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国中期秦国异军突起，空前强盛的原因，吕思勉先生是这么解释的：“孝公即位之后，用了商鞅，定了变法之令，把全国的人，都驱到‘农战’一途，于是秦国的国势，就骤然强盛起来了。”
将人民的力量全部投入农业生产和战备，连华夏文明原本最看重的祭祀一事也省略了，当然可以在短时间内追赶差距，乃至完成逆袭。秦统一六国，定鼎中原之后，始皇帝延续了“农战策略”，将国家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发挥到了极致，将百姓都驱策至大型工程修建和农业生产中。秦人怎么做到的呢？靠律法。
秦律和别国律法最大的不同，就是较少礼法桎梏，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贯彻变法意图，也就是打击社会中间层力量，使社会彻底原子化，秦王的官吏可以将触角伸向每一个人，原本被贵族和封侯拿走的田赋收入，如今统一归了秦王，而税负要比过去还要重。学术界一般认为：商鞅变法后的秦帝国普通民众，须向国家缴纳年产出的三分之二。
因此在秦律里看到不同于别国乃至别朝的条令并不奇怪，因为它的出发点就不是想让家庭和睦，家族团结，比如民众“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为禁”。再比如丈夫行盗，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盗之物，妻、子与丈夫以同罪论处。凡盗窃及其他犯罪，同户之亲属都须连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发前主动告密，则妻子的嫁妆可以不被没收。
本文要说到的“奇葩”之处，是秦人用身高来定罪。根据云梦秦简，男子身高在六尺五寸以上（含本数）、女子在六尺二寸以上（含本数）就判定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承担刑事责任。秦时调查犯人，通常的格式是‘定名事里’，亦即确定其姓名、职业、籍贯，没有年龄一项，判断嫌疑人是否应该被判刑的最主要依据就是身高。
刘海年先生在《秦律刑罚的适用原则（下）》一文中指出：“从考古发掘看，秦人的身高与今人大体相同，即使当时一般人民群众营养条件差这一因素考虑在内，身高1.38米（如果以六尺为标准）最多的也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秦律把犯罪的责任年龄规定得如此之小，表明了秦刑法的残酷性。”
秦律的这一定罪量刑原则显然与当时“主流”的法律文化背道而驰。西周时期定罪量刑原则的有——耄悼之年有罪不加刑，区分眚、非眚、非终、惟终，前者意味着儿童和老人即便有罪也不受刑，这说明定罪量刑的参考依据是年龄，而非身高；后者意味着要区分主观上是否故意，是否屡犯，而秦律中不论标的物价值几何，无论罪名是否成立，只要存在“抉钥”（溜门撬锁）行为，无论门是否被撬开，一律判处黥刑。
当时的主流法律文化中还有三条值得注意，一是“刑罚世轻世重”，即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而秦国自变法始就“以刑杀为威”；二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也就是审判者（通常是王本人）必须证明自己的判断依据是符合道德律令的，要“详刑慎罚，明察单辞”，也就是要有详细的定罪理由和依据，刑罚要按照不同的情况加以区分，并且量刑要适中；三是“行刑，重其轻者”，也就是能轻判就轻判，教育民众要用德育，也就是使民以德不以刑，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就是这个意思，在秦国盗窃金额超过660钱就要黥面加充作城旦了。
而与继其国祚的汉朝相比，也能看出明显不同。汉朝定罪量刑同样有“矜老恤幼”原则，说明依然是以年龄而非身高作为是否具有刑事行为能力的判断依据，同时受先秦儒家“宽刑主义”思想影响，对老、幼、有疾、妇女采取恤刑之原则，能轻就轻，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还很重视家庭的团结和睦，有“亲亲得相首匿”一说，也就是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谋反”和“大逆”外，均可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不受法律追究或减免刑罚。即便如此，也直到汉文帝之时，被秦统治训练出的民间互相告密之风才算煞住。
秦国有两项刑罚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城旦，二是隶臣。罚作城旦，就相当于是曾经的劳动改造，夜里筑长城，白天防敌寇，相当于工程兵。这项刑罚，起步就是四年。比城旦更惨的，是隶臣，也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他们就是国家的救火队，哪里需要就去哪里，种地、修路、筑城、守田、运输，无所不包。除此之外还有侯、司寇、鬼薪白粲等，同属于劳刑。
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还包括两类人，一类是被罚款但交不起罚款的，用劳动来抵债，干一天活八钱，如果吃公共食堂，一天抵债六钱，但劳改的衣服要自己花钱买，一套一百一十钱。按照秦律罚款动辄“赀一盾”（出一面盾）、“赀一甲”（出一套铠甲）和收税达到三分之二的具体情况，劳动还债的人数相当庞大。另一类是家中有人犯了重罪，家人被“收孥”的，也就是被卖作奴隶，且不得赎身。
劳刑的使用非常之广泛，秦简记载，一个叫“奋”的倒霉蛋偷了价值不到一钱的桑叶，就被判“赀徭”三旬，也就是服徭役三十天；另一个叫“奋”的倒霉蛋偷了一只价值不到一钱的猪腰子用作祠祀，就被判“耐为隶臣”（剃去胡须鬓角，充作隶臣）了。如果数额再高一点，就会被罚去偏远山区当苦力，数额达到220钱，当苦力不说，还要黥面，如果数额到了660钱，对不起，鼻子没了。
为什么秦国律法判处劳刑的罪名如此之多，而量刑起点如此之低呢？恐怕是因为让老百姓服徭役和交税，总不如使唤这些罪犯来得容易和成本低。再怎么征税，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完全吃不上饭，再怎么服徭役，每人一生也就是六年。刑徒就不一样了，一辈子都在工地上要死要活的不在少数，而他们的收入呢？只是每月勉强够吃的粮食。
据魏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悝的计算，一个刑徒，每月最少需要一石半粮食，而秦国刑徒的口粮是男人每月发粮食二石，女人每月发粮食一石半。如果从事劳动终止则停发。身高不足六尺五的男人，每月发粮食一石半；因伤病等原因暂时不能劳动，粮食减至一石。
等等，前面明明提到，身高不及六尺五的男人，是不具备刑事行为能力的，按照惯例一般也不被认为已经成年，但他们的确是出现在了徭役队伍中，说明什么？说明实际上年龄不够减免刑事责任这一律条，只适用于极轻微的案件，按照偷盗不足一钱财物就要充作隶臣的秦律的惯例，可以想见这减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凭身高定罪可就比凭年龄定罪容易多了。比如在一个案例中，有一个少年偷了一头牛，当时他的身高是“小未盈六尺”，应该减刑对吧？但官府先将他“系”了一年，一年之后再量，身高六尺七寸，充作城旦。
了解了秦律的严苛之处后，就可以理解秦国为何有极端强大的动员能力了。据历史记载，仅修建骊山陵就动用刑徒及奴隶七十万人，再加上防备匈奴的有三十万，戌守五岭的人有五十万，如果再算上修驰道、搞运输的人，全国服役的人估计不下二百万。当时全国约有二千万人口，其中二百万壮劳力脱离生产。可以想见，在战国末期的南征北战中，秦国的徭役人数应该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只会多不会少，而当时的人口数显然不可能超过统一天下后的一半。
这样的动员能力，就是今天，恐怕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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