹对受迫害的人民及其反抗斗争是赞美、同情的。《楔子》批“本山虽有猛虎，并不伤人”时写道：“一部《水浒传》一百八人总赞”。在十四回阮小五不去坏仗义疏财的 盖的“道路”的话下又批：“《水浒》一百八人人品心术，尽此一言”。第三十七回李逵一出场，就亲切的批道：“李大哥，来何迟也！真令读者盼杀也！想杀也！”他对李逵的总评是“不可以威胁，不可以势服，不可以利劫，不可以智取”（第三十七回批）的“有宰相胸襟”（第六十三回批）的“真正仁人孝子”。（第四十二回批）对于其余众多的梁山英雄，他都作了出自肺腑、决不做作的赞美。对于“造反”，他不仅不反对，也流露出同情之感、溢美之词。就是他讨厌的宋江在浔阳楼吟反诗时，批语也不断赞美宋江的所作所为：“突兀淋漓之极！”“突兀淋漓之笔！”“其言咄咄，使人欲惊！”后来，宋江系狱，李逵道：“吟了反诗，打甚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批语：“骇人语！快绝！快绝！”特别是对梁山英雄的拒捕官兵，攻城夺县等武装斗争，也同样是赞叹不已。因此，正如有的研究者说的，不能简单地说金圣叹反对农民起义。有的甚至反问道，中国文学史上又能找出几位对农民英雄寄予了如此“有限同情”的文学家呢？当然，无可否认，金圣叹的这些思想和言论是深深地打着他的阶级烙印，暴露着种种局限。但应该指出的是，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能象他这样大胆地、热情地对这样一部书、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些事，作这样歌颂的，实在是不多的。再联系到金圣叹批《水浒》之外著作中的一些闪烁着民主性精华的言论，以及在我国文学家中罕见的以生命贡献给反贪官斗争的事实来看，给他戴上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无论如何是可以讨论的。
事实上问题很清楚，金圣叹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对于这种复杂性、矛盾性是决不能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所能了事的。假如我们仅仅以曾经反对、咒骂农民起义这一点来给一个在封建社会中某一方面有一定贡献的文人戴上“反动”的帽子而打倒的话，恐怕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思想史就只能成为一团漆黑了！那些起劲地给金圣叹戴帽子的研究者是很喜欢用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至稍前的李贽等人来同金圣叹比较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黄、顾、王以及李贽等不反对农民起义吗？难道也因为他们反对农民起义、甚至侮蔑一般的“庶民”为“禽兽”就可以把他们戴上帽子、简单否定吗[15]？再以金圣叹十分推崇的杜甫来说吧，难道因为他也写了一些如《喜雨》之类的反对农民起义的诗歌后，就能否定他的伟大吗？看来，对于古代的作家作品，不正视其思想的复杂性，不作具体的分析，不分辨其精华和糟粕，而只是片面地抓住其消极、落后的一面，无限扩大，无限上纲，然后一棍子将他（它）打死，这是行不通的。
在分析金圣叹等古代作家时，与抓其一点、无限上纲的情况相呼应的，还有一种流行的“归根到底”论。这是用来对付古代作家积极、进步一面的。你要肯定金圣叹反对贪官酷吏吗？他说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争吵，归根到底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农民起义。你要肯定他同情和赞扬农民英雄及其斗争吗？他说这是从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同情，根本不会丝毫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你要肯定他具有民主思想的萌芽和进步的政治理想吗？他说这些也只是具有表面价值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归根到底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反动的、封建的秩序。如此等等，这种“归根到底”论似乎是永远正确的，因为这是所谓从本质上看问题。然而假如仅仅用这个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地具体分析古代作家在历史上有何进步作用和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的话，那一部古代文学史、思想史都可以用“归根结底”的模式来一套，随后一言以蔽之曰：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都是糟粕！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一个古代作家，其落后的一面被人无限上纲，其进步的一面又遭到一个“归根结底”，左挨上一根棍子，右戴上一顶帽子，那我们怎么能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怎么能科学地分辨其糟粕和精华，怎么能正确地贯彻批判继承的原则呢？
在金圣叹研究中有争议的，还有一个金对待清统治者的态度问题。本来，在文网特严的清代，人们是不大敢涉及这个问题的。廖燕在《金圣叹先生传》中首先提到了这样几句话：“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除朋友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这段话约写在金圣叹死后三十五年[16]。这里所说的“更名人瑞”、“坐贯华堂”等具体细节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但总的要说明的意思还是比较明确的。后来张仲仁在《阳山十八人祠记》中进一步谈到“哭庙诸生怀光复明社之志，缇骑搜其家，得与嘉兴友人书，多不讳语，故借哭庙事以罪之。”联系当时哭庙案与同审的“镇江失机”、“金坛叛逆”等案最后都以反叛罪论斩，以及当时“城中讹言大起，有言尽洗一乡者，有言欲屠城者，人心惶惶，比户皆恐”的情况来看，这个记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然而现在毕竟难以找到直接的证据。解放后，有人根据当时整个民族斗争的形势和金圣叹的一些具体表现，认为他具有抗清的爱国思想。此论当然遭到了“反动文人论”者的鸣鼓而攻之。既然已是“反动文人”，怎么能允许他有“爱国”的思想呢？他们不但说金圣叹没有一般的民族气节，而且进一步说他是一个对清统治者卑躬屈膝的奴才文人。其证据是什么呢？像样的只有一条，即《诗选》中的一组《春感》诗。《春感》诗共有八首，首先披露者取其所需，只引了几首。今天，为了说明问题，不防将其全诗及序公之于下：
春感八首有序
顺治庚子正月，邵子兰雪从都门归，口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具有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
忽承帝里来知己，传道臣名达圣人。
合殿近臣闻最切，九天温语朗如神。
半夜虚传见贾生，同时谁会见长卿。
卧龙只合躬耕死，老骥何由仰枥鸣？
岁晚鬓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
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
三十年中蜡烛催，桂花开又杏花开。
至公堂下双行泪，千佛灯前一寸灰。
短短青蓑连夜织，萧萧白发满头来。
水云深处钓鱼去，谁识磻溪王佐才？
一江春水好行船，二月春风便到天。
尽卷残书付儿子，满沽清酒酌长年。
半生科目沉山外，今日长安指日边。
借问随班何处立？香炉北上是经筵。
东方对仗诉臣饥，便是三冬学总非。
实有五丝来补衮，敢将八口仰垂衣。
云霞开曙趋龙阙，笔墨承恩近凤帏。
干禄旧曾闻圣训，进身早已畏天威。
不愿双牙鼓角喧，并辞百里簿书繁。
点朱点墨官供笔，论月论年勅闭门。
万卷秘书摊禄阁，一朝大事属文园。
勒成盖代无双业，首诵当今有道恩。
张得朱丝久不弹，钟期更比伯牙难。
何人立悟空山雪？似汝芳香竟体兰。
千里归来尘未洗，一天欢喜泪无端。
眼看梅蘂添春色，心识松枝保岁寒。
维缙冬春学佛期，瞻由风雨对床时。
何曾袖里无玄草，所至堂中有白椎。
欲去非为藏凤德，适来岂是斗蛾眉。
平生性不求闻达，除却家兄说向谁？
对于这《春感八首》，我们只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叩首敬赋”、称“帝”称“臣”这类作为一个生活在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不得不用的套语后，对全诗加以全面分析，就很难得出他对清统治者卑躬屈膝的结论。在封建社会里，一个下层的、普通的文人，一个长期被封建卫道者“同声詈之”的“异端”，“忽承帝里来知己”，当然会使他感到意外，有所感动。“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一想起他长期以来遭到的种种“疑谤”和“痛毁”，此时不能不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他觉得自己是高尚的，而那些营营不休的卫道者是渺小的。于是，他也有点飘飘然起来，自负自己是“卧龙”式的人才。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识磻溪王佐才”？他深知自己是不会为时所用的，而更重要的是，他是“进身早已畏天威”，“不愿双牙鼓角喧”，并不想去为清统治者当爪牙。他的个人理想主要就是希望有一个闭门读书的优裕环境，以最后“勒成盖代无双业”。特别是最后两首，他用十分明确的语言申明了“平生性不求闻达”，“心识松枝保岁寒”。假如说金圣叹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开始时曾经有过一时冲动的话，那么最后也是被冷静的理智克服了。这怎么能说像一个奴才呢？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春感八首》仅仅是一组诗，假如我们对此还感到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的话，那么应该而且必须把他三百多首诗来一个全盘考察。本来，在大多数人看不到《诗选》的情况下，挑出一些个别的诗句，肆意引伸、欺骗舆论的做法是不足娶的。我们认为，一个人将《诗选》从头到尾那怕是最粗略地读一遍的话，也会得出金圣叹同清统治者不调和的结论。在整个《诗选》中，占比重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是他对故明的怀念、对清统治者的不满和表示要保持自己的气节。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有以下几首：《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外甥七日》、《元晖来述得生事》、《有感呈诸同学》、《是夜读杜诗有怀明人法师却寄二十四韵》、《上元词》、《板桥》、《苏台怀古》、《窗前古梅》、《咏桐》、《题渊明抚孤松图》、《塞北今朝》、《殿下双松》、《昨夜梦看德辅庭中野树记之》、《看梅思知止先生》、《对雪》等。为说明问题，这里不妨略引几首。先看《外甥七日》，这是记录了他在清兵刚下江南时的情绪：
乱离存舍妹，艰苦得添丁。敝宅人常说，啼声我既听。四郊方斩馘，七日尔生灵。造物真轻忽，翻欢作泪零。
据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载，当清兵占领苏州下薙头令后不久就屠城民一天，“自北察院杀而南及葑门，老稚无孑遗”。接着，嘉定被“屠戮无遗”，昆山也“杀戮一空”，就是离苏州不远的沙溪、横泾一类小镇，也被“杀人万计”，“积尸如陵”，“七浦塘一水蔽流皆尸，水色黑而绿，行人以草塞鼻，真可哭可涕。”金圣叹这里所说的“四郊方斩馘”，就是对这种野蛮行径的血泪控诉。《清诗纪事初编》所引的《塞北今朝》也同样这个主题。在一阵野蛮的屠杀之后，清统治者就兼用了高压和利诱两手，使汉族知识分子纷纷就范。那么入清几年后，金圣叹的态度如何呢？这里再引一首《题渊明抚孤松图》：
后土栽培存此树，上天谪堕有斯人。
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逸民。
三迳岁寒唯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
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
金圣叹是很喜欢通过咏景、咏物来曲折地表达这方面的感情的。这类诗较多，这里也举一首《咏桐》为例：
紫凤西飞竟不归，冰根雪干欲何依？
不如断作雷家样，一曲广陵天下稀。
当然，这些诗都是写在《春感八首》之前，或许还不足以说明他的“晚节”，因为《春感八首》是写在他被杀的前一年。实际上，要问他的晚节如何，像《杜诗解》中的一些批文早就可以说明问题了。不过，这里既然在谈《诗选》，我们不妨再从《诗选》中来找例证，因为《诗选》也为我们保存了几首明确表明时期的诗，如《庚子秋感》和《辛丑春感》等。从这两首诗中可以看到，金圣叹在生命最后的一年里，感慨的也只是“乱世黄泉应有路，愁人孤枕总无情”。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曾经欣赏过他的作品，也使他一时间有点受宠若惊，但到现在，他更清醒地认识到那位死去的“虞舜”顺治（“虞舜”与“灵修”对仗，主要是用来借指皇帝的意思），不过是一个荡荡无思、不察民心的楚怀王式的“灵修”而已。自己的作品受到他这样的人的欣赏实在也是毫无意思。“凌云更望何人读？封禅无如连夜烧”，目前所企求的，只是“还馀几日作渔樵”。至于另一首《陈定斋大仆，辛丑春初索得男，正值普门诞日，是日郡县恭接今上登极诏书适至，赋诗纪瑞》，主要是为陈“得男”而纪瑞，并非为康熙“登极”而谀颂，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假如用这样的诗来证明金圣叹是拜倒在清廷阙下云云，实在是软弱无力的。总之，统观《诗选》，我们虽不能把金圣叹的所谓“抗清的爱国思想”估价太高，但他也不是一个对清统治者卑躬屈膝的奴才。我们并不否认当他听到顺治高度评价他的作品而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时，在思想上曾经有过一刻的动摇，并对他以后的思想也有所影响。但从总体来看，他和清统治者还是不合作的，是抵触的。这也正如俞鸿筹为抄本《诗选》所写的读后记上所说的：“今阅《诗选》中如《甲申秋兴》、《效李义山绝句》、《塞北今朝》、《元晖来述得生事》诸作，亡国之思触处多有，当时文网綦严，犯者辄有不测，选此诗时想见慎之又慎，而仍不免错杂其间，此诗后之流传不广，良有以也。”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到金圣叹的为人并非只是“性滑稽，喜诙谐”[17]，而是也有其深沉抑郁的一面。长期以来，人们多把金圣叹视为“滑稽之流”[18]。到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林语堂一伙也把他捧为幽默的大师。鲁迅在同论语派作斗争时，几次提到了金圣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在谈到金圣叹临刑时，鲁迅引用了梁章钜《归田琐记》中的一句话：“杀头，至痛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大奇！”[19]然后下结论说：“但总之：一来，是声明了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二来，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20]鲁迅在这里尽管声明金圣叹的话“不知道这是真话，是笑话；是事实，还是滛言”，但在所谓评论《水浒》时不少人是把它当“真话”广为传播，致使广大群众乃至学术界都把金圣叹当作林语堂一流只是讲讲笑话的帮闲。其实，金圣叹的怒骂也好，喜笑也好，都是深深地扎根在抑郁悲愤之中。假如他的批文确是较多的表露了疏荡不羁、滑稽善谑的一面，那么他的诗歌则较多地显示了深沉的忧郁、哀愁痛苦的一面。就是他的死，也决不是梁章钜或者更早一点的王应奎所记的说了句笑话后“一笑受刑”，而是充满着悲愤，内心是十分痛苦的。本来，关于金圣叹临刑以及哭庙的主要记载有多种，若以时间先后为序，当首推成于康熙六年的顾予咸的《遭难自述》和差不多同时的无名氏的《辛丑纪闻》（《哭庙纪略》当于康熙三十年后的《辛丑纪闻》的删改本）[21]，以及《研堂见闻杂记》等；其后为康熙三十二年修撰的《苏州府志》卷十一《杂记》类所记和约为康熙三十五年的廖燕的《金圣叹先生传》；再后，就是生于康熙二十三年的王应奎的《柳南随笔》等笔记，至于梁章钜的《归田琐记》问世，离开金圣叹临刑时的情况，如《研堂见闻杂记》、《苏州府志》等。下面就记述到金圣叹临刑情况的摘录如下：
《辛丑纪闻》：“其（金圣叹）寄狱卒家书云（《哭庙纪略》为‘金圣叹家书云’，下同）：‘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若朝廷有赦令，或可相见；不然，死矣。’”
《金圣叹先生传》：“临刑叹曰：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
《柳南随笔》：“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
这些记载的演变很清楚，开始金圣叹在感慨“无意得之”之后是说“不亦异”，后就传为“大奇”，再加上“一笑受刑”了。至于“临刑”的时间，也有两种理解，一种记为上刑场前，一种是说在刑场上。其实，于上刑场前，正如当时在狱中的顾予咸所述：“十八日（临刑之日）外传旨下，狱中哗然，有托后事、托家事、托尸事者，呜咽长号，不绝于耳，最乱心曲”，那有什么“临行时饮酒 若，且饮且言”，乃至说说笑话的怪事。《辛丑纪闻》所说的“寄 卒家书”，乃是临刑前十几天的事。当时虽然处斩的圣旨已下，金圣叹等还不知道，还存在着生的希望，根本还不想去“一笑 刑”。至于上刑场时，据《辛丑纪闻》载：“是时四面皆披甲围定 抚臣亲自监斩，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 旗，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 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一人皆毕命。披甲乱驰，群官皆 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可见，金圣叹临刑 话云云，纯属传闻，不足为据。那么，金圣叹临刑前究竟怎样态度？
《诗选》替我们保存了三首诗：
绝命词逸诗
以下三首皆先生临难时作也。
鼠肝虫臂久萧疏，只惜胸前几本书。
虽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待何如！
与儿子雍
吾儿雍，不惟世间真正读书种子，亦是世间本色学道人也。
与汝为亲妙在疏，如形随影只于书。
今朝疏到无疏地，无着天亲果宴如？
临别又口号遍谢弥天大（疑作下）人谬知我者
东西南北海天疏，万里来寻圣叹书。
圣叹只留书种在，儿子雍。累君青眼看何如？
在这三首诗中，哪有一丝说说笑话的影子，哪有一点收场大吉的意思！有的只是对自己事业的执著，有的只是对贪官酷吏的控诉，有的只是求留“书种”于未来！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集中地看到了金圣叹的为人，可以澄清一些长期以来被传闻弄糊涂了的假象。
当然，我们在这里丝毫没有贬低鲁迅的意思。鲁迅是伟大的。但我们对于鲁迅的话也应该全面地、实事求是地学习和领会。鲁迅在论及象金圣叹这样的古人时，有的是在学术著作中作冷静的分析，有的是在杂文中顺便带及。就是前一类著作，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论在观点上还是在材料上，都难免有疏漏的地方。至于后一类文章，我们假如形而上学地摘引其片言只语来作为评价古人的金科玉律，恐怕往往会产生问题的。比如就以《谈金圣叹》来说吧，它的主要精神在于批判论语派、新月派等资产阶级文人，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就评价金圣叹或《水浒》而言，有些话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比如，以否定的口气来说金圣叹提高小说传奇的地位是“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就是一例。本来，后人对于前人的“唾余”往往有意无意地会碰到的。就以鲁迅下文所说金圣叹的批文“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来说，在他之前胡适就在《水浒传考证》中说过类似的话，而在胡适之前，还有个叫燕南尚生的在《新评水浒传叙》中也提到过。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清楚前人的“唾余”是对的、进步的，还是错的、落后的。假如基本上是可取的，就不但要拾，而且还要加以发扬；假如是不可取的，那就不管是什么圣人权威，都不能拾，更不能用此来吓人、骗人。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科学事业才能进步和繁荣，我们对于金圣叹这样的人物的研究也才能深入。
综上所述，《诗选》保存着研究金圣叹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资料。但是，《诗选》毕竟是一部诗选。作为文艺作品，也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作品的思想性而言，上文提到的《秋雨甚，田且坏》的思想性，就是寄寓于辛辣的讽刺之中。《甲申秋兴》之一对南明官吏腐朽的抨击也是别具特色，十分风趣：
虾蛆先死大鱼继，惟有螃蟹日彭亨。
先生破斋买蟹吃，怪他着甲能横行！
再如《燕子》一首，使人自然而然地对那种假装正经、神圣的统治者发出轻蔑的一笑：
殿中双唱御经筵，殿下千官未进笺。
燕子不知防执法，啣花正堕圣人前。
其二，吸取民歌养料，语言自然流畅。金圣叹接近底层，对民歌是十分喜欢的。在《西厢》的批文中，常常对一些民歌赞叹不绝。因此他的诗很象他的批评文字，犹如行云流水，自然通畅，没有那种学究气、古板味。有些诗就写得很有点民歌的味道，如《癸未秋兴之二》：
蚊子秋来大如蜂，衣裳郎亢冠髼松。
咬人人不计较汝，岂得数日还相逢？
其于拟作中见真精神。《诗选》中拟作较多，有拟李商隐、常建、崔液等，最多的当然是拟杜甫。明代以来，在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般文人多有拟作，但往往是优孟衣冠，没有自己的真精神。金圣叹于明亡之后，有许多难言之隐，不能明说，除了借咏景、咏物等来抒发自己的怀抱之外，就巧妙地利用拟作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在《上元词》（拟唐崔液）的附记中交代得很清楚：“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偪侧，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因此，金圣叹拟作往往能做到既肖古人，又有真我。例如《效李义山绝句》：“身似作往往能做到既肖古人，又有真我。例如《效李义山绝》：“身似多情秋蛱蝶，不曾飞上别枝花。”既象李义山的情诗，又表示了他对亡明的忠贞。又如拟杜《凭韦少府班松树子栽》，抒发了他不管风吹浪打，坚信自己事业改必胜的豪情：
院花朝盛晚间衰，那得风霜不打枝。
数寸问君能觅得，龙鳞千尺在他时。
总之，不论把《诗选》当作研究金圣叹的资料，还是把它当作一部诗集，都值得一读。但这并不等于它没有糟粕和局限。金圣叹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如前所述不可避免地和起义的农民站在对立面，咒骂他们为“盗贼”；在思想上，也常常流露一些虚无、消极的东西；另外还有些庸俗低级的作品。诸如此类，都应该加以批判和剔除。我们希望这本《诗选》早日出版，让更多的人能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地研究金圣叹，以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
金圣叹（1608年4月17日—1661年8月7日），名采，字若采。一说原姓张。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自称泐庵法师。明末清初苏州吴县人，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及杜甫诸家唐诗都有评点。他乩降才女叶小鸾，写下动人篇章，成为江南士人佳话，亦为曹雪芹构思和创作《红楼梦》的素材之一。金圣叹提高通俗文学的地位，提出“六才子书”之说，使小说戏曲与传统经传诗歌并驾齐驱，受推崇为中国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初三，金圣叹生于苏州，童年贫困孤独，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尤其沉迷于《水浒传》，成年后考取秀才，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
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二十岁起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三十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崇祯朝中期最为活跃，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
约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
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神色自若的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他的家人一听，忍不住嚎啕大哭，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而潸然泪下。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悔恨交加，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过身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
传说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又名万峰山，前瞰太湖，风景极佳。邓尉山多梅树，花开时一望如雪，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金圣叹为人孤高，率性而为，个人主义，以才子自居，狂放不羁，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他自幼学佛，劝人向善，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全然虚幻，短暂易逝，充满烦恼失意，一切都不可恃，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出于自然，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他亦不失儒生身份，期待有用于世，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为孔子所赞叹，金圣叹特此取字为“圣叹”。
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批评明末官府苛政，同情被欺压的百姓，甚至主张官逼民反，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对盗匪大肆谴责，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
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
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
他评《水浒传》、《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
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
金圣叹还节评《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其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其文学理论及批评业绩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金圣叹有诗集《沉吟楼诗选》。
金圣叹吸收了明代士人评点古文、史书，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浒传》、《西厢记》和唐诗，他也评点过八股文。明代古文与小说戏曲的评点，大多只是在文章妙处打圈点，提醒读者注意，加上简单批语。金圣叹扩充旧有评点之法，绵密有如经书注释，并勇于改动原文，以“奇”、“妙”等评语自我喝彩，甚至自夸点评无与伦比。他期待读者透过其评点，学会怎样阅读其他文学作品。他自视为权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学评点的目的不是去寻觅古人意思，而是为了与后人交往，对作品的解读，无须与作者原意相同。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
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
20世纪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史家都赞扬金圣叹，胡适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因为他攻击《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度被中国大陆学者批评为反动和“封建旧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服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9] 周作人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金圣叹指《西厢记》第五本并非王实甫原作，乃后人续写，成为权威观点，清代毛声山等人都同意其说。亦有同时代人如董含批评他的评点杂乱无章，胡适则批评其《水浒传》评语用了评八股文眼光，也批评他对宋江诋毁过于主观，无中生有，现代读者已毋须再看其批语。金圣叹对杜诗的评解，诗学上则无重要地位，重要性则远不如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最为权威，收罗完备，但并未提及金圣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