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海宁袁花镇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祖上是官宦世家，在康熙年间最鼎盛时期，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之说。但是到了金庸这一代，几经磨难，家道已经中落，但祖上留下的家底仍然相当富足，有良田3600亩以及一大群仆人。而金庸虽生活环境优渥，但之所以有如此坚实的写作基础，不得不提他家里的一屋子藏书。
金庸祖上大多都是学识渊博之人，留下许多书籍，而金庸从小就秉承了祖上血统基因，年纪轻轻就痴迷于家中藏书。一整天到晚，他只管做一件事，就是泡在书堆里看书，常常读的废寝忘食。金庸有这番爱好，虽是好事，但是父亲却烦恼起来，害怕他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会读出毛病，于是就想方设法带他出去玩。有一次父亲带他出去放风筝，转头却不见了人，着急找了大半天，急哭说，“怕是被别人拐走了。”然而回家一看，又哭笑不得，“这小子正泡在书房看书呢。”
而金庸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是偶然间在书房翻到了顾明道写的《荒江女侠》，当时他随手一翻，就读的血脉贲张，惊叹道：“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自此才与武侠小说结下了不解之缘。
值得一提的是，金庸虽爱看书，却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真正的处女作也并不是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而是一本名字叫《给初中投考者》的试题精编。他的脑子里继承了几分祖上的生意头脑，这本书畅销多省，赚到的钱足以供他上大学，而那时的金庸才年仅十五岁。
金庸之所以能成为武侠大家，并不仅仅是在后天遨游书海中形成对侠客驰骋江湖的向往，同时也来自于他骨子里的不安分。读书时成绩优秀是他的优点，然而他却并不是那种三好学生，“天生自由散漫、不守规矩”，是他性格的一大体现。
1940年，查良镛考入浙江联合高中，文笔极佳的金庸有幸成为了学校壁报的常客，然而他却借着优秀的文笔，抓住了嘲讽老师机会。曾经就大胆地在壁报写了一篇叫《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引来大批同学围观。
“阿丽丝小姐来到校园，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伸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学生：我叫你永不得超生……”
围观的同学看了都拍手称快，文章中的“眼镜蛇”就是指学校的训导主任，而“我叫你永不得超生”一语，正是训导主任的口头禅，此番大作缘于金庸常常看不惯训导主任的各种行径，比如“瞧不得他有事没事就辱骂学生”，故此也算是作为一名侠客用笔锋来仗义执言。
然而，这名训导主任也不好惹，没几天金庸就被开除了，只好转学到了衢州中学念完了高中。
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被开除过一次，足以咂舌，然而金庸尴尬的是，他被开除过两次。
金庸在青年时期目睹了国破家亡，母亲和弟弟也在战乱中去世，所以他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来实现自己“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政治抱负。1943年在重庆读大学的时候就选择念外文系，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然而很遗憾，金庸性格直，不安分外加年轻气盛，看见国民党学生殴打异党学生，一下子看不过就冲到政务处质问学校领导，结果遭到了学校的勒令退学。外交官的梦想也死于他的行侠仗义，虽然在后来他曾有机会当上一名外交官，但因规矩太多脑壳疼，最终也放弃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由散漫的性格确实不适合做这个职业。外交官的规矩太多，说不定做到一周我就被开除了。”
1946年那个秋天，是真正改变金庸人生走向的一年。《大公报》向全国招人，竞争对手有3000多，而金庸以第一名的成绩千里挑一进入了大公报。之后又于1948年被派往香港参与《大公报》复刊工作，而这一年，成为了金庸人生走向的一个转折点。
1950年，《大公报》旗下《新晚报》创刊，金庸被调到《新晚报》，做了副刊编辑。1954年，《新晚报》报道了一出擂台比赛，结果号外一出，报纸全卖光，总编辑罗孚突然灵光一闪，把擂台的打斗跟武侠小说联想到一起，于是决定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但此时执笔的并不是金庸，而是他的同事陈文统，直到1955年2月初，陈文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仍苦思不出下一部小说该写啥，于是总编辑罗孚临危受命金庸，“梁羽生（陈文统笔名）顾不上了，只有你上了。”这才有了金庸，才有了名作《书剑恩仇录》，而此前金庸一直叫查良镛。
从1946到1957，金庸在《大公报》工作了整整十年，扎根了深厚的感情，但因社会时局和政治风气开始变得复杂，走到哪里都是一片说谎声，就连《大公报》也开始说谎。随后他以一句“我必须发声。”离开了《大公报》，于1959年和同学合资创办《明报》。
《明报》于同年5月20日出刊，每天的头版都会有一篇社会评论，针对当下时事新闻发表正义独到的见解，但遗憾的是，《明报》销量低迷，完全辜负了金庸的一片侠义之心。合资的同学沈宝新担心道：”你写武侠小说连载吧，不然这样下去半年就得关门了。“于是，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神雕侠侣》《飞狐外传》《倚天屠龙记》，报纸的销量也迅速飙升，但这也给金庸惹来了不少麻烦。
因为成为了公众人物，金庸除了在《明报》上与上家《大公报》论战外，还不遗余力地持续伸张正义，但这必然触碰到某些人的利益。金庸就曾经被列为排名第二要消灭的香港人，排名第一的林彬已经被烧死了。此时金庸也并不是不害怕，为了安全，曾准备过十块车牌，每天换一个迷惑想害他的人，风声最紧的时候，还跑去欧洲避了一个月风头。对于这种危险时期，金庸尤为彰显了侠客精神，他说：“我虽然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内心不免害怕，但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以至被我书中的英雄瞧不起。”
在七十年代后，时局舆论归于平静，彼时的《明报》已是香港第一大报，金庸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虽然封笔，但金庸本人却没有闲下来，八十岁的时候又跑去剑桥大学考了个博士。
金庸先生笔下的快意江湖圆了几代人的武侠梦，他的离去，代表着一个时代谢幕。缅怀之时，不禁感叹，人生不好比一部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驰骋江湖执侠剑，恣意人生快恩仇。正如先生曾经所答，人的一生该这样度过——“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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